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杂忆：与宋恩荣谈晏阳初先生

秦宝雄

秦宝雄，1917年生于北京，美籍华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1938年来美国入印第安那州普度大学，获电机工程学士和硕士双重学位。持有纽约州职业工程师（Licensed Professional Engineer）执照，获专利二十项，发表论文二十余篇。1986年从美国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简称IBM Corporation）高级顾问职位退休。现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I.R.R.）顾问。曾与前夫人颜彬生协助晏阳初先生推动国际乡村改造事业近半世纪。以下简称为“秦”。

宋恩荣，1937年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从事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以及晏阳初、梁漱溟思想研究多年。曾主持“中国近现代教育家系列研究”（包含二十三部学术著作）、《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等部委级重点课题。主要成果有《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合著）、《晏阳初及其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日文版）、《晏阳初画传》（合著），主编《告语人民》、《晏阳初全集》、《晏阳初文集》、《梁漱溟教育文集》、《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等，发表有关论文近百篇。以下简称为“宋”。

宋：20世纪前半叶，晏阳初（1890.10.26—1990.1.17）倡导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积极推行社会改革，是一位颇具影响的著名人士。他于1916年赴美留学，1918年响应基督教青年会号召，奔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到法国的华工营中，进行识字教育。1920年回到中国，继续在市民、士兵、农民中开展平民教育识字运动。1926年后，转向农村，先后以河北定县、湖南衡阳、四川巴县等地为基地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由于他的杰出成就，1943年，他与科学家爱因斯坦、哲学家杜威、汽车大王福特、卡通画家狄斯尼等人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伟人”。1950年起，他离开祖国，把自己的事业推广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在更为广阔的天地进行国际乡村改造运动。他的名字在中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今天六十岁以下的中国人知道他的人已经绝少绝少。秦先生，请您谈谈您所知道的晏阳初，好吗？

秦：晏阳初先生是世界知名的乡村建设教育家。他在美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知名度非常高，但在中国反倒低。

现在我举一个例：我在Google用中文名字搜寻关于陶行知（1891—1946的材料，得到了两百五十六万条，用中文名字在Google搜寻关于梁漱溟（1893—1988）的材料，得到了一百一十六万条。陶是民主人士，1917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即推动教育改良，包括乡村教育，前后共二十九年，为国内教育界所敬仰。梁是著名学者，在山东省邹平办乡村教育七年。

宋：梁先生的人类文化三路向说、东西文化比较学说、乡村建设论曾有相当影响。特别是1953年9月为农民仗义执言而遭到毛泽东的怒骂斥责，被批判斗争达三十年之久，更增强了他的社会影响。

秦：晏先生亲身从事乡村建设，在中国实干了三十年，以后在第三世界又实干了四十年，誉满全球，被公认为是世界乡村改造和平民教育之父。我在Google搜寻关于晏先生的材料。先用他中文名字，只搜出了六十七万条。与陶的两百五十六万条和梁的一百一十六万条来比，他在国内的声誉实在是太低了。我们细看他的一生，也许可以知道是什么道理。

设在北欧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起开始颁奖，目的是表扬世界上多个领域的杰出人才。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人获奖的不少。早年有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近年有朱棣文（现任美国国家能源部长）、崔琦、钱永健等。在“社会服务”领域中，中国人获奖的根本没有（有一个文学奖，有一个和平奖，都有很浓厚的政治色彩）。

在“个人为社会服务领域”里，有两个得奖的外国人值得一提。一个是德国的艾伯特·史怀则（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他早年在神学和音乐方面，均有杰出成就，后来决定去非洲做传教工作，所以先去学医。1913年起，他到非洲偏僻的地方行医，还筹款建立医院。1952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到1960年，设立了一个有五百张病床的医院。还有一位得奖的是信奉天主教的德兰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她在巴尔干半岛出生，十二岁决定成为天主教传教士，1931至1948年在印度学校教书。由于她表现杰出，在1965年得到了罗马教皇的准许，建立了一个新的天主教分支“慈善的传教士”，专为贫困又无人照顾的平民服务。现在这样的组织，已经散布到世界各地。1979年，她得到诺贝尔和平奖。

这两位诺贝尔和平奖获主，都有牺牲自己、舍身救人的精神，在世界上有相当的影响。可是他们的工作，只限于“救济”，而晏先生所推动的工作却是“发扬”：去发扬弱者和贫困者的力量，来改善他们自己的生活。我认为这是高人一等的办法。

晏先生在英语国家和第三世界，知名度非常高，用他英文名字（James Y.C.Yen）在谷歌上搜出了一千两百二十万条。但在欧洲，尤其是北欧，却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认可。据我所知，美国多次有人向在北欧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发奖组织提名晏阳初，可惜始终没有成功。

