第四章 玄武门之变，兄弟之血铺就登基之路
不要迷恋哥，哥不是传说
在唐朝发生的众多大事件中，“玄武门之变”可以说是重中之重。这场事变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让人们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皇室内部为争夺权势而表现出来的血腥和冷酷。但在“玄武门之变”的残酷背后，成就的却是一个后世难以企及的盛世神话，那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
如今，如果超越时代的局限，站在客观的角度冷静地看待“玄武门之变”，不禁要问，倘若当年不是李世民夺取了哥哥的帝位，那么大唐王朝将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它还会成为后人向往的千古盛世吗？
太子李建成真的如众人所说是个毫无治国才能的人吗？他和高祖李渊以及齐王李元吉在这场事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天之骄子李世民是如何从一个青涩少年逐渐成长为一位独步古今的帝王？又是什么让他最终走上了这条充满血腥的夺位之路？这一切的一切都值得人回忆和深思。
高祖李渊子嗣颇丰，前前后后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在这众多的后代之中，前四个儿子都是正妻窦氏所生，分别是李建成、李世民、李玄霸、李元吉。李玄霸在少年时期就已经去世，所以真正陪伴在李渊身边帮他打下大唐江山的是建成、世民和元吉这三个儿子。
出生在陕西武功的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和中国古代许多帝王一样，李世民的出生笼罩着一层神秘的传奇色彩。据说在他出生之时，有两条龙在李家门前盘踞了三天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故事似乎要告诉世人，这个即将出世的孩子不同于凡人，他是上天眷顾的真龙天子，日后一定会有大作为。
李世民四岁的时候跟随父亲李渊来到了岐州。在这里，李世民父子二人遇见了一个善于摸骨看相的人。这个相士一看到李渊便对他说：“公是贵人，且有贵子。”当他看到年仅四岁的李世民，大为震惊，称他有“龙凤之资，天日之表”，并预言这个孩子到二十岁的时候必定能够造福苍生，“济世安民”，这便是“世民”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些传说虽然都是后世给李世民的溢美之词，有着很多不真实的成分，但李世民后来确实成为了一位后世难以企及的贤明君主。
李世民“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也就是说李世民自小就十分聪慧，并且目光远大，为人大器果断，非常人能比。李世民的这些优良品质除了天资聪慧之外，和他的成长环境也有很大的联系。
李世民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李渊是北周贵族李虎的后人，母亲窦氏更是出身北周皇族，地位十分尊贵。李氏家族和隋朝皇室关系密切，既是骨肉至亲却又出于政治的原因互相防范。在这样一个政治家庭长大，李世民从小耳濡目染，受到了很深的影响。
后来李世民迎娶了当时声名显赫的长孙晟的女儿为妻（即后来的长孙皇后），这为他的政治生涯加分不少。长居于河南洛阳的长孙家族是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人，后来才改姓长孙。这个家族人才辈出，几代之内，出过不少忠臣良将。从政治角度来看，李世民和长孙氏的结合可以说是门当户对。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后来成为了李世民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而她本人自小也是知书达理，在李世民统治期间内悉心辅佐李世民，成为了李世民夺取皇位并开创贞观盛世的贤内助。
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李世民在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才能。他喜爱读书，写得一笔好字，自小又爱好武艺，骑射俱佳，十几岁的时候便能领兵打仗。早在隋炀帝在雁门被围的时候，李世民就参加了勤王的队伍，并有过不俗的表现。
大业十一年，隋炀帝杨广在雁门被始毕可汗的大军包围。年仅十八岁的李世民应诏从军，在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麾下效力。经过仔细的观察，李世民认为始毕可汗之所以敢在这个时候围困隋炀帝，一定是认为皇帝陷于孤境，隋朝援军来不及赶到。所以，李世民向云定兴建议在沿路遍设旌旗并擂鼓响应，用“疑兵”的办法让突厥人以为隋朝的大批援军已经来到，迫使他们退兵。
云定兴听从了李世民的建议，突厥人果然在不久之后便纷纷退去。李渊升任太原留守之后，李世民还曾经帮助父亲平定过盘踞在高阳一带的草寇魏刀儿。在这场战役中，他亲率骑兵突破了农民起义军的包围，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世民在乱世成就一番事业的心便开始逐渐膨胀。从他在狱中同晋阳令刘文静那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少年的野心和气魄。刘文静也认为李世民是“非常人”，并说他“大度类于汉高祖，神武同于魏武帝”，虽然年纪尚轻，却是天纵英才。
晋阳起兵是李唐王朝的开端，李世民在这场兵变中更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且不说晋阳起兵谁是主谋，但是李世民在起义之后率先领兵占领了西河地区，为李氏政权的发展打开了新局面，也是他在李渊遭遇宋老生后欲回太原之时，在父亲的帐外“哭谏”，最终挽救了危局。
唐朝建立之后，年纪轻轻的李世民便因为自己的赫赫功勋被拜为尚书令和右武侯大将军，并被封为秦王。相对于中国古代众多胸无大志且毫无才能，只是靠着“恩荫”来封王的皇子来说，李世民这些爵位和荣誉来得实至名归。封王之后的李世民并没有安于享乐，而是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去了。
武德元年六月到十一月，李世民任大元帅西征。历经了许多坎坷之后最终平定了陇右的薛举、薛仁杲父子。凯旋回到长安之后，李世民官拜陕东道行台、尚书令，奉命镇守长春宫，整个关东的兵马都受他的节制。武德二年到武德三年，军事上日渐成熟的李世民又率军平定了刘武周和宋金刚，夺取了并州之地。
到了武德四年，李世民又奉命领兵开往洛阳，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大对李唐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的割据势力，尽取山东之地。高祖因其功高封他为天策上将，并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天策上将是前朝从未有过的官职，只是李世民功勋太大，高祖才为他专设了这个官职。
击败窦建德，迫降王世充之后，李世民率大军返回长安。凯旋之军声势浩大，身穿金甲的李世民率领一万铁骑和三万武士浩浩荡荡回到了长安。一时间，秦王李世民的威名遍传天下，世人大有知秦王而不知皇上、太子之势。
武德四年七月，窦建德的残部刘黑闼等人在河北起事欲为窦建德报仇，八月，徐元朗也在兖州举兵响应之。刘黑闼的声势日渐浩大，大有重建窦建德大业的趋势，唐高祖又派出李世民前去征讨。
在这些战争之中，李世民展现了他惊人的军事智慧，运筹帷幄，征战沙场，他无不亲力亲为。再加上他善于从失败之中吸取教训，心理素质也极强，天赋加上实践，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将领，更引领他缔造出了唐朝建国之初的军事神话，谱写了一场激动人心的“秦王破阵乐”。
李世民颇为世人称道的军事天才也是后人认为他具备帝王之资的一大因素。首先，他有极其敏锐的战略头脑，善于运筹帷幄，从全局出发，准确地找出突破点并掌握先机。其次，他处事冷静，设想周全，但下命令却极其果断。一旦认定之后便坚持不懈，有极强的忍耐力，且对各种突发状况都应对自如。再者，他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准则有很深刻的了解，大战之前善于观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他还精通兵法，“兵不厌诈”、“以少胜多”、“断其后路”、“乘胜追击”等战略计谋在他的手上运用自如。最后，他善用骑兵，本人更是骁勇善战。在众多战役中，他总是身先士卒，单枪匹马冲入敌军阵营，既壮大了唐军的声势，也给自己网罗住了一批甘心为他效死的将士。
在晋阳起兵之时和李唐王朝建立之初，李氏政权需要整个家族共同出力维持，因此李家父子之间相处得也比较和睦，并无什么争执。所谓“上阵父子兵”，也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同心同德，李唐政权才能够在隋末政权林立的局面中脱颖而出。但当他们一步步走向成功的时候，却因为权力分配不均，父子兄弟之间也产生了矛盾和裂痕。
瀛洲主人李世民
