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外资的胜利(1)
现在我们提到美国，脑海中的印象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发达国家。虽然近年因为债台高筑、基础设施老化、教育医疗昂贵无效、金融危机等问题让人觉得有日落西山之感，但美国到目前为止依然保持了自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树立的“超级大国”位置。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历史则更为悠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国力已经超越了英国等老牌经济强国。
由于百年以来的辉煌，已经很少有人提起美国之前的历史。人们看到的是仅在2010年这一年时间里，尚未完全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还是在海外投资了3000亿美元。这使得人们忘记了美国并非一直在向世界各地输出资本。实际上，在20世纪来临之前，美国是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正是凭借着外来资本，美国才得以把自己庞大的潜力转变为实力。可以说，如果没有外资就没有今天的美国。凭借着来自伦敦的资本，美国完成了“华丽的转身”，在百年中从被人看好、但前途未卜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了发达国家。可以说，作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国家，美国和外资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借鉴。
在谈到外资之时，我们首先要明白的一点就是国外投资者是不会平白无故地把钱送来的，伦敦的银行家和投资者有着诸多选择。美国虽然是“地大物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大量的资源和机会，但其只是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美国崛起的19世纪，世界上还有着其他“地大物博”的发展中国家，其中也包括当时刚刚被敲开国门的大清国。然而，大清国直到20世纪还拒绝接受大量的西方文明，这样自然无法成为投资者们的首选。相比之下，原来隶属西班牙的拉丁美洲诸国和美国同样资源丰富，发展历史比美国更为悠久，一直以来和美国一样受到投资者们的偏爱。那么，为什么美国在20世纪成功变成了经济强国，而南美诸国直到21世纪还一直是发展中国家，其中国土最大的巴西甚至被讥讽为“永远的未来之国”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追溯美国建国的历史。和拉丁美洲一样，美国在一开始也是殖民地，不同的是美国的宗主国是英国。对于美国来说，在初期其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可谓天大的运气。如之前所述，英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比欧洲其他国家发达，和落后的西班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英国投资者看来，早期的美国虽然在大洋彼岸，又是一片荒芜，但那里同样是英国领土，被英国法律管制，这使得投资美国成为了“国内投资”而非风险更大的海外投资。这样的想法使得英国的资本和美国的资源从一早就被联系在了一起，也为日后两者的相辅相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18世纪末，英美之间这一坚持了近两百年的紧密经济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政治冲突而风云突变。美国人自觉受到了英国政治上的压迫，在经济发展上也受到了英国太多的约束，因此最终决意独立。在英国死敌法国的支持下，美国最终独立成功，摇身一变从英国的殖民地变为了独立的国家，同时成为了法国的盟友。
这一巨变使得英国资本在美国投资这一形式也一下子改变了身份，从之前的国内投资变成了之后的海外投资。这种变化使得伦敦的投资者不再认为美国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而是变成了一个和拉丁美洲一样遥远的地方。虽然从某些方面来说美国因为和英国同文同种以及之前两国紧密的关系而有着先天优势，但这已不足让美国成为英国人投资时的首选，毕竟两国之间刚刚发生了战争、充满了敌意，很多英国人在美国的财产甚至被美国人所没收。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强迫英国人“投资”，要么说服英国人投资。他们可以学习英国，强行从他国“输入”资本。然而，当时的政局已经和16世纪无法相提并论，各国的实力并非依然在伯仲之间，而是形成了英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作为势单力薄、刚刚独立的国家，美国是无力直接从伦敦巧取豪夺的。这样一来，如果美国想继续获得英国人的投资，其必须首先证明自己能够提供他国所无法提供的优势。