宋：秦先生您与晏阳初先生交谊近半个世纪，在当今世界您可以说是最了解晏先生的人了。您的前夫人颜彬生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就成为晏先生的得力助手。可不可以请您回顾一下，你们和晏阳初先生最初认识的情形？

秦：我1942年在普度大学完成学业后，就去纽约州的通用电器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做实习工程师。工作的地方斯城（Schenectady,NY），离纽约市很近。我在周末，常去纽约市，与其他的中国同学聚会，并乘机推动那时候学工程的同学，成立了一个“中国留美工程师协会”。

第一次开会的时候，选举了侯德榜（中国著名化学家，1890—1974）做会长，还有一位陈良辅（全国资源委员会在美国的代表）与我两人做副会长。我们那个时候经常有学术讨论会，并常邀请名人来演讲。1943年抗日战争快要结束时，重庆政府派了二十多位知名人士到美国来，他们的任务是介绍中国艰苦抗战的情况，并且准备战后建设工作。我们工程师协会，乘机邀请了晏阳初先生和卢作孚先生（中国航运业巨子，1893—1952）给我们作报告。晏先生谈的是民主制度的问题。我们问他：“民主政治是一种新的观念，在中国推动民主制度，是不是会有很多困难？”我现在还清楚记得晏先生很有意思的回答用骑自行车作比喻。他说：“骑自行车也是很不容易的事，但经过不断地摔跟头就一定能学会的。”

我现在想，今天中国因为经济繁荣，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在民主制度上，恐怕还是在“摔跟头”的阶段吧。

宋：多年来您和前夫人颜彬生一起协助晏阳初先生工作，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秦：我过去的夫人颜彬生（1921—2002），跟我相依为伴，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五十六年。她原来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土木工程，由于国际形势紧张1941年她父亲颜惠庆（资深外交家，1877—1950）就让她来美国读书。她去了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还想继续读土木工程。可是发现美国大学土木工程系，根本不收女生，因为这个专业有田野工作，没有为女生服务的设备所以她就改修了数学和物理。1943年毕业后，到纽约州的通用电器公司做助理工程师，在实验室从事电磁研究工作。她所以能去通用电器公司做事，是因为那时正赶上1941年12月7日（在远东是12月8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太平洋上风云突变，美国急需人才。所以，在美国的中国学生，都有机会到美国工厂去工作。

她在通用电器公司一直做到1945年。不久，太平洋战事也结束了，她本准备回国，并且得到了南京政府资源委员会的聘书。可就在当她将离开通用电器公司的时候，公司的报纸上登出她要回国服务的消息，公司的总裁史沃普（Gerald Swope，1872—1957）先生看见了，就找彬生去谈话。史沃普对她说：“现在你们中国有一个乡村建设的专家晏阳初正在美国捐款，罗致人才和购买物资，准备回中国大规模地推进乡村建设工作。”他还说：“我是晏阳初美国平教会理事会的理事，可以介绍你到晏的办公室去工作。”于是彬生就去了纽约市，到晏先生的办公室见他。晏先生对祖国乡村建设的一片赤诚，使她深受感动，就决定参加晏先生的工作。

那时候美国著名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人，赛珍珠女士（Pearl S.Buck，1892—1973），也是晏先生在美国平教会的理事。她知道彬生在平教会工作，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欢迎她参加这个组织，并说明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彬生1946年6月就开始到晏先生的机构工作，从打字员、书记开始，逐渐变成晏先生得力的助手，负责捐款、计划、管理等事情，成为纽约办事处主任。以后又升任为国际乡村改造学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Rural Reconstruction，简称I.I.R.R.）的副院长，及理事会的理事，总管多种项目和事务。1986年她退休后，仍继任为I.I.R.R.理事会的理事，并接洽将晏先生的档案，全部移交给哥伦比亚大学保管。我也于同年，从IBM公司退休。此后我们俩人就全力去推动晏先生乡村建设在中国的发展。一直到2002年彬生去世，后才终止。

从1946年到1990年晏先生去世，彬生和我就像是晏先生的家人一样。他们每逢节日和喜庆大事，都邀请我们一块儿庆祝。我们跟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夫人、儿女，也有很多的来往。所以，我们不但对晏先生的工作和生活有相当的认识，和他们全家的人也有很深厚的感情。

宋：您自己协助晏先生具体的工作有哪些？

秦：我的帮助可以说是多方面的，第一，我尽力帮助彬生，使她能全力为晏先生服务。她多次去菲律宾帮助晏先生组织国际学员的训练，有三次，时间都在两个月以上，我那些时候就留在美国过单身的生活。

