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序言：读杨渡新作《一百年漂泊》(3)

在杨渡的书写中，家族像是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有源有流，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有变也有不变。魅寇生了，魅寇壮了，杨渡生了，魅寇老了，杨渡的儿女生了，魅寇死了，杨渡初老了，杨渡当阿公了……而在这条大河中，死掉的人并没有真正死，常常，祖母每天都还和死去的家人在供桌前讲上一个小时的悄悄话。而一个红通通、皱巴巴的新生儿，也不只是一个新生命，更是这个无尽传承家族大河中的一个新加入者，既是恩典也是命运。如何在这个无尽的河里有传有承、继往开来，这样一个谦卑而远大的责任，照亮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而归其本源，则还是在家族。这样一个世俗化的、此在的、无可逃避的责任，似乎是当代中国人道德救赎的一个重要根源。杨渡曾经稍带自弃地以滚石自比，以漂泊自怜，为《金刚经》里的“颠倒迷错，流浪生死”的经文而感动流泪。但他在他的孩子出生时，领悟到一个道理：“即使再怎么想摆脱家族的纠缠，想摆脱父母的羁绊，想摆脱家庭的束缚，但这个孩子，宣告了我的生命，无论怎么想远离，终究是这一条命运之线、血缘之脉的延续，我是其中的一个，勇敢承续，再也无法脱离。”杨渡讲的是他的家族，难道不会让他联想到“中国”吗？我不知道。而这却是我的联想。

另一强烈的陌生感受是“宗教”或是“魔奇”（magic）。杨渡花了不少篇幅，以一种至少并不质疑的口吻，描述他的外公的通灵轶事，或是“凤阳教”的离奇传奇，或是他父亲的撞鬼经验……对这些现象，我诚然不知如何好好理解，而我相信杨渡或许也有类似的困惑吧。这不是“迷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要之，我们还能够继续身心合一且安顿地接受理性或是科学世界观（或杨渡所说的“way of thinking”）的霸权吗？杨渡还是在一种诚实的困惑状态中，一方面曾经在他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病魔劫难中体会了一个道理：“或许规划命运的，不是理性自主的力量，而是某一种更高、更难测的偶然性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还是习惯性地以一种理性主义、启蒙主义的姿态对应世界，例如他对商场中人拜“武财神”的现象所提出的隐晦“批评”。

这是一个大问题。但如果我们暂时先把“宗教”（或中国式的道德义理）从这些神奇超自然中切割开来，是否会有利于讨论的进行呢？因为这整篇叙事，如果从一个最高的义理层次来理解的话，是探讨我们如何在一个尤里西斯式的英雄主义工业化时代退潮时，重新建立并巩固我们的生活与生命，以对抗那以冰凉理性安静空虚流动的“高铁站文明”。这本书以高铁站迎来序曲，以朝天宫、以妈祖、以金刚经、以家族在祠堂为中心的信仰光芒中的团聚，送出终曲。于是，漂泊者魅寇的死亡，像是他一代代的先人一般，有了归宿，于是杨渡“真正地放心大哭起来”，因为意义又因家族伦理与“宗教精神”而重新饱满起来。有了这种历史连续感，人重新找到了时间的意义，它不再是物理时间、空洞时间，或是货币时间了。在“终曲”里，在乡人眼里“从台北回来的”杨渡，克绍箕裘，现身为朝天宫的二〇一四年除夕夜开庙门的仪式参与者。他说：

时间到了，主委一声令下：开庙门！

我们一起打开大门。

开门的那一刹那，我仿佛感受到时间之门，在遥远的天际，缓缓打开，时间之流，像光，像水，像风，那无声的节奏，拂过庙前的广场，穿过庙宇的每一个雕像的眼睛，穿过每一个等候的信徒的身体，飘浮在夜的天空中。

新的一年，新的时光，新的希望，来临了。

而我也记得，杨渡在他十六七岁时，也就是约莫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年的某一个秋日，母亲入狱、债主逼门、父亲继续漂泊、唯一照顾他们兄妹的祖母又老耄病弱……少年的他从台中老市区的监狱探母不成，一个人失魂落魄踽踽独行，从三民路一路走回乌日，在那时，他梦想着一种乌托邦，在那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二〇一四年初春，在杨渡的“少年乌托邦”梦想四十年后，他似乎重新找到了一种“中年乌托邦”，而那是一种几千年来属于中国人的乌托邦吧！在一种连绵无尽的世俗时间中，找到了和先人与后人，以及无穷远方的无尽关联，亡者未逝，来者已至，慎终追远，承先启后，敬己爱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无愧生平之志……而如何交接汇通这两种“乌托邦”，或许是杨渡以及他这本“短工业化年代”的社会史，无论它题名为《一百年漂泊》或是《水田里的妈妈》，所留给我们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罢！因为，还需要说吗——台湾的今日，不是正见证着这两种“乌托邦”的消逝吗？