据说，在平定王世充期间，李世民和房玄龄曾经一起去拜访过一位能够预知未来之事的道士。这个名叫王知远的道士从房玄龄口中得知李世民便是大名鼎鼎的秦王的时候，对他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齿也。”并称李世民为“圣人”。
李世民登基之后也曾经说起过这个叫王知远的道士能预知后事，并预言过他自己是“天之骄子”，因此对王知远大加赞赏。或许就是在这个时候，李世民才更加坚定了自己日后要取代太子李建成登上皇帝宝座的信念。那么野心勃勃的李世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自己招纳人才，准备和哥哥李建成一争高下的呢？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愿效死力。”可见目光远大的李世民早在隋末就认识到天下大局即将改变，于是便开始交结天下豪杰，为日后的崛起打下基础。再加上他从小爱好武艺，性格又开朗大方，不拘小节，所以手下有着大批甘愿为他效力的宾客。
晋阳起兵之时，李世民和哥哥李建成实力相当，分别统领着左右三军，两者都是建功无数，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但在唐朝建立之后，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时他的功勋已经远远超过了太子李建成。
李世民是个十分自信的人，自尊心尤其强。他认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远在太子之上，对于哥哥李建成，他从心底是有些看不起的。李世民才华出众，所以一直不甘心于因为“嫡长制”的继承原则就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从而放弃他内心深处一直以来想创造千秋盛世的梦想。在他看来，这个太子之位由他来担任是最合适的不过的。
事实上，早在李世民率军出征各地的时候，他就非常注重笼络各类人才，秦叔宝、尉迟敬德、程知节、李君羡等这些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都是李世民在唐初的统一战争中招揽而来的。李世民揽才有一个特点，就是无论出身如何，只要有出众的才能且能为我所用，便都收于帐下，悉心对待。
比如尉迟敬德本来是刘武周手下的将领，作战勇猛，天下闻名。由于他才能出众，归顺李世民之后，得到的待遇便大大超过了一般的敌军降将。李世民对他关怀备至，并“赐以曲宴，引为右一府统军”。
再如，秦叔宝本来是在瓦岗寨效忠于李密的，李密兵败后归顺于李世民。李世民也是让他在跟随左右，统领秦王府的右三军，十分信任。后来，秦叔宝和尉迟敬德也不负李世民的期望，成为了他的左右手，为他效忠一生。李世民对待人才谦逊的态度得到了可观的回报，其他诸将如程知节、张公瑾、刘师立这些敌军将领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秦王的看重。
李世民南征北战、功勋赫赫，他每攻占一个地方，最为关心的不是争夺金银财宝，而是寻访各地的能人志士。可见这个时候李世民就已经充分重视到人才对自己今后的政治前途的重要性了。房玄龄在唐朝大军进入长安之前就开始为李世民效力，作为李世民的第一谋士，他自然是收揽人才这件大事的重要参与者。他非常善于看人，所以他常常将自己看中的一些人才招纳进秦王府，并且与这些人建立了深厚的交情，确保他们忠心不二，甘愿为秦王卖命。
天下既定，海内渐平，李世民也深知自己武功已经登峰造极，无人能够挑剔也无可挑剔，于是便将发展势力的重心由武转文。为了招揽文人儒士，他先是开设了文学馆，号称“秦王府十八学士”的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人都是文学馆里的学士。李世民“每更直阁下，降以温颜，与之讨论经义，或夜分而罢”，常常在闲暇之时和文学馆中的学士们讨论文章，暗中将其中的有才之人收为己用。
由于李世民的大力支持，文学馆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当时的士大夫都以能进入文学馆为荣，倘若有幸得中就称之为“登瀛洲”，“瀛洲”是古代传说中的升仙之地，以此意喻能进入文学馆即能成仙。对于这些人才，李世民十分重视和珍惜。
例如，杜如晦本是秦王府的王府兵曹参军，后被擢升为陕州长史。李世民的谋士房玄龄得知此事后便对他说：“其他的人都不足为惜，但是杜如晦这个人是辅佐天子的人才。您想要经营四方，少了杜如晦是万万不可的。”李世民听了房玄龄的话大为震惊，马上上奏要求将杜如晦留在秦王府继续担任王府兵曹参军一职，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
除了大肆招揽人才之外，李世民还十分注重收买人心。例如在他攻下洛阳城后，便“分散钱帛，以树私惠”，洛阳城的百姓都对他心存感激。不仅如此，李世民等人还将潼关和崤山以东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人才大量收归自己帐下，后来太子李建成也说秦王身边的多是“山东”人士，原因也是在此。
既然洛阳的民心已经尽归李世民所有，他遂决定在洛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回到长安之后的李世民为了稳住洛阳的局势，先是派了自己麾下的隋朝降将屈突通回洛阳镇守，其后又派了与自己关系亲密的温大雅前往监守。在朝廷方面，李世民也费尽心机结交了很多重臣，例如当时的宰相陈叔达便是其一。李世民这么做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很大的帮助，陈叔达后来也的确在关键时刻救了李世民一命。贞观年间，已经成为天下之主的李世民也提到这件事，对陈叔达当时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
得知李建成和后宫诸妃嫔交好后，李世民也不甘落后，让自己的王妃长孙氏替他在后宫建立关系。长孙氏的出马虽然不能给李世民带来什么直接的正面利益，但却帮他维系住了本来不大通达的后宫关系，更没有像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样给后人落下和后宫关系不当的话柄。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李世民终于培养出了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势力集团。这个集团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高士廉和尉迟敬德为核心，包括了于志宁、孔颖达等文臣以及侯君集、秦叔宝、程知节等武将在内的大批人才。这些人紧紧围绕在秦王李世民的周围，使得秦王集团逐渐成为了天下瞩目的核心。与此同时，李世民在长安暗中培养了一支精锐部队。这支队伍由八百个武艺高强的将士组成，不仅保护着整个秦王府的安全，还在后来“玄武门之变”的关键时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事实上，李世民最终决定夺取太子之位的过程是缓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因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从主观上来说，他确实是对皇位有很大的野心，不然他也不会花这么大的心血来积蓄力量、武装自己。
但从客观角度来分析，如果进行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地站在李世民的角度来看，他的功勋卓著、才华横溢，已经引人注目，让人心生妒忌。像李世民这样的人才想在皇室这样充满血腥和争斗的大环境中生存，唯一的方法就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势力集团，不然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地任人宰割。再加上高祖本人本来就在他和李建成兄弟二人之间摇摆不定，集团内部的人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富贵荣华也不遗余力地引导他努力去夺取皇位。这种种原因纠缠在一起，最终使得李世民走上了这条充满血腥的夺位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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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渊的所有儿子当中，李建成是嫡长子，根据中国古代皇家“立嫡立长”的继承原则，李建成是皇太子的不二人选。所以在唐朝建立之初，李建成就被立为太子，成为了国家的储君。当然，李建成之所以能被立为太子，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嫡长子身份，更是因为他在唐朝开国的一系列战争中立下的功劳，这些战功固然比不上李世民，但也足够使他名副其实地享有皇太子的荣耀。
和唐高祖李渊一样，太子李建成也在“一代天骄”李世民的光环下和那部只属于胜利者的《唐史》中黯然失色。在《旧唐书》中，太子李建成是个性情残忍的庸才，和他同属一派的齐王李元吉也是个“凶狂”之徒。而《资治通鉴》也记载：“太子建成性宽简，喜酒色游畋，齐王元吉多过失，皆无宠于上。”但这些记载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很容易就可以从中看出破绽。