1985年晏先生第一次回国之前，在他的二女儿华英家里，美国的西部亚利桑那州，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人除晏阳初外，还有前平教会定县公共卫生专家，刚从中国来美的陈志潜（1903—2000）、颜彬生和我，一起研究周谷城代表国家发来的欢迎晏先生回国的邀请函。大家认真读了信的内容，分析了国内形势，一致认为晏先生应该立刻回信接受邀请。给周谷城的回信，就是由我起草誊清，由晏先生签名发出的。

此外，我常为晏先生办些联络接洽的事情，比如去菲律宾、去南美洲，并多次回中国联络，都是由我自己出钱，从来没有花过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钱晏先生晚年的很多中文文稿也都是由我起草，经他审核，再代他书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宋恩荣编的《告语人民》，第141页起“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那里面的十条纲目，就是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宋：抗战时期，日寇进犯沪宁，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政府机关、文化机构大专院校以及一大批文化人随迁重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也在歇马场的大磨滩落脚。1940年年底，晏阳初一家来到重庆北碚的歇马场，住进了白鹤林的“冯家洋房”。这套三层楼的洋房，是当地富豪冯敬敷于1930年所造，相当气派。许多著名人士曾先后在这里暂住，如王昆仑、曹孟君、翦伯赞、覃政、瞿菊农。晏阳初一家搬来后住在一楼，历史学家、哲学家侯外庐一家住在三楼。据侯外庐自传《韧的追求》一书说，两人虽说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又都是一时之选的文化名人，但却“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从《韧的追求》一书中看，侯外庐先生对晏阳初先生的“旁观印象”不佳，认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远离百姓”，且“拒人于千里之外”，也“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对生活窘迫的侯先生想在乡建院兼一点课的愿望置之不理。相比之下，晏夫人许雅丽（Alice Huie）却给当时的农民和住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41年夏天，白鹤林河水陡涨，一个农民不慎落水。晏夫人闻讯赶来，毫不犹豫跳进河水，救起了农民。侯外庐先生是我尊敬的乡贤长辈，山西平遥县人士，他的弟媳龚守静女士又是我同一个研究室的同事。晏阳初先生则是我几十年来悉心研究的人物，曾两度当面访谈，与他的后人和同事好友也多有结交。对他们两位的隔阂早有感觉，也自有判断。估计政治取向各异是一个原因，所谓“不同道者不为谋”。侯认为晏的理论和实践是“乌托邦”，只不过是“布施者构想的幻境”。晏则对侯的亲共倾向有所戒备。秦先生您可不可以对晏先生的这方面情况谈些什么？

秦：侯外庐先生（1903—1987）是著名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地位很高早年在熟读马克斯《资本论》以后，1927年，他二十四岁时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现在来回答侯先生对晏先生的评价和印象。“乌托邦”一词，通常用来指一种“无法实现的美好的理想社会”。晏先生的工作，三十年在国内，四十年在海外，成绩卓著。根据I.I.R.R.最近发表的2010年工作报告，全年工作收入有美金近五百万元。今天在亚洲有六个工作重点，非洲有八个工作重点，继续推动晏先生的乡村建设工作，怎能说是“乌托邦”？

相反地，众所周知，20世纪前半叶在东欧建立的好几个政治体系才是货真价实的“乌托邦”，因为它们都已烟消云散，被扫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

现在，让我来说说晏先生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问题。晏先生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尽量适应环境。在定县时，他深入民间，虽并不住在茅屋里，也没有人说他脱离农民。在美国，他没有穿长袍布鞋，衣着是质量很好的西服，为的是便于与各界交往。他夫人出生和成长在美国，所以在生活方面，他们也有不同的习俗和需要，这些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晏先生一生事业成功的要素，就是从青年时就树立为平民服务的决心。意志坚强，绝不通融，绝不妥协。做事如此，为人处世也是如此。有时候，这就会发生问题。

据我所知，他的高级助手，有几位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先后离他而去。彬生和他如有不同看法，他就再三讲解一定要彬生口服心服。有很多次，彬生不得不按他的方法去做，但仍表示持有异议，他就会对彬生很不高兴。到了他晚年，I.I.R.R.理事会觉得他办事方式不合时代，最后改选了约翰逊（James G Johnson,Jr.1915—2011）主持学院事务，在很不情愿情况下，晏先生把一部分职权交出。以后有短短一段时间，晏先生对彬生表示不满，觉得彬生没有在理事会上，为他据理力争，使他孤掌难鸣。但一下也就过去了。

他对家事也有问题。他和夫人对两个女儿的婚事，起先非常不赞成。最后她们只好不顾反对，径自进行了。他的两个孙女，福民的女儿，在美国读书时，住在纽约他家。他对她们的私生活、交朋友等事，也多有干预。