“家族”与“宗教”是在科学霸权世界观中，受西化教育的我等，所长期漠视、轻视甚或鄙视的两个“概念”。但如何将我们从断裂的时间、断裂的空间中（用老祖母的话：“像一场眠梦”的世界）自我解救出来，恐怕还是得重新思索家族与宗教这两个概念及其所涵育的制度与价值。它们未必都好，未必都能为今日的我们所用，但否定了它们，我们也将不是我们了。我们不是很民主吗？“公民”难道不够吗？——或许有人会如此抗议。但徒然“民主”或“公民”能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像一场眠梦”的高度压缩，从而不成理路地断裂时空与人生吗？台湾人民如何自我救赎，似乎要开始重新思索那些让人有所敬畏的厚重之德，从那里开始，重建一个真正民主社会的厚重主体，这一点是我所完全同意于杨渡的所在。如今甚嚣尘上的“民主”、“自由”、“正义”或“公民”话语，如果只有民粹、自私与妒恨的内核的话，那将使台湾陷于永劫之地。而台湾人民果能自救于断碎眠梦，那势将对应该同样陷于“像一场眠梦”的高度压缩的当代中国大陆的发展时空有所裨益。这是台湾真正能输出的“未来经验”，而杨渡已经开始有所反省了。

作为一个应作者客气之请而写的读后感，已经太长了。但是我还想在结尾处提一下这本书第五章里的一个饶富历史寓言深意的小插曲。是这样子，杨渡为了要说三合院并非总是祥和一团而有时也会吵成一团而说了一段往事。有一天，院里头一个叔公家里丢了一串金链子，婶婆大怒骂院，疑东疑西指桑骂槐，这还不解恨，竟指着老天爷诅咒，要偷她的链子的人不得好死。结果呢，“小偷”竟是她自己的女儿，因为受婆家欺负，想买点礼物给婆婆讨个好，又没钱，只好顺手拿了母亲的链子……结果，这个女儿也没买到好，终而抑郁服毒自杀。消息传来，三合院如临大灾，全院的人惊恐讳默，而杨渡的祖母和母亲则在此时，反复告诫后生，无论如何，不可施人以毒咒，因为“毒咒之于人，咒到的只是自己的心”、“人哪，厚道待人，老天才会厚道待我们”。

我初读到这段记录时，感觉很是震动，因为这件发生于一九六〇年代台湾中部的一个寻常三合院的往事，在今日读来，深具一种寓言性质。这个“祖母与母亲的心”相对于那位“婶婆的嘴”，似乎见证了两种台湾人心灵状态的消长关系，一种对天理的敬畏之心与对他人的宽厚之心，似乎在我们的“民粹民主化”过程中，被一种只知有“当下”、“争夺”、“我要”、“我义”、“他魔”……的心理与言说状态中给消释泰半了。这也许是我的“过度解读”，而非作者的本意。但是，我读这本书时所感受到的杨渡对于他祖母的深挚厚重的感情，也不能不想象这个感情后头的更大的文化与历史内容吧！的确，杨渡是把对祖母的告别理解为对一个年代的告别的。

出殡之日，我持着经幡，父亲捧着祖母的灵位，走过乌村的街道，街道竟变得如此陌生。它不再是童年时与祖母一同走过的街道，那是一九九〇年代有超市与汽车的年代，工业的时代。属于祖母的岁月，属于农村生活的温暖，那柔软的土地的触觉，那有着鸡啼声的微凉的早晨，随着她的逝去，永远消失了。

但愿并非如此吧！毕竟，作者在书的“后记”里，也还如传统的中国士大夫一样，仍然抱持着一种信念与坚持。在指出了台湾发展经验的沉重代价后，杨渡说了一个宝贵的“然而”——“然而，一如台湾民间所信持的，无论多么扭曲、多么变形，至少有些不变的人性，还是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日

于台中大度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