对于这一点，美国第一任财务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知道得很清楚。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半路出家”来到美国的政治家才华横溢，在独立战争中得到美国建国之父乔治·华盛顿的赏识而崭露头角。汉密尔顿对经济、金融的认识在当时的美国可谓独一无二，这使得他最先意识到了海外资本的重要性。
在刚刚独立后，很多美国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英国人的任何帮助，包括贸易和投资。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勒紧裤腰带”，可以在完全没有英国人的情况下完成多年抗战，那么在抗战结束后亦可自力更生。这些人没有看到的是，美国因为英国资本的撤出而经济遭到重创，政府也几近破产。如果没有荷兰人的贷款和法国人免费给予的财政支持，那么美国根本坚持不到胜利的一天。在战争结束后，法国、荷兰等国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不会再无偿给予美国帮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也必须早日恢复常态，继续从和英国的贸易中获得利润，从英国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
和战后美国人大多反英不同，汉密尔顿从未忽略过英国对美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虽然汉密尔顿本人对英国并无特殊的好感，但他意识到英国是美国产品的最大出口国，也是资本的最大来源地，如果完全中止和英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美国只有亡国一条路。
怎么才能吸引英国资本呢？当时，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不需要深究的问题，美国有着如此之多的资源和机会，逐利的商人一定禁不住诱惑，会把资金投资到美国。汉密尔顿却不这么认为。身为美国的外来者，汉密尔顿意识到英国的资本有着诸多选择，除了美国之外的新大陆也有着诸多投资机会，美国在脱离大英帝国后并无特殊之处。而且，仅仅因为机会多是无法吸引到资本的。“发展中国家”这五个字并不完全是金字招牌。发展中国家即意味着有着大量优良的投资机会，也意味着机会和不确定性并存，投资者也有可能颗粒无收。任何投资者在考虑收益的同时也会考虑到风险，仅仅有机遇并不能促使投资者慷慨解囊。
美国如果想要吸引到投资者，那么美国联邦政府首先需要创建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让投资者们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这不意味着投资者的风险因此而降低，资本市场上收益和风险成正比，美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然收益大，那么风险也低不了。美国政府也没有必要降低风险来吸引投资者，因为这些投资者可以自己评估一个项目的收益和风险之后决定投资与否，而且只要他们觉得收益和风险成正比，他们还是会选择美国。
投资者们所不愿意接受的是额外或常规之外的风险。在美国刚刚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国情绪高涨的美国人首先想到的是睚眦必报，一心想到的是如何使英国人为战争中犯下的各种恶劣行为付出代价。在两国已经停战之际，直接报复英国军人已经不可能，于是美国人将自己的情绪全部发泄到了那些和英国政府合作或者同情英国的“美奸”身上。
且不说这样的惩罚本身公正与否，但从投资意义上来说，再没有比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报复更让投资者们敬而远之的了。在美国之前隶属于英国之际，英国人本来是美国最大的投资者，也看到了美国的朝气蓬勃和诸多良好的投资机会。如果人们仅仅因为“同情”英国政府就会被政府抄家，那么再大的收益也无法吸引这些来自英国的资本。
汉密尔顿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一开始就希望能够尽力保护英国人的合法权益。汉密尔顿意识到，就算美国自称“民主”、“法制”、“共和”，如果其联邦或各州的立法朝令夕改，那么肯定无法得到投资者们的信赖。如果美国能够从根本上保证投资者们的正当权益，那么这些投资者看到美国法律体制健全，自然会把钱投资到美国。
除了要有健全的体制之外，是否能够吸引到海外投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信用。在很大程度上，一个国家是否有信用比其体制是否健全更为重要。即使一个国家本身制度极其落后，只要其极具信用、有债必还，投资者也愿意将资本双手奉上。相比之下，一个没有信用的国家即使表面上制度健全，投资者也不愿意相信这个国家或国家内的机构，因为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资产会被其没收。