我认为他的一个长处是：每有挫折，都能控制情感，从大处着想。即使是晏夫人的突然去世，他也能处之泰然。也许这就是基督教精神的表现。

他对朋友和访客都非常客气友善。他夫人去世后，我和彬生去他家，如赶上吃饭时间，他一定会叫他的助手去附近饭馆买饭菜，留我们吃饭。

他对夫人许雅丽有西方血统这一点，非常敏感。在50年代，我们一次在他家闲聊。我随意说他的二女儿稍带棕色的头发，非常美观，他立刻去把台灯关了，表示不悦。他还极力避免暴露自己的弱点，晚年时一再叮嘱帮他办事的人，用粗笔写大字，可是却从不提及他视力的衰退。

宋：您能不能说一说晏夫人的事？

秦：我上面说过，晏先生为他的女儿有西方人的血统而感到敏感，其实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任何人看见过晏夫人或者是听到过她说话，就知道她有西方的血统，而且是在西方长大的。我对晏夫人有极好的印象，她为人忠厚，温和，在生活和事业方面都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晏先生。

我现在再说说她家的事。她父亲许芹（Kin Huie，1854—1934）出生在广东台山。十四岁时跟随他的表兄一同从香港来到美国谋生，先是在人家做帮工，那时他每个礼拜随着他的雇主去做礼拜。1874年，就在那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的雇主和教堂的牧师认为他极为勤奋，而且天资很好，所以资助他到美国东部的大学去念书，毕业以后，又进入了一个神学院，学成后，他被派到纽约去做传教的事。他工作非常努力，并和一位荷兰移民的女儿在1887年结婚。三年后，用教友的捐款在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买地，建了一所教堂，由他主持，来做礼拜的人多半都是中国人。他热诚接待远来的中国访客，孙中山和王宠惠也在他家住过很久，在那里策划革命。

许芹和他的夫人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六个女儿。三个儿子都和美国人结婚，留在美国，事业都还做得不错。六个女儿都嫁了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后来都回到了中国。这些留学生包括张福良、桂质庭和晏阳初，晏夫人是许芹的三女儿。许芹夫妇1917年退休后，就回中国定居。许芹1934年在北平去世，埋葬在本土。他的夫人回到美国，在1944年去世，埋葬的地方离我在纽约居住了五十三年的家，仅有咫尺之遥。

许芹的后人先后在美国和中国繁衍，他们有很强的家族观念，互通音信，保持联系。2006年8月，许家后人在美国马里兰州开家族联欢会，从世界各地来到会的有两百多人，非常热闹。

宋：您能说说晏先生和晏夫人的生活吗？

秦：晏先生所以能活到一百岁，我认为和他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有很大关系。晏先生和夫人深信基督教，他们的生活，完全遵照基督教规程，一丝不苟。晏先生有非常强烈的使命感，认为他的使命就是乡村建设。他和夫人的举止行动，必须要有利于完成这个使命。

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简单朴素。虽然居住在繁华的大都市，他们绝不赴社交性的宴会，不去跳舞，不打麻将，不打桥牌，也不做消遣的旅游。他非常注意身体健康，60至70年代，在纽约每天坚持走过三十几条街，步行去办公室，再步行回家。他注意养生，从60年代起，就每天吃多种维生素，家里的饭菜也都清淡而注重营养。

晏先生的生活习惯，很值得我们学习。他看书很仔细，看过的书空白的边缘常常有很多旁批和圈点。他每看到认为有意义的字句，就抄到小卡片上放到口袋里，时常拿出来温习，每遇演讲时就会非常自然地“引经据典”，产生极好效果。

晏先生的薪水，跟几位I.I.R.R.高级职员差不多，没有享受什么特权，也没有拿办公费。但因为生活节俭，开支很低，也稍有积蓄。根据他的遗嘱，全部给了乡村建设学院。

宋：抗战胜利后，晏阳初曾向美国高层呈献中国乡村建设的计划，获得总统杜鲁门的理解和支持。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其中规定“在总款项三亿三千八百万美元中，拨付百分之十以下的金额用于乡村建设事业”，俗称“晏阳初条款”。关于这件事，您知道哪些情节？美国两院以及社会许多著名人士支持晏阳初的事业，帮他游说总统和国务卿，依您看原因是什么？

秦：晏先生在美国的朋友很多，在各方面帮助他，出力最多的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Douglas，1898—1990）。

道格拉斯在美国西部一个小城长大，家道贫寒，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律学位后，又先后在纽约几个律师事务所工作。最后在耶鲁大学做法学教授。1933年美国经济大恐慌时候，民主党开明的罗斯福总统（1882—1945）请他出来主持经济改革，由他建议并协助制订了很多管制银行的法案。