首先，喜爱酒色游猎本来就不是什么天理不容的过错，且历朝历代的王公子弟基本上都有这些嗜好，李世民本人也不能免。所以，从这些生活小节根本就不能得出李建成是个昏庸之人。
其次，早在太原起兵的时候，李建成就是唐军的左领军大都督，和李世民的地位相当，并无高下之分。从此可见，唐高祖对他的信任还是很强的，而李建成也不负所望，率领自己的军队立下了不少战功。只是因为他后来居太子之位，常年都是随父亲驻守在长安，没有太多出外打仗的机会，所以在战功方面就渐渐比不上弟弟李世民，但也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军事才能。
至于两派之间的争斗，《资治通鉴》中称：“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认为李渊因为李世民功高而想废长立幼是名正言顺的，而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反抗则是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旧唐书》更是将唐朝的三百年兴盛全部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称：“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歌功颂德的气味未免太浓，不足以作为证明玄武门之变合理性的证据。
按照中国古代的传统，太子作为储君一般都是留在皇帝身边的，一方面可以帮助皇帝处理朝政，一方面也有利于皇帝对接班人的培养。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遇到重大军事事件，太子都是留守京都，这也是对储君的一种保护。正因如此，唐初的许多统一战争都是李世民为将领，很少由太子李建成领军出征。但是李建成留守长安也并无严重失误，可见他对于治国还是有一定的天赋和才能的，并不是个一无是处的庸才。
早在武德二年的时候，太子李建成就开始感受到了李世民给自己带来的无形的压力。魏徵也很明确地对李建成说过：“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所以，他对秦王集团的防范和猜忌之心也与日俱增，每日惴惴不安。当时的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也曾上书劝谏他不要听信外间的传言而疏远自己的亲兄弟，但李建成并没有放在心上，依然是日夜饮酒消愁。李纲见他如此，只得辞去官职，默默离开。
秦王集团的势力在一天天壮大起来，李建成感受到的威胁也与日俱增。于是他想尽一切办法扩充自己的实力，以此来和弟弟李世民相对抗。李世民最大的优势就是立下的战功无数，而李建成除了在建国前率兵出战过之外，建国后就一直留在都城，很少有出外的机会。因此留守多年的李建成也蠢蠢欲动，希望多立战功来压制李世民。
武德五年，窦建德原来的部下刘黑闼为了给死去的君主报仇，于是举兵反唐。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当时的太子洗马魏徵和太子中允王珪都建议李建成道：“如今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大有归其之势。殿下您身为太子，长久以来居住在东宫，没有建立什么大的功勋来镇服海内。如今刘黑闼率众起事，也不过是残兵败将，不足万人。殿下您应该亲自率兵去攻打他来求得功名，以此来交结山东的豪杰。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不用再受秦王的威胁了。”听了王珪和魏徵的意见，李建成马上向唐高祖请示，要求率军前去平叛。
太子本来是不能随意领兵出征的，或许是唐高祖也意识到以李建成现在的功勋不足以压制李世民，所以也准许了他的奏请。这次出征，李建成不仅大获全胜，给自己争得了荣誉。更重要的是他的“亲民”政策使他在河北地区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很多人才都投归到他的门下，当时的幽州总管罗艺就在其中。
罗艺是隋朝旧臣，武艺高超且英勇善战，在隋朝任虎贲郎将一职。隋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罗艺奉朝廷之命镇压了不少农民起义，在当时声名显赫。武德三年，已经拥有了涿郡一带的罗艺归顺了唐朝，高祖大喜过望，封他为燕王并赐李姓。在征讨刘黑闼叛军的时候，罗艺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便留在长安做了左翊卫大将军。
投归了太子门下的罗艺后来奉李建成之命私下调遣幽州三百骑兵来保卫东宫。李建成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二是为了扩充东宫集团的军事实力。但这件事很快就被人告发，李建成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高祖的谴责并没有阻止李建成招兵买马的脚步，他还在全国各地招募了两千余人驻守在长林门，这些卫士以保卫东宫为己任，号称“长林兵”。
为了给自己的集团增加实力，李建成还拉拢了自己的弟弟——齐王李元吉。李元吉是窦皇后所生的小儿子，和李建成、李世民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所谓“虎父无犬子”，李元吉也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李元吉武功卓越，能“力敌十夫”。在跟随其兄李世民前去洛阳征讨王世充之时，就有过出色的表现。
当时，由于窦建德援军的到来，李世民在攻打洛阳城的时候采取的是“兵分两路”的策略。由他亲率精锐部队前去虎牢阻击窦建德的部队，而将围攻东都洛阳的使命交给了弟弟李元吉。李世民率军离开洛阳城后，“世充出兵拒战，元吉设伏击破之，斩首八百级，生擒其大将乐仁昉、甲士千馀人”。因为他在洛阳的出色表现，李世民才摆脱了后顾之忧，顺利地攻克了窦建德的大军。这一年，李元吉才只有十九岁。
后来，李元吉还参加了平定刘黑闼的战役，在李世民回长安之后后，剩下的扫清残余势力的任务也是李元吉率军完成的。虽然说李元吉为人有些骄傲且放纵，但高祖对于他还是十分喜爱的，也并没有因此疏远他。
那么，李元吉为什么要接受李建成的邀请加入太子集团呢？
首先，从平常人的角度来看，李建成是嫡长子又已经被立为太子，继承皇位只是时间问题。而李元吉排行第四，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眼见两位兄长为争夺权位闹得不可开交，身为皇子的李元吉既然无法置身事外，就只得选择一面为未来投资。权衡利弊，可能觉得李建成日后继承帝位的可能性更大，所以便加入了东宫阵营。
其次，太子和齐王的联合还有某种程度上的情感因素，那就是李元吉和长兄的关系较好。李世民为人较为严厉，甚至有些苛刻，而李元吉为人比较放纵。再加上他曾经在太原弃城而逃，这也是他军事生涯中最为失败的记录。这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害怕李世民登基后会因此为难他。而李建成为人比较宽厚，比较容易相处。
但《资治通鉴》中记载，则是说李元吉“见秦王有大功，每怀妒害”，意思是因为妒忌李世民，从而转向与之相抗衡的李建成。又有记载说是李元吉想要除去两位兄长，自己谋求太子之位，所以先与实力稍逊的李建成联合，铲除了李世民之后再回转头来对付李建成。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以李元吉的身份和实力，根本无力同建成、世民相抗衡，他投靠李建成也不能说明他有取而代之的想法，所以这些记载都充满了疑点，根本不足以取信。
其实，和李世民一样，李建成最后决定以武力解决这场争斗也是经过了苦苦挣扎的。从单纯的自卫逐渐发展到对兄弟的穷图匕见，这一过程中，李世民和李建成大概都是充满了无奈和不安吧。
夫人出马，比男人更有效
随着时间的发展，秦王集团和太子集团都日渐成熟，武德年间的夺位大战就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
“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和性情较为温和的太子李建成相比，齐王李元吉性格十分急躁，捺不住性子。加入东宫集团后，他不止一次想置李世民于死地。
唐高祖曾有一次和李世民一起来到齐王府，李元吉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于是准备让齐王府的护军宇文宝埋伏在卧室里，伺机夺取李世民的性命。但这件事被李建成知道后，李建成严厉地制止了他。李元吉十分不满，说道：“为兄计，于我何害？”李建成本来就是个性格比较温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弃兄弟之情于不顾。这样的人即使战功卓著也无法应对残酷的帝位之争，做一个成功的储君。其实，倘若他早下决断，也不是没有机会将李世民对帝位的野心扼杀在萌芽状态的。
唐朝自马上得天下，李氏父子对于骑射都很擅长，统一之后，为了不让弓马生疏，皇室经常要举行郊外狩猎的活动。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高祖父子四人相约到长安以南的郊外狩猎，李建成三兄弟在父亲的示意下在广袤的土地上肆意驰骋。这本是一副父慈子爱的画面，但却因为背后的权利之争而暗藏杀机。