和之前法制有所不健全一样，刚刚成立的美国的信用也不怎么样。一般来说，投资者们都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一个国家即使再不安定或政府经常赖账，这些投资者也会隔三差五的往那里投资。这正应了那句老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投资者们为了逐利，很多时候会重视收益多过重视风险。
然而，这不代表投资者们都有“健忘症”，他们的“伤痛”虽然可以由时间抚平，那也需要隔的时间长点儿才行，几年前发生的事情投资者们还是记得的，而几年前的美国正是劣迹斑斑。且不说当时美国的州政府热衷于没收英国人和支持英国的美国人的财产，并且很多州都有欠债不还的问题，就连联邦政府也和他们一样，欠着一屁股债。
当然，在战争期间债务暴涨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国债的起源和战争息息相关，如果各国之间不是常年战火不断，那么其实国债对政府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不幸的是，战争仿佛是上天给予人类的永恒诅咒，以至于英美虽然“本是同根生”但依然兵戎相见。英国作为老牌金融强国已经有着非常完善的筹资体系，即使如此也差点因战争而破产。美国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战争的代价依然不菲，当时的美国大陆国会又没有收税的权力，欠债不还也可以说是在所难免了。虽然后来美国因为法国的大量财务支援而减轻了不少负担，但整个战争期间依然捉襟见肘。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美国大陆国会祭出了“欠债不还”的法宝。为了稳定军心，国会自然不会明白告诉民众他们不准备还钱，毕竟国会的很多债主是手中有武器的士兵，他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在无偿卖命，立刻倒戈攻击国会也是有可能的。实际上，在整个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最让华盛顿头痛的不是英国人，而是经常被欠薪的士兵。国会深知士兵不好招惹，于是除了偶尔发钱之外，也大量向士兵分发欠条，承诺国会有钱之后会给他们补偿工资。这虽然无法阻止少数不好管理的士兵“犯上”讨债，但总算安抚了大多数人。除了士兵之外，美国的债主还有很多，国会安抚他们的手段也是同样的——发放欠条。
但问题在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只能通过各州和国外盟友的救济勉强度日。这使得美国政府是否能够还上这笔债变得扑朔迷离。到了后期，很多被欠薪数年的士兵既迫于生计，又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最终兜售了自己手中的欠条。由于没有人知道政府未来是否想兑现承诺，或者是否有能力兑现承诺，因此这些债券在转手之际价格极为便宜，一张纸面价值百元的债券最低时只能卖出15元。
美国国债被贱卖其实是美国没有信用的表现。对于投资者来说，信用体现在三个方面。投资者必须坚信这个国家会永远存在，认定国内会安定发展、有能力还债，而且确认该国政府还有意愿按时还债时，才会认为这个国家是有信用的。如果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达不到，投资者都会对在该国投资这一选择敬而远之。
刚刚建立的美国恰好一个条件都不符合。由于之前并没有殖民地从宗主国独立的案例，连华盛顿本人都怀疑美国是否能够坚持二十年。一向悲观的汉密尔顿虽然是美国宪法的坚定支持者，他也同样不知道美国能坚持多久，并认为美国最好的选择就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借钱给这样的国家自然不能让投资者安心。
由于没有先例，同样没有人知道美国是否能够在脱离大英帝国之后茁壮成长。如果美国在脱离英国后萎靡不振，即使美国政府想还债也没用，因为民众都一文不名之际，政府也无法通过税收获得任何收入。当然，这本身是一种假设，因为没有人知道新兴的美国是否有能力统治全国并且有效率地从各地获得税收。
有能力还债不代表政府就一定会还债。还债意味着收税，而收税意味着民众“不高兴”。英国之所以会想在美国收税就是因为之前英国政府由于战争欠下了太多债务，因此不得不通过“开源节流”来堵上这一窟窿，而美国人正是因为英国的“开源”而被激怒，逐步走上了独立的道路。为了避免和英国同样的悲剧，很多政府会两害相权取其轻，在激怒债主和激怒民众之间选择激怒债主，毕竟激怒债主后过个几十年投资者还会回归，但激怒民众可是掉脑袋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法制健全与否和政府是否有信用是相辅相成的。法制的健全程度涉及私人财产，只有健全的法制才能让海外投资者相信自己借给或者投资给私人的钱财能够得到保证。这一保证的另一前提是政府必须有信用，因为一个摇摇欲坠、没有能力、没有意愿的政府既然连自己的国债都敢赖账，那么自然不会费力去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其他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