道格拉斯与罗斯福总统政见相同，私交甚密，常在下午4点工作后，进入白宫和总统及多位助理，一起谈笑。他会调制一种非常好的鸡尾酒（酒名叫马狄尼，Martini），很受在座人的欢迎。1939年，罗斯福总统推荐他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那是个终身职位，所以他在大法官的任上做了三十六年又两百零九天，是美国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大法官。道格拉斯的思想非常先进。他的行为和所判的案子，和民主党内思想保守的，以及更为保守的共和党人，简直是格格不入。

1940年，罗斯福总统被民主党提名做第四任总统的候选人。那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有总统在两任以后再连任（现在法律限制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任）。当时传说，道格拉斯是罗斯福预定的副总统候选人。可是民主党内保守派的势力太大了，最后选择杜鲁门（1884—1972）成为罗斯福的副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就任后，做了八十二天就去世了。杜鲁门就由副总统成升为总统。但是罗斯福生前和杜鲁门非常疏远，很多重要的事，如将要完成的原子弹、二战结束后的和平计划，罗斯福都没有告诉杜鲁门。

在内地一个小城开服装店出身的杜鲁门，和道格拉斯相处很好。1944年道格拉斯认识了晏阳初，非常赞成晏阳初的工作，两人成了好友。他对晏先生在美国的活动，多方面给予帮助。美国国会通过的援华法案，规定有百分之十交给晏先生做乡村工作，就是由道格拉斯极力推动的。

以后在新中国成立时（1949），晏先生和卢作孚想扭转乾坤，使新政府脱离苏联的控制，转而与美国友善，接受美国援助，也是由道格拉斯牵线的。可是中共决定要一面倒，所以没有成功。道格拉斯不但在美国政府方面给晏帮了很多忙，而且还给晏先生的机构做义务律师。50年代在美国成立的平教会职工福利社的组织法，就是由他起草的。这个福利社在80年代，由晏主动叫颜彬生和陈志潜，找到了过去为平教会服务过的职工，每人或家人，发给了一笔福利金。

宋：还有一些其他的美国朋友在帮助晏阳初先生吧？

秦：是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爱兰娜（Anna 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在50年代也是晏先生在美国平教会的理事。我几次有机会和她谈话，觉得她非常坦直和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因为在三十九岁时（1921年）就得了小儿麻痹症，行动不便，所以总统夫人就代他到各地访问，调查民间疾苦，鼓励战时情绪，极为人民爱护。

谈到1943年2月蒋夫人（宋美龄，1897—2003）访美住在白宫的事，她说蒋夫人需要丝绸做的床单，可是白宫没有这样豪华的设备。她还说，蒋家有一位小姐穿着男装走来走去，罗总统好几次错叫她为年轻人（young man）。我就告诉她那位是孔祥熙的二小姐，孔令俊。

杜鲁门总统因为有道格拉斯沟通，起先对国民政府是支持的，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杜鲁门和蒋政府开始失和，这个缘故我是知道的。

从副总统升任总统杜鲁门做了将近四年，转眼就到了1948年的大选。杜鲁门很多的措施，引起了争论，与他竞选的又是名声甚高的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Thomas E.Dewey，1902—1971）。当时所有的民意测验，和一般政论家的推测，都说杜鲁门没有希望再当选。

1948年夏天，蒋介石的亲信陈立夫（1900—2001）来到纽约，我和哥哥秦宝同去陈住的旅馆拜望他们夫妇。我们到的时候，陈正在读一份中文的报纸。他放下报纸，就摇头叹息，好像是不满意报上记载的国民政府的一项措施。以后外间传说，国民政府也相信了一般人的预测，认为杜威一定会当选，所以给了杜威一笔很大的赞助金。这笔钱，据说是美金五万元，就是由陈立夫送来的。（我认为那是很大的错误，应该两边都给钱）

选举的那天，杜鲁门投票以后就回到旅馆休息。第二天，他清早起来出去散步，满街都有号外说杜威已经当选。杜鲁门回到旅馆打开无线电，才知道杜威最后票数不够，自己当选连任。原因是城市的选票，在选举那天很早就清点完毕公布。而乡村的选票，需要较长的时间，常要在次日清晨才能数清报出。由于乡村的选民，多数支持杜鲁门，所以他就后来居上了。以后杜鲁门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明显地很受蒋在竞选时捐款给杜威的影响。