李建成有一匹高大健硕的胡马，所谓“良驹难驯”，这匹马虽然是一匹好马但却顽劣异常，经常把骑士摔下马去。狩猎之时，李建成却故意对李世民说：“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李世民本来就是热爱武艺之人，对良马怎能不喜爱呢？听李建成如此称赞这匹胡马，他丝毫没有怀疑就骑了上去。在追逐野兽的时候，这匹马不时地想把李世民摔下马背，但李世民凭着自己娴熟的武艺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事后，李世民说：“他们想用马来取我性命，一匹马又能耐我何呢？”
李世民的话很快便传到了李建成等人的耳中，李建成利用自己在后宫的关系，让高祖的后妃为他吹枕边风，称李世民口出狂言，说自己是天下之主。唐高祖听闻后大怒，马上将李建成兄弟三人召入皇宫，严厉地斥责李世民，说他居心叵测，想谋取皇帝之位。面对父亲的怀疑，李世民百口莫辩，不知如何是好。此时，边境突然传来消息称突厥又犯边境，高祖只得将此时搁置在旁，和李世民商讨如何出战突厥。
唐高祖对李世民的感情非常复杂，因此表现出的态度也很奇怪。《资治通鉴》有云：“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他不十分信任李世民，但又不得不依靠他的军事才能帮助自己解决战事纠纷，之前杀刘文静后以激将法逼李世民主动请战刘武周和宋金刚是一次，这次突厥的来犯高祖又故态复萌。
为了将胜利的可能性扩大，李建成等人还用珠宝玉器收买了高祖后宫的很多嫔妃，让他们为自己说话。李建成常年居住在长安，对于宫廷非常熟悉，再加上他为人比较和善，一些妃嫔经不住金银的诱惑，再加之她们也知道太子是未来的皇帝，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也愿意为他效劳。相比之下，李世民常年征战在外，没有什么机会接触皇宫里的人，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李世民便输给了李建成。虽然说后宫的女人表面上难以给李世民带来什么重大的威胁，但她们却在背后“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将唐高祖一步步推向李建成。
在后宫这些妃嫔中，李建成尤其关照的是张婕妤和尹德妃两人，不仅送给她们大量的金银珠宝，还安排她们的亲属在东宫当值，因此这二人对太子感激不尽，想尽办法报答他。
李建成结交张婕妤和尹德妃是有原因的，这恐怕不是野史中说的因为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么简单。首先，张、尹两人都是当时较为受宠的妃子，能在唐高祖面前说得上话，但更重要的是，她们和李世民关系不佳，可以说是到了嫉恨的地步。那么，不大与后宫中人结交的李世民又是怎么跟父亲的两位妃子起了干戈呢？其实，一切事情的根源都是“权利”两字，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根源是“皇权”，而他与这两个几乎未谋面的妃子起了冲突是因为“利益”。
李世民之所以得罪了张婕妤是因为淮南王李神通的几十亩良田。这些田地本来是李世民因淮南王有功而拨给李神通的，但张婕妤却让高祖将这些田地赏赐给自己父亲。这样一来，表面上是张婕妤的父亲和李神通争夺土地，但背后隐藏的却是唐高祖和李世民之间的矛盾。最后，由于淮南王李神通不肯放手，张婕妤一家最终没能得逞。但因为这件事情，李世民不仅得罪了张婕妤，更严重的是让唐高祖在后妃面前下不来台，颜面尽失。
至于得罪尹德妃，是因为有一次李世民的属下杜如晦没有在她父亲的府邸前下马。就因为这样一件小事，杜如晦不仅被暴打一顿，还被尹府恶人先告状，称秦王的属下欺辱尹家人。唐高祖一路怪罪下来，事情最终又落到了李世民头上，唐高祖大发雷霆，呵斥李世民道：“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在他心里，秦王府的人都变成了欺压良民的恶霸。这两件事本来都和李世民没有直接关系，但最后却成了李渊父子产生芥蒂的直接原因，可见后宫的女人的力量不可小觑。
再加上李世民经常会怀念自己的生母窦皇后，这让高祖后宫的嫔妃们很是不满，她们纷纷对唐高祖说，“如今天下太平，海内无事，且陛下您春秋已高，应该及时行乐。秦王每次怀念皇后都哭泣不止，肯定是憎恨臣妾等人。倘若陛下去了之后是秦王做皇帝，臣妾等人只怕没有什么后路。如今太子为人宽厚慈爱，以后肯定会好好对待我们。”这些记载是否属实现在不得而知，但高祖和窦皇后伉俪情深，应该不会因为儿子怀念母亲而有所怀疑。
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这些计谋，李世民也给予有力的回击，但这些回击都是较为隐蔽的。为了给自己赢得更好的名声，李世民甚至动用了自己的妻子——长孙氏。她在李世民受到父皇责难怀疑的时候“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尽力维护丈夫与高祖及其后宫妃嫔的关系。
双方交锋的高峰出现在武德七年，代表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杨文干谋反”。中国古代的皇室都有夏天去别宫避暑的习惯，这一年六月，唐高祖带着皇子前往仁智宫避暑，而身为太子的李建成则奉命留在了长安。李建成认为这是一个谋害李世民的好机会，因为他离开了长安就是单枪匹马一个人了。临行之前，李建成和李元吉商量，要他与当时的庆州都督杨文干联合，在仁智宫夺取李世民的性命。
商量好大事后，李建成马上就派了手下的郎将桥公山和尔朱焕去庆州给杨文干送盔甲和兵器。但这二人在去庆州的途中出卖了李建成，不知道是因为内心恐惧还是被李世民方面的人察觉。桥公山和尔朱焕在快到豳州的时候向当地的官员告发了这件事。豳州的官员不敢懈怠，马上把他们带到了仁智宫。
听到太子和杨文干准备谋反的消息后，唐高祖大惊失色，马上派人将李建成传唤到仁智宫来。李建成知道事情败露，只能去面对父亲的责难。在仁智宫见到李渊之后，李建成努力为自己辩解，“奋身自掷，几至于绝”。但气极的唐高祖并没有相信他也没有同情他，而是下令把他软禁了起来。
软禁了李建成之后，唐高祖马上下令召另一个当事人杨文干前来对峙。但戏剧性的是，杨文干不知为何居然真的在庆州起兵了。这样一来，李建成百口莫辩。此时处在危险之中的唐高祖马上想到的是李世民，希望由他率兵前去平叛，并许诺：“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这或许也是历史所记载的唐高祖许诺李世民太子之位最可靠的一次，但是后来高祖还是没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将李建成放了出来。
纵观事件的始末，疑点从没有间断过。首先就是上面所提到的为什么李建成的手下会半路倒戈，其次刺杀怎么演变成了“谋反”，杨文干为什么无缘无故地贸然起兵，最后高祖既然已经许诺李世民，最终又为何“出尔反尔”？
所有的问题的答案最终都指向了能够从这件事中获得最大利益的人，那就是秦王李世民。有可能唐高祖后来也明白了太子是被冤枉的，并不是只因为众人求情那么简单。因为现在很难看到武德年间，李世民因为争夺太子之位而做出的正面反击。所以，这整个事件给后人的印象就是李世民一直是受害的一方，逼到绝路才发动了“玄武门政变”。但事实上，从这些蛛丝马迹中不难看出，这场斗争是在双方的明争暗斗中逐渐升温的，并不只是太子集团一方的责任。
帝王与父亲的抉择
两个儿子因为帝位闹得不可开交，身为父亲的唐高祖当然不能置之不理。那么，对于李建成和李世民这两个儿子，唐高祖李渊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呢？在他的内心深处到底是希望谁最终来继承他的江山呢？这个问题似乎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在这两个儿子之间左右摇摆，犹豫不决，最终从侧面导致了这场兄弟残杀的悲剧。
建国伊始，唐高祖就将太子之位立定，这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明智的举动。确立皇位继承人一方面可以巩固刚刚建立不久的政权，另一方面也可以阻止子嗣之间为争夺储君之位而发生流血事件。虽然高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这只是他的一相情愿，历史上太子被夺权而不得善终的例子数不胜数，前朝隋文帝的太子杨勇就是前车之鉴。
事实上，唐高祖对于李建成这个太子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在军事和政治各个方面，唐高祖都给予太子最大的鼓励和帮助，“忧其不娴政术，每令习政事，自非军国大事，悉委决之”。再加上齐王李元吉和太子的关系比较亲密，李建成在建国后几年内的成长非常迅速，东宫集团的势力也逐渐壮大起来。
而次子李世民则是众多儿子中的佼佼者。这个儿子自小就聪慧过人且志向远大，神采非凡又气度宽宏，而且累立战功、威名赫赫，李渊对这个儿子也是十分喜爱的。据说，早在太原起兵之时，李渊就曾对李世民说过：“如果大事能成，天下都是你一手创造的，应该立你为太子。”但李世民拒绝了父亲的这一建议。进驻长安之后，李渊又一次将这件事提了出来，希望立李世民为世子，但李世民又一次推辞了。
当然，这些记载和对晋阳起兵的记载一样，恐怕有很大的掺假成分，不能尽信之。但高祖李渊确实曾经被李世民的功勋所震撼，产生过另立太子的想法。因为杨文干事件，他曾一度想立功盖天下的李世民为太子，而把李建成降为蜀王，但最终作罢。
不能另立太子，又不能解决掉儿子们之间的矛盾，高祖又想让李世民参照汉朝梁孝王的先例在洛阳分主天下。有了这种想法后，他召来李世民对他说：“当初在太原起兵，后来平定天下，都是你的功劳，我有意立你为储，但你又多次推辞。建成比你年长，且又位居东宫多年，我也不忍心将他废除。你们兄弟既然难以相处，你就还是回到洛阳建天子旌旗，和汉朝的梁孝王一样吧。”
看到父亲如此为难，李世民涕泣涟涟，反复表示自己不愿离开长安，不愿离开父亲的身边。高祖又思虑再三，也觉得这种想法不够妥当，所以最终也没能实施。但也有一说是高祖想让李世民在洛阳分主天下的想法被李建成和李元吉得知，他们认为让李世民回到洛阳等于是放虎归山，后果不堪设想，而李世民留在长安只是匹夫一人，比较好对付。所以他们派人制造谣言，称秦王府的很多人听说要回洛阳，都兴奋异常，恐怕秦王这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高祖听信了这些传言，这件事最后才不了了之。
不管是哪种说法，可信度都不高。首先，唐高祖对李世民的态度复杂和摇摆不定这是众所周知的，他本来就对李世民不太信任，他也知道自古以来的嫡长子继承制认为废长立幼是极其危险的行为，所以不太可能废建成而另立李世民。
再者，以唐高祖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不可能在儿子们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提出“分主天下”的法子，因为这无异是火上浇油，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解决。但事实上，李渊一直希望这件事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会做这样欠妥当的决定。所以这些记载恐怕是贞观史臣给太宗谋取帝位所做的掩饰，只是为了说明他的帝位并不是他争抢而来，他只是拿回了本来属于他的东西罢了。
但从李世民的角度来看，父亲这样摇摆不定的态度一度给了他从正途获得皇位的希望，然而最后依旧归于失望，内心的躁动和不甘与日俱增。而从太子李建成的角度来看，父皇摇摆的态度使得他的危机感越来越强，自我保护的意识逐渐向畸形发展，于是发动东宫集团不惜一切代价中伤和陷害李世民。
唐高祖虽然欣赏李世民的才华但又厌恶他与日俱增的气度，所以后来越来越倾向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同时也用各种方式削弱和打压李世民的势力。早在武德二年，唐高祖李渊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开国功臣刘文静。刘文静的死是李世民父子关系开始发生质变的一个转折点。由于刘文静和李世民关系密切，李渊其实是想借斩杀刘文静一事打压李世民的气势，旁敲侧击地警告他不要对皇位有觊觎之心，目的也是希望他们兄弟之间不要发生像杨勇和杨广那样的骨肉相残的惨剧。
唐高祖顶着“诛杀功臣”的罪名，结果却适得其反。如果说，李世民在前期扩展势力的行为或许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成分在内，刘文静死后，他才真正认识到，如果他不设法获得最高权力，等待着他的将会是任人宰割的命运。
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之间的斗争李渊都看在眼里，而对于这些祸起萧墙、兄弟相残的斗争，李渊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例如，齐王李元吉曾告发李世民谋反，并当面请求父亲诛杀李世民。
但高祖认为李元吉所说的“谋反”并没有真凭实据，且李世民声望日隆，杀了他定会引起天下人的不满。李元吉又言道：“当初洛阳之战平定王世充后，秦王不听从诏令，迟迟不肯回朝。他还散发金银等钱财收买人心，这就是谋反的铁证。”事实上，李世民在洛阳散发钱财，稳定民心的举动是在高祖的诏令下才进行的，只不过李世民利用了这个机会“以树私恩”，既完成了父亲交代的任务也替自己收买了民心。
高祖听闻这件事后也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但经过再三考虑，他并没有按李元吉的建议诛杀李世民，也没有惩罚毫无凭据就诬陷自己哥哥的李元吉。自此，高祖“于太宗恩礼渐薄，建成、元吉转蒙恩宠”，但从唐高祖一直没有表明态度对付李世民的做法中可以看出，虽然他后来逐渐将天平偏向了东宫集团，但在内心还是希望这几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不要发生流血事件。
高祖李渊这样模糊不清的态度让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关系越来越恶化，经过李建成等人的多方“引导”，李渊越来越觉得李世民图谋不轨，对自己的皇位是个极大的威胁。他甚至怀疑李世民和突厥勾结，想要谋权篡位。“玄武门之变”前夕，李渊几乎完全倒向了太子一边。他听从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话，准备将李世民逮捕入狱。但此时李世民的势力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朝廷，满朝文武有不少和他交好的人，宰相陈叔达就是其中之一。
听说高祖要下令逮捕秦王，陈叔达马上上书劝谏，称：“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李世民对唐朝的盖世之功是高祖一直不敢对他采取极端措施的一大原因，陈叔达这一招果然奏效，高祖马上放弃了这个计划。
从这些事件来看，唐高祖对斗争双方的态度从维持两者平衡到倒向太子集团，但这个过程中又充满了犹疑，以致多次在李建成和李世民两方中摇摆不定。从深层次来分析，唐高祖这种矛盾的心情也很容易理解。
皇室不是一般的家庭，唐高祖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儿子们德才兼备，但作为一个皇帝，他又不能容忍儿子的才能超过自己从而给自己造成威胁。李世民才能出众又颇为张扬，可以说是“功高震主”，正好犯了高祖的忌讳，所以李渊对这个儿子既依赖又猜忌，这也是他最后偏向于李建成集团的根本原因。
但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看，李渊自始至终都希望寻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又怎么会愿意看到自己的骨肉互相残杀呢？然而，虽然他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都事与愿违，没有获得什么效果。殊不知，太子和秦王的矛盾根源是那个根本不可能和平解决的皇位争斗，无论怎么调和都不可能使二者得到平衡，所以调和的结果只能使他们父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隔阂越来越深。
唐高祖时期的帝位之争虽然是李世民和李建成几个兄弟的内部抗争，但是作为父亲的李渊在这场血腥争斗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多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太子和秦王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矛盾既然不能调和，那么只得以武力这种血腥残忍的方式来解决了。
“被迫”政变
随着时间的发展，太子和秦王的争斗愈演愈烈，并逐渐向白热化发展。所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太子集团决定先下手为强，彻底地将李世民一派解决掉。至于怎么将这个心腹大患除去，李建成等人首先想到的是剪除掉李世民的左膀右臂。这些人才对李世民的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倘若不能为我所用，就必须除而后快。
太子集团的目光首先落到了秦王府的护卫军尉迟敬德头上。为了收买尉迟敬德，使他为自己效力，李建成先是用了收买人心的一贯伎俩——金银贿赂。他暗中派人送了一车金银给尉迟敬德，但没想到这个武将根本没将钱财放在眼里，不仅拒绝了李建成还将太子有意收买秦王府人才的事情告诉了李世民。尉迟敬德对李世民的忠心是有原因的，他本是宋金刚手下的大将，与李世民在战场上有过多次交锋。降唐之后，李世民不仅没有因为二人之前的冲突而为难他，反而对他大加提拔，对他有知遇之恩。
李世民听了尉迟敬德的话后，说道：“公心如山岳，虽积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遗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阴计，岂非良策！不然，祸将及公。”一方面他十分相信尉迟敬德的忠贞，另一方面也担心尉迟敬德因为知道了李建成等人的阴谋而受到迫害。果不其然，李建成见收买不成就派人刺杀尉迟敬德，后又想诬陷他，但都没有得逞。除了尉迟敬德外，李建成还试图拉拢秦王府的段志玄和程知节等人，但最终也是失败而还。
一次次的碰壁使李建成意识到这些人已经跟随李世民多年，根本不会轻易转向自己。所以，他便逐渐打消了收买的念头，转而设法离间李世民和秦王府的谋臣。李建成和李元吉先是想方设法贬黜了李世民的心腹谋臣房玄龄和杜如晦。房、杜两人被逐出秦王府后，李世民的实力顿时削弱了下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上天似乎又一次向李建成伸出了机会之手，这次给太子集团带机会的是唐朝多年来的“老朋友”突厥。经过了几年的太平时光，突厥人又在这一年卷土重来。这一次突厥的骑兵直接压过了边境，围攻了唐朝的边塞城市——乌城。