宋：还有别人吗？

秦：您主编的《告语人民》一书的第306页，提到了福莱特·菲尔德（Fred Field，1905—2002）。这人是19世纪美国首富范特皮尔德（Cornelius Vanderbilt，1794—1877）家族的后代。承袭了亿万家产的菲尔德，年轻时就是一位思想左倾的活动家。他在哈佛大学做学生时，是学生刊物的主编。以后又去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有先进思想的各种经济理论。1928年，当他在美国太平洋关系学社（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工作时，结识了晏先生，很赞赏晏先生的工作，就义务为晏先生服务了九个月。他帮助晏先生安排访问各界人物，办理旅行手续等事，成为晏的得力助手，还去定县参观过。后来他大概是觉得晏先生的工作，不是他想像那样“前进”，所以又去加入了共产党。“麦卡锡主义时代”，他逃到墨西躲避，到1981年回美。

《告语人民》第306页，还提到一位奥女士，其实是晏的英文秘书金淑英（Ellie Auchincloss，这位女士的生年月日不详）。她家和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Kennedy，1917—1963）夫人有亲戚关系，在上层社会地位很高。金淑英1929年去定县工作了六年。回国后和一位律师结婚，丈夫以后成为一位州长。晏先生在美国定居以后，金淑英还常与晏先生夫妇有来往。后来金淑英设立了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基金会，并且还继续为晏的工作捐款和做宣传。

50至70年代，美国朝野有很多人同情台湾的国民政府。在国会里，有一个六十多个议员的非正式组织，被称为“中国集团”（China Lobby）。其中有众议院的周以德（Walter Judd，1898—1994），曾在中国山西做过传教士。还有加州选出的参议员诺兰德（William F. Knowland，1908—1974）。诺兰德对台湾非常友善，处处帮忙，甚至被人称为“台湾省参议员”。由于晏先生在1949年以后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很少来往，所以与“中国集团”成员也很疏远。

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这位先生早年在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就读，但是没有毕业，就去纽约炒股票，赚了不少钱。在1928年美国股票大跌以前，他就把股票都卖掉了，去周游世界。那年他到中国就留下了，一直待到1941年。

到中国后，他就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他起先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他说蒋介石政府任用了好多哈佛大学毕业生，比美国罗斯福总统任用的哈佛大学毕业生还要多。这个观察是不错的，30年代哈佛毕业的宋子文（1894—1971）主持国民政府财政时，把中国的哈佛毕业生，几乎罗致殆尽。我哈佛毕业的父亲秦汾（1887—1973）就是在1930年经宋邀请，放弃了北京大学天文数学教授的十五年粉笔生涯，到南京财政部作会计司司长。

1933年斯诺移居北京，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并去河北省定县，参观了晏先生的工作。回来后在美国《纽约星期日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唤醒中国的民众》一文，高度赞扬晏阳初的乡村建设实验工作。

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会见了很多共产党的要员，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他1937年在伦敦出版了《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报告那次访问的详情，就此一举成名。

抗日战争爆发后，1942年他离开了中国回到美国。在50年代，麦卡锡主义泛滥之时，受到美国政府种种的压迫，1959年就举家移居到瑞士日内瓦。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1960，1964，1970）赴华访问。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Nixon，1913—1994）有意和新中国建交，派人和斯诺谈话并请他去牵线。1972年，尼克松去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前夕，斯诺就去世了未能见到中美正式建交。他夫人遵照遗愿，将他一部分骨灰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宋：您提到麦卡锡主义，我知道像赛珍珠女士就曾深受其害。她写的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丰富而真实的史诗般描写”而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同时，也由于她的超阶级超种族立场，以及对中国抗战和乡村建设事业的支持而受到非难和打击。她与菲尔德、斯诺这样和中国有过关系的人，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关于麦卡锡主义，您能做一简单介绍吗？

秦：1950年，美苏冷战已经开始，中国成了共产国家，美国上下都非常惊讶，觉得那是因为美国政府受了内部共产阴谋而造成的。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那时是参仪院的共和党议员。1952年2月，他在演说时说美国国务院（外交部）有五十七个共产党员，一时举国哗然。以后国会就开始调查，叫了很多国务院官员来问话。麦卡锡先只提出了几个名字，以后说可能有两百零五个人，语气十分含糊。国会调查的范围逐渐扩大，波及很多政府、电影、文化、艺术、学术各界有进步思想或者和中国沾一点关系的人，拷问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员，还强迫他们举报别人。各种骚扰，搞了两年，才告平息这时期，就被称为“麦卡锡主义时期”（McCarthyism Period，1952—1955）。

宋：过去的几十年中，您和晏阳初的子女接触较多，能谈谈他们的情况吗？其中长子晏振东、次子晏新民40年代都在美国留学，后来相继回国。据说他们在回国这一问题上，和父亲的意见并不一致。您能谈谈您所了解的晏先生和他家人的关系吗？