这一次，唐高祖没有派身经百战的李世民出征，而是听取了李建成的意见派了小儿子李元吉前去乌城迎敌。唐高祖下这个决定恐怕也是不想让李世民的战功更扩大，又引发兄弟们的妒忌和猜忌，但李建成向父亲推举李元吉有着自己目的。首先，他希望借出征突厥的机会将秦王府的精锐部队调离，使李世民陷入孤立无援之地，其次，他和李元吉还计划在昆明池为大军践行的时候进行刺杀活动，夺取李世民的性命，将秦王集团一网打尽。
但李建成等人往往没有想到的是，秦王府的眼线已经布满了整个长安，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李世民的耳中。得知太子等人在东宫密谋图害自己的消息后，李世民马上召集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高士廉、侯君集等人商议大事。经过讨论，大家都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动政变除去太子集团。如若不然，不仅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要付诸东流，众人连性命都可能不保。
李世民叹息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很清楚自己已经危在旦夕，但我想等他起事我再以仁义之师来讨伐他，不知这样是否可以呢？”事实上，李世民也不愿背负杀兄的骂名，宁愿受制于人。手下的人见他如此犹疑，心底都暗中着急。
这时，心直口快的尉迟敬德首先站了出来，他劝李世民道：“事已至此，大王您倘若还是犹豫不决，臣就转身回到草莽之中，不想留在大王身边一起等死。”见尉迟敬德如此，长孙无忌接着说道：“您如果不接受尉迟敬德的意见，不止是他，我也不愿再在你身边效力。”
见心腹爱将们如此决绝，李世民心如乱麻，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决定采用历来成大事前都用的占卜的方法来决定起事与否，但被张公瑾阻止了。张公瑾劝他道：“现在的事态很明了了，占卜又有何用呢？如果卦象不吉，我们就在这里等死吗？”在众人的逼迫下，李世民只能决定起事。
这段记载不知是否属实，或许也是经过了太宗时期史官的修饰的。人们对于这个场景看起来很熟悉，因为在晋阳起兵之时，李渊就是这样被众人“逼迫”，最后走向了反抗隋朝的道路。而如今，他的儿子李世民也是处于这种被“胁迫”的处境，只不过前一次是为了凸显李世民在晋阳起兵时所起到的作用，而这次则是为了掩饰这段“骨肉相残”的悲剧。
从客观角度来分析，李世民虽然对皇位一直都有觊觎之心，但他对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是有兄弟之情的。虽然李世民确有谋求太子之位的想法，但李建成对他的诽谤和中伤也存在着很大的夸张成分。可能是时机还不成熟，但毕竟是李建成先决定用武力的方式解决这场帝位之争，毫不念及兄弟情分，这也或多或少让李世民心寒。面对这样的情况，李世民也只能点头应允，因为他深知，如果自己不采取行动，马上就会成为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刀下鬼。
因为李世民重要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已被李建成借机罢黜，所以决定起事之后，李世民马上派长孙无忌前去将他二人召回来共成大事。但此时的房玄龄和杜如晦还不知道局势已经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出于对自己的保护也是为了逼迫秦王下决心，他们对前来传达命令的长孙无忌说：“臣等奉皇上指令，不能再听秦王指令了。如果今天我们私自去晋见秦王，一定会被处死。”
长孙无忌将他二人的话原封不动地传达给了李世民，李世民以为房、杜背叛了自己，便让尉迟敬德拿着自己的佩刀去一探虚实。倘若他们真的背叛了自己，尉迟敬德可以当场将他们处死。
但当房玄龄和杜如晦看到尉迟敬德前来后，终于明白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二人马上乔装打扮，跟随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潜入秦王府。经过众人的商讨，最终决定在玄武门设伏，“擒贼擒王”，将李建成和李世民一举拿下。虽然已经决定了在玄武门发动政变，但这一批老到的政客还是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派人马不停蹄地回李世民的“根据地”洛阳布置。万一失败，就撤回洛阳，再做打算。
就在万事俱备的时候，一件小事使得整个政变计划差点落空。古代的帝王们十分注重天象，他们自称为“天子”，上天的旨意便是他们奉行的准则。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帮助皇帝观察天下，以此来探查神秘的老天一个又一个暗示。
这天，太史令傅奕向唐高祖上了一道密奏，说：“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意思是天下即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动，而这一星象是代表着灾难的。太史令的报告在当时给唐高祖带来了很大的震撼力，再加上他早就知道李世民对皇位野心勃勃，如今天象如此，恐怕是秦王府又要有什么动静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三日，唐高祖就因为这件事召见了李世民，想探探虚实。面对一直对自己有所怀疑的父亲，李世民拿出了自己最大的资本——军功。李世民对父亲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表面上说是死后无脸见王世充、窦建德等人，其实是提醒唐高祖自己对于这个国家是有过大功的。
与此同时，他还向父亲举报，说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淫乱后宫。听李世民如此说，高祖的疑心病又犯了。思虑再三，高祖决定将这件事搁置明日，并下令第二天审理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否有染于后宫。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又一次展示了李世民敏锐的思维和政治手段。他不仅处变不惊，化险为夷，还在为自己开脱的同时把对手拉进了这个漩涡，使高祖的注意力完全从他身上转移。那么，李建成和李元吉到底有没有和父亲的妃子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呢？
李建成和李元吉确实与后宫的妃子交好，希望她们在高祖面前替自己说好话，这也是一种常见的政治手段。而至于有没有淫乱之事，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从李建成接招后敢于坦然进宫对质这一点来看，这件事的可能性应该并不大。
兄弟相争，秦王登极
玄武门位于长安太极宫的北部，是皇亲国戚和众臣们进入皇宫的必经之地。关于玄武门在当时的重要地位，陈寅恪先生曾有评论：“玄武门在唐代多次政变中均处于关键地位，谁能控制它，就容易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取得胜利，因此乃兵家必争之地。”
秦王集团之所以选定在玄武门起事，一是因为这里是进出皇宫的要道，李建成和李元吉听诏入宫一定会从此经过，而且如果在玄武门设伏失败，还可以利用地利控制住唐高祖，为自己谋求一条后路。所以在决定发动政变后，李世民首先派人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以此来保证日后在玄武门的设伏不会受到阻碍，加大政变成功的概率。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唐高祖召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入宫，准备着手调查他二人是否如秦王所说在后宫有淫乱之事。后世有人认为李世民举报太子和齐王淫秽后宫其实是“调虎离山之计”，将二人调离东宫，在玄武门将其射杀。而就在李建成和李元吉准备入宫之前，李世民带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张公谨、公孙武达、刘师立、杜君绰等人早早就埋伏在了玄武门，等待着他二人的到来。
事实上，老天还是给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最后一个逃生的机会的，但因为李建成的疏忽大意，最终没能抓住这一线生机。因为就在李世民等人在玄武门积极准备的时候，后宫的张婕妤早就觉察到了异常的状况，并派人告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说秦王府有异动，要他们多加防范。对于张婕妤传出的消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李元吉对这个消息非常重视，认为应该托病不要入朝，静观其变，并让东宫的军队做好准备，以防不测。但是李建成却认为皇宫“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