秦：每个人都是非常复杂的，不要说旁人不了解他，就是他本人，也不见得能够完全了解自己。外人去观察，也只是用观察者有色的眼镜，做一种片面的推测而已。现在世界上还活着的人中，我可以说是知道晏先生家庭还相当清楚的，但是也不敢说真正了解他们。

先说振东和新民。二子新民沉默寡言，不大说话，我不太认识他。长子振东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在美国大学毕业以后，我介绍他去做一些工作，包括把纽约图书馆捐赠的旧版书，包装运回中国。他那个时候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白天要睡觉，工作时常困得不行。还有一个毛病是直言不讳——这也许是毛病，也许是美德。有一次我们一起在史沃普家吃饭，他要求史沃普夫人把耳朵上戴的助听器拿下来，给他试听一下。这在美国是很不礼貌的，但是他觉得这样做是很正当的。他心里想要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

振东和新民那时候认为只有共产主义可以救中国，才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1949年，美国移民局问振东对中国政局变化的观感，他说他认为共产是最好的制度，美国也应该采用。您想，这种话能够跟美国移民局讲吗？

当晏先生向他两个儿子解释他自己工作的重要和他对中国政局的想法后，他们齐声说：“你的办法是不行的！我们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去为人民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晏先生无奈就只好帮他们在1950年回国去了。

三十年以后，我和彬生每次到北京时都会去看望振东和新民。他们两人一片赤诚回归祖国为人民服务，但经历了种种政治运动和空前浩劫的磨难以后，都罹患痼疾，身体衰弱，生活也非常清苦。我每想到这事，不禁怅惋不已。

在他的三个儿子中，晏阳初期望最高的是小儿子福民。1949年以前福民已经是北平激进学生的领袖，投身中共领导的反对独裁实行民主的斗争。1949年后当选为最年轻的政协委员，成为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高级干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惨遭迫害卧轨自杀。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没有向晏先生讲福民的实情。1984年，晏先生接福民的两个女儿，小青和小谊，去菲律宾学英文，她们经不住晏先生不断追问，只得说出实情，晏先生悲伤不已。

晏先生的两个女儿，群英和华英，40年代来美读书，就居留下来了。姐姐群英与丈夫刁开义（土木工程师），结婚后就住在我家不远的地方，和我们过从甚密。他们有两个儿子，现都在商业界做事。妹妹华英嫁给一个华侨后裔邓新贤（Robert Hing），一直住在亚利桑那州。他是哈佛毕业的律师兼营地产，非常成功。他们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全家大小已有二十多人。

宋：能谈谈洛克菲勒家族和晏阳初的关系吗？

秦：给晏先生捐款最多的是美国两个家族：一个是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一世家族（John D.Rockefeller Sr.1839—1937）。另外一个家族是华莱士夫妇（Dewitt Wallace and Lila Acheson Wallace）。

石油大王一世在19世纪末叶，以垄断石油生产及运输工具即铁路，发了大财，成为美国首富。他起先住在美国东部克利弗兰城，后来搬到纽约市近郊的小村庄（Pocantico Hills）。他在那里造了宫殿式的住宅，还买了很多的地总共加起来有六千英亩，也就是等于中国的三万六千亩，他家族的人都住在一个有围墙的地区里。

我很幸运1953年在洛氏家园旁边买了小小的一英亩地，那里树深林密前面有石墙可将街道和住房挡开，后山有一道小溪清水常流。我请一位哈佛大学建筑系的教授，给我设计了一个小小的有东方风味木制平顶的玻璃住宅，隐藏在枫树叶中。造好后，我和夫人颜彬生在1953年10月搬到那个小屋（以后又稍加扩充），蛰居了半个世纪。和洛氏家人，既是邻居，故也稍有交往。

晏先生大概是在1927年被洛克菲勒二世（John D. Rockefeller,Jr.1874—1960）邀请去他家在北方的一个别墅去度假，与三世的几兄弟一起打网球，洛克菲勒二世是独生子，负责家族慈善事业。他1928年给晏先生的定县实验区捐了十万美元，是晏先生捐款目标五十万美元的五分之一。以后洛氏家族通过几个不同的基金会，不断资助晏先生的工作。