李建成有这样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京师本来就是他的久居之地。对此，他比李世民要熟悉得多。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李世民竟敢在皇宫设伏，因此便放松了警惕。李建成未免太过自信，殊不知自己安排在玄武门的人早就已经被秦王集团策反，他和李元吉正在一步步迈向死亡的深渊。
当天，毫无防备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像往常一样，骑着马从玄武门入宫。当一行人走到临湖殿的时候，觉得情况有些异常，立刻准备退回东宫，但为时已晚。李世民已经在此等候多时，见状便纵马而出，追了上去。
眼见李世民追了上来，骑着马的李元吉回过头来张弓就射，但此时他内心十分惊慌，根本定不住神，所以几次都没能射中。相比之下，李世民就沉着冷静得多，他先是一箭将李建成射下马来。这时，秦王府的伏兵尽出，李元吉寡不敌众，也在乱箭中摔下马来。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李建成当场毙命后，玄武门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李世民的坐骑也受了惊吓。可能李世民在一箭射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后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所以身经百战，弓马娴熟的他没有控制好胯下的骏马。这匹受惊的马带着李世民跑进了树丛，随后一人一马都被困住不得脱身。李元吉见回转的机会来了，便准备用弓弦勒死李世民。
就在这生死一线的关键时刻，尉迟敬德赶了过来，一箭将李元吉射死，解救了李世民，然后又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头颅砍了下来。这一年，李建成三十八岁，李元吉只有二十四岁。由于在政变中立下大功，在李世民被立为太子之后，尉迟敬德成为受恩赏最多的官员，得到了齐王府的所有珍宝。
闻得太子在玄武门被杀，东宫的两千将士在薛万彻和冯立的率领下，马上拿起武器赶到了玄武门，准备反击。在激战的过程中，敬君弘与吕世衡被气势汹汹的东宫军队杀死。张公瑾见一时抵挡不住，便下令将宫门关闭，以此来抵挡对方的猛烈进攻。薛万彻等人见玄武门难以攻克，还萌生了去攻打秦王府的想法，但当他们看到提着李建成和李元吉首级的尉迟敬德后，便知大势已去，随后便纷纷散去了。
就在玄武门发生惨案之时，完全不知情的唐高祖还在宫中和宰相们泛舟，准备稍后审理太子等人后宫淫乱之事。但当他看见身穿铠甲、手持长矛前来的尉迟敬德时大吃一惊，知道出了大事。唐高祖问发生了什么事，尉迟敬德禀报道：“太子和齐王作乱犯上，秦王已经举兵诛之，现在特地派臣前来保护陛下的安全。”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之后，唐高祖是李世民最顾忌的人，他派尉迟敬德这样的武将前来，表面上说是为了保护唐高祖的安全，其实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逼宫篡位。
高祖听了尉迟敬德的禀报，便问此时在旁的裴寂和陈叔达等人：“朕不曾想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现在该如何是好？”陈叔达和萧瑀都说：“建成和元吉二人本是无义之人，又无功于天下。他们嫉妒秦王的功德，共为奸谋。如今秦王已经将他们除去，更是天下归心。陛下如果立他为太子，将国事交与他就无事了。”见朝中重臣都已倒向李世民，唐高祖终于明白局面已经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了，为了给自己留些颜面，他只得找个台阶，言不由衷地表示同意：“善，此吾之夙心也。”
随后尉迟敬德又以长安城中现在还未恢复正常为由，请高祖将长安城的兵马都交由李世民指挥。高祖此时已经是龙游浅底、虎落平阳，无奈只得答应了尉迟敬德的要求，将兵权交了出去，并命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当众宣读这一旨意，遣散了东宫的将士。
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以李世民的完胜而告终。一切都已经妥当之后，李世民来到了高祖面前，痛哭流涕，希望高祖能够体谅他处于危难之中不得不这么做的一片心。不论李世民这么做是否是发自内心，但确实是给自己的忠孝仁义做足了面子，也使得后世对他在玄武门之变的表现多了不少正面评价。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就在李建成死后不久，他的五个儿子无一例外都被李世民下令处死，就连李元吉的后人也全部被杀。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对这件事的评论是：“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矣！”这一招“赶尽杀绝”何其残忍，但为了斩草除根，以解后患，李世民还是这么做了。最高权力的争斗是无比严酷的，失败的一方只能接受对方的处置，丝毫没有任何转还的余地。
从道德和情感的层面来讲，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是违背人伦道德和公平正义的，但是倘若换做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也会置李世民于死地。这就是政治的残酷性，为了权力可以不顾一切，连骨肉亲情都可以弃之不顾。所以说，生在皇室家族是李氏兄弟的幸运，同时也是他们的悲哀。他们虽然是地位尊贵的皇子，但却时时刻刻都在处心积虑地与自己的手足争夺权利，从来没有享受到兄弟之情的温暖。
三天之后，李世民因“救社稷有功”被立为皇太子，而秦王府的官员们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官赏赐自是不在话下。除了立李世民为太子的诏书之外，唐高祖还颁布了一道诏令，内容是：“自今后，军机、兵仗，凡厥庶政，事无大小，悉委太子断决，然后闻奏。”主动将所有国家大事的处理权都交给了李世民。
十六日，几乎失去所有权力的唐高祖准备退位，或许他心里也知道他和李世民关系不佳，并且多次打压他，所以借此给自己留个面子也留条后路。但李世民拒绝了高祖的这一请求，因为他自己也不想造成逼父让位的现象。但事已至此，贪恋皇位也是徒劳无功。两个月之后，唐高祖主动下诏将帝位让给李世民，自己退居二线，当起了太上皇。八月初八，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即皇帝位，成为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位君主，是为唐太宗。
回顾李世民与李建成争权的全过程。李建成和李元吉曾多次设计来打击李世民的势力，但这些计策之间不成体系，相互孤立，虽然能使李渊对李世民越来越疏远，但始终没有一次打击能沉重致命到令他彻底垮台。而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对付李建成只有两次，一次是“杨文干事件”，一次就是“玄武门事变”。这两次都是计划周详，能予李建成以沉重打击。自始至终，李世民都以一种军事家的眼光对全局进行把握与控制。将夺权之事，当成一场战争来打，怎能不胜？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胜利了。但这个“弑兄挟父”的罪名终究不太光彩，而且这个问题就像一块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李世民的心头，久久不肯散去。李世民是个好皇帝，但是不管他立下再大的功绩，他的头上都永远刻着篡位者的标志。明末学者王夫之一再揭露李世民的疮疤，他说唐太宗的行为有些邪恶，但因为他的贞观之治曾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百年来，当人们谈及此事时，多采用回避的态度。
然而无论如何，李世民赢了，“二十四史”，从来都是胜利者的大嘴史，失败者的完蛋史，此话不假。李世民当上皇帝后，基于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强烈的“原罪”心理，对史官大加关照，那些史官们端详了一下手中的笔，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也罢也罢，功过都予后人评吧，先保住自己的命要紧。于是，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正史。
李世民虽然对史料进行了修改，但并不能抹去自己的这段历史，玄武门之变成了他的“原罪”。