洛克菲勒二世一共有六个子女（一个女儿和五个儿子），他们就是洛克菲勒三世。这几个兄弟与晏先生关系较好的是第二个儿子纳尔逊（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和最小的弟弟大卫（David Rockefeller，1915）。二战以后纳尔逊想要开发南美洲北岸的委内瑞拉国（Venezuela）与晏先生频频商讨各种开发落后国家的办法，过从甚密。以后纳尔孙转入仕途，做了纽约州长和国家副总统，与晏先生的关系就渐渐疏远了。小弟弟大卫是管理银行的1983年晏先生九十三岁大寿的庆祝会，就是颜彬生和大卫的部下协同办理的那个庆祝会，是在纽约市联合国的大厅举行的。我那时也在场，听到大卫介绍晏先生时，用说笑话的语气说：“……晏先生把我家二世和三世的钱捐去不少恐怕我们的四世和五世，也要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还要说的是美国华莱士夫妇（Dewitt Wallace，1889—1981；Lila Acheson Wallace，1889—1984）。他们自从1944年认识晏先生以后，就开始帮助晏先生的乡村建设工作，做经济上支持，终生不渝。

他们夫妇二人在1922年独资倡办了《读者文摘》杂志（Reader’s Digest）。杂志的内容是精选全国在其他报纸或杂志已经发表的有意义和价值的文章，把它们简化摘要登出来，介绍给广大群众。这个杂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风行全美国，成了销路最广的杂志，以后并出版了其他文字的版本，散布到全球。他们二人就成了出版界的巨人，在政治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生活也非常富裕。

华莱士夫妇在1944年认识了晏先生之后，很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知己。他们认为晏先生的识字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和他们要推动的大众教育是异曲同工，所以对晏先生的工作非常赞同，在经济和宣扬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华莱士夫妇在1963—1964年举办了三次午餐会，邀请工商界的朋友为晏先生捐款，得到了超过百万美元的资助。这笔款被I.I.R.R.用来在菲律宾建设大规模的校舍，招待各国来的朋友和受训学员，这都是他们捐款的功劳。

宋：您认为晏阳初事业成功的原因有哪些？

秦：晏先生之所以能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有天赋的推销能力和捐款能力，尤其表现在和美国商业界的领袖人物打交道上。这些人本身就是具有超级推销能力的高手，所以毕然也就是抵御推销能力非常低的人。每当他们听了晏先生铿铿动听有声有色的工作报告，和前途似锦无限光明的未来计划，马上就会纷纷解囊。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长赫卿斯（Robert Hutchins，1889—1977），曾开玩笑地说:“晏先生有个强有力的真空吸尘器，能很容易地从听众的口袋里把钱都吸出来。”晏先生也常说“有‘贝’之财易得，无‘贝’之才难求。”意思是对他来说，找钱不是太难的事。

宋：秦先生，您已经从好几个侧面回忆了晏阳初先生和他的人际关系，最后您能不能对晏先生这个人物做一个简单的总体概括？或者对他的成就谈一点感想。

秦：晏先生是20世纪世界上乡村建设理论的最高权威，和最成功的实践者他一生的成就，您已有好几本书和很多篇文章发表，我就不在这里重复。我只想强调晏先生改造乡村的方法是基于普世价值，尊重人权，尊重农民，是和平的，是民主的。

晏先生常说自己没有超人的才智和特殊的能力，这是谦虚的话。我认为他不但有高度的才智，超凡的魅力，流利的英语，绅士的风度，更有一种灵性能透视和运用人际，环境，时机，种种明显或隐藏的关系。加上他坚定不移的目标勇往直前的干劲，和与上层社会人物交往的能力，所以就无往而不胜了。

晏先生在1950年，得知中国新政权已经明令取缔了他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和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彻底否定并摧垮了他过去的事业，他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中国奋斗了三十年的成果，开始转向第三世界国家继续他的乡村建设工作，在海外又奋斗了四十年。

晏夫人是他终身忠实的伙伴，在事业和家庭方面，全面支持他，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要素。他的五个子女因为环境关系没有一个能为他出力，使他很为失望。

晏阳初是一个胸怀天下的世界公民，同时还是一个心系中华的爱国志士。叶落应该归根，历经风霜享誉全球的乡村教育家晏阳初在九十岁以后又两次回到祖国观光和考察，希望还能有所贡献。虽然得到隆重的礼遇，但是他为祖国再尽棉薄的愿望却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今天，1930年以后出生的人几乎没有听到过晏阳初这个名字。他的辉煌成就，在祖国现今的社会被认为无足轻重，所以他的名字也就渐渐地“被消失”了。

但是我相信随着各种媒介的传播宣扬，和有识之士的研究探讨，越来越多的人对晏先生会有深入的了解，他在中国的声誉一定会渐渐升高，他所推行的乡村建设的方法也一定会渐渐在中国被采用。

我更相信晏阳初先生在世界教育史上，会是永垂不朽名传千古的。

附记：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杨燕、张睦楚、王浩在把录音输入为电子版文稿过程中给予协助，谨表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