正是对玄武门“原罪”耿耿于怀，在这件事的鞭策下，李世民借鉴历史，实行仁政，励精图治。他吸取隋朝灭亡的原因，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还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他患有气疾，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一直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贞观之初，在唐太宗的带领下，全国上下一心，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九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升平景象。也许贞观之治有些被夸大了，贞观时期比乱世当然好，也比一般的和平时期强，但远没有现在通常吹捧的那样美好。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人们的生活确实在一天天地好转，老百姓们看到了希望。
是不是改了史书，有了卓越的政绩，李世民找到了心理平衡，不再为此事耿耿于怀了呢？鲁迅先生说：“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瞒’和‘骗’这两个字。”但是对于李世民来说，他瞒得了世人，但能瞒得了自己吗？“原罪”这种东西，在心理上是很难消除的。一直会伴随这个人一生，已近暮年的唐太宗像所有的老人一样，喜欢回忆，喜欢怀旧，喜欢反思。于是他又恢复李建成太子封号，还把跟李元吉妃子生下的孩子过继到其名下。李世民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寄希望于后代，不要再发生玄武门惨剧。
李世民最终也没有摆脱“原罪”的纠缠，但无论如何他都开创了一代盛世，为中国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成功的皇帝，失败的父亲
“太上，极尊之称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号曰皇。不预治国，故不言帝也。”这是颜师古在《汉书·高帝纪》对“太上皇”作出的注解，最早可以追述到秦朝，是秦始皇嬴政给他的父亲庄襄王的尊称。虽然太上皇地位尊贵，但是被儿子逼迫退位，成为太上皇的李渊内心可谓是五味杂陈。在他当太上皇的这几年里，他的地位十分尴尬，感受到的不是万人之上的荣誉和安乐，更多的是内心的凄凉和落寞。
退位之后的李渊一直住在他原来的居所——太极宫。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已经做了好几年太上皇的唐高祖迁到了大安宫（原弘义宫），将在这里度过他的晚年。大安宫建于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是当年唐高祖为劳苦功高的李世民修建的宫殿，不论是在规格和地位上都远不如太极宫，根本不符合尊贵的太上皇的居住要求，可见李世民对父亲的怨恨至此还没有改观。而高祖因为权利丧失殆尽，此时也只能听从儿子的安排，从太极宫搬了出去。
经过高祖时期的皇位之争，这对曾经亲密的父子逐渐产生了隔阂，但对于高祖的日常生活，唐太宗李世民还是十分照顾的。他经常都去大安宫向父亲请安问候，尽自己的努力做好一个孝顺的儿子，但这其中情感的成分可以说是少之又少的。
唐太宗即位之后，为了自己避暑方便，下令修葺了隋朝的仁寿宫，并将其更名为“九成宫”。但唐高祖居住的大安宫相比之下就十分矮小陈旧，就连监察御史马周也看不下去，向太宗上书，称这样不符合“温清之礼”，希望他给高祖另辟一个住所，否则会有碍皇室的颜面。但唐太宗一直都没有做出实际行动，而高祖就一直住在这狭小的宫殿里。
九成宫修建好后，太宗每遇酷暑便前去这豪华的宫殿内避暑，而把年老的父亲留在长安。对于太宗的这种做法，许多官员都难以理解，他们上书言道：
“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今九成宫去京师三百余里，太上皇或时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车驾此行，欲以避暑，太上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独居凉处，温清之礼，窃所未安。”
其实，太宗也知道这么做有损自己仁君的形象，但恐怕此时他对父亲的感情还难以做到同处一室共享天伦之乐吧？所以，面对官员们的婉转指责，他也是想尽办法在回避。最后，唐太宗还是借自己有疾在身，匆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从唐太宗对待父亲的冷淡态度和种种行为来看，他对当年高祖对自己的猜疑和反复一直都耿耿于怀。他这么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高祖一种刻意的忽略和“报复”。从高祖的角度来看，地位如此尊贵的他如今受到这样的冷遇，也只能在心里默默叹息。
在失落和郁闷中度过时日的唐高祖在这几年内只享受到了屈指可数的几次欢乐，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次就是唐朝征讨突厥的成功。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朝大军大破突厥，并俘虏了颉利可汗。消息传来后，百姓们都激动万分，整个长安陷入了一片欢腾。大军凯旋之后，唐太宗更是难掩心中的兴奋，在顺天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献俘之礼。
作为开国之君的唐高祖对此也是十分感慨，因为他曾经在起兵之初为了积蓄实力而和突厥联盟，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耻的事情。如今突厥已灭，这么多年的抑郁心情一扫而空，百姓们也能安居乐业，不必再为边患忧愁。
兴奋不已的唐高祖召来了太宗李世民和众多亲王、公主以及十几个大臣在凌烟阁设宴庆祝，并言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对于隔阂多年的儿子李世民，他也是忍不住称赞起来，公开说自己“托付得人”。这一夜，众人饮酒直至深夜，年事已高的唐高祖在酒酣之际更是亲自弹起了琵琶，而伴舞的则是唐太宗李世民，可谓是其乐融融。
时间是治疗一切伤痛的良药。转眼便到了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已经登基六年的唐太宗可能也体会到父亲作为一个帝王的难处，内心深处对父亲的怨恨和隔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淡。再加上他这样对老父不冷不热的态度也有损于自己的仁君形象，更难以给天下人做出表率。
贞观六年九月，唐太宗回到了他的出生之地——武功。太宗的这次还乡可谓是衣锦荣归，当年所居住的旧宅也重新修葺，更名为“庆善宫”。故地重游的唐太宗回想起了少年时代的一切和父母的养育之恩，一丝愧疚慢慢涌上心头。回到长安之后，太宗马上去大安宫拜见了高祖，并在此摆下了家宴。宴席之上，长孙皇后和众多皇子皇孙都向年迈的太上皇祝酒，让高祖感动不已。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的三月，突厥使者带着礼物来长安朝贡。见了太宗之后，太上皇李渊也在两仪殿设宴款待远道而来的使者。饮宴过程中，长孙无忌举酒祝太上皇千秋万岁。高祖大喜过望，便赐酒给儿子太宗。此时的唐太宗也是激动异常，他拿起酒杯流着泪对父亲说道：“如今百姓安居乐业，四海太平。都是遵照父亲您的旨意，不是我的功劳。”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的七月，炎热的夏天和往年一样如期降临到了长安。这一次，准备离开长安避暑的唐太宗终于放下身段请太上皇李渊去九成宫避暑，但是李渊由于“隋文帝终于彼，恶之”，所以婉言拒绝了儿子的邀请，太宗后来又多次劝他同行，但还是被推辞了。所谓的“隋文帝终于彼”或许是一层原因，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他与太宗冷战多年，对于儿子突如其来的热情或许一时还难以适从吧。如果他轻易就接受了太宗的邀请，这在面子上也会让自己下不来台。
贞观九年十月，回到长安后的唐太宗下令在长安城北面为高祖修建大明宫，以供父亲日后避暑之用。但宫殿还没有修建完成，唐高祖就一病不起。不久之后，内心郁闷多年的唐高祖李渊就因病离世，结束了他孤独而又落寞的晚年，直到去世也没能享受到儿子的这份孝心。这位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享年七十岁，谥太武皇帝，庙号高祖，葬于献陵。
唐高祖因为与李世民之间的隔阂不仅没有安享晚年，死后更是极尽凄凉。贵为帝王的李渊甚至直到死，都没能修建自己的陵墓，甚至连陵址都没有选定。高祖在他的遗诏中声明，他的后事一定要“务从简约”，李世民为他修建了献陵，原来九丈的封土最后也因为所谓的“工期仓促”而被改为六丈。相比唐代后期君主的陵墓，这位开国之君的葬所可谓是十分寒酸。
曾几何时，这对父子亲密无间，共同为这个家族征战沙场，打下了偌大江山，但后来却因为帝位的争斗，互相猜忌和怨恨，以致产生难以愈合的裂痕。晚年的唐高祖深深地体会到了英雄末路的悲凉，几乎没有享受过什么天伦之乐。
他戎马一生，历经千辛万苦开创了唐朝，似乎没有什么事是他不能解决的，但到老却不得不面对儿子们之间的厮杀。早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子，中国人所谓的人生三大最痛苦的事他都经历过，这或许也是作为一个帝王的失败和悲哀吧。但李渊的悲哀何尝又不是李世民的悲哀？他内心的煎熬和无奈或许也是常人难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