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双潮合一：新文学法定知识身份的初构

教育与新文学的联姻，主要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中间还有一个桥梁，那就是自晚清以来持续发展的国语运动。

192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其后，又规定初级中学的“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当时初级中学“国语”科的“略读书目”中已然有了白话新文学的内容，如小说部分列举了周作人的《点滴》、胡适的“短篇小说”以及鲁迅尚未出版的“小说集”等；散文方面，胡适的文选、文学革命问题讨论集、社会问题讨论集等都赫然在列。考虑到“与小学国语课程衔接，由语体文渐进于文体文，并为高级中学国语课程的基础”的学科要旨，可以说，这些新文学作品在当时中学国语教育中的位置已经得以确认。

正是借着这样的契机，白话文学作品才进入了当时的初级中学课堂。蔡元培对“言文一致”的“国语”替代“国文”有这样的认识：“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6岁起，到20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话，所以学得很像。现在应学的科学很多了，要不是把学国文的时间腾出来，怎么来得及呢？而且从前学国文的人，是少数的，他的境遇，就多费一点时间，还不要紧。现在要全国的人，都能写能读，哪能叫人人都费这许多时间呢？欧洲16世纪以前，写的话的都是拉丁文。后来学问的内容复杂了，文化的范围扩张了，没有许多时间来模仿古人的话，渐渐儿都用本国文了。他们的中学校，本来用希腊文拉丁文作主要科目的。后来又创设了一种中学，不用拉丁文了。日本维新的初年，出版的书，多用汉文。到近来，几乎没有不是言文一致的。可见由间接的，趋向直接的，是无可抵抗的，我们怎么能抵抗它呢？”他道出了“言文一致”运动的不可违背之势，明确了在中学校实行“言文一致”的国语教育的必要性。这种中学“言文一致”的“国语”教育观念体现在教材方面，就是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被后人称为“中学白话语文教科书产生的标志”的四册本《中等学校用白话文范》。这套书的编撰者为南开大学教员洪北平、何仲英。为该套书以及配套的《白话文范参考书》所做的广告，对其编撰原因有一份详细的说明，“近来中等学校，很提倡白话文。但是没有适用的教本，取材也很困难”，至于本套教材的选文内容和选文的价值，广告中说“有古名贤程颢、程颐、朱熹及现代教育家蔡元培、胡适、钱玄同、沈玄庐、陈独秀诸先生的著作，不但形式上可得白话文的模范，就是实质上也都是有关新道德、新知识、新思想的文字”。更重要的是，广告认为这些选文“和中等学校的程度很合”。对于配套的四册《白话文范参考书》，广告作如此的说明：“凡是考据解释和语文的组织法，都详细说明。还有新文学谈若干条载在后面。好算一种破天荒的教科书了。”由此观之，其时新文学进入中等学校的国语教材已是一种事实。

但是，这种结果并不是一帆风顺得来的，个中过程很是复杂。

一 “语”与“文”为中心的“双潮合一”

“语”与“文”的“双潮合一”之说来自黎锦熙。他在《国语运动史纲》中说，在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之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成双潮合一之观”。在这里，他指出了“双潮合一”中的双潮是什么，那就是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与《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运动。这两项运动的完全合作是在1919年。这涉及两个有交集的运动和团体。

倡导国语统一运动的是1916年成立于北京的国语研究会。按照黎锦熙的说法，国语研究会的成立是当时教育部的几个人有感于袁世凯恢复帝制体现的民智低落的现状而提出的。他们认为如此低落的民智与共和的国体是不相匹配的，于是意欲借助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的权力在教育上实施某几项重要的改革，而在这几项重要的改革中，文字的改革是最普遍最紧迫的根本问题。因此，陈懋治、陆基、汪懋祖、黎锦熙等人就做文章鼓吹文字改革，这才于当年的十月份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其宗旨就是“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

倪海曙的《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中记载，近代民族汉语拼音运动的系统开始于清末的1891年，出现之后，“塞之仍流，禁之仍行”，形成了一个以拼音为手段，以言文一致、统一语言、富强国家、挽救危亡等为目的的汉字改革运动。但是，这个运动还可以上溯到1850年的清代后叶。这就是说，国语运动并不是突然间心血来潮的事。光绪二十三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沈氏音书序》，指出当时有人已经进行语言革新的试验，像厦门的卢戆章就已经开始创造切音新字了，他认为像这样的文字的出现可使文言合一，对开启民智大有裨益。卢戆章后，吴敬恒发明“豆芽字母”，洋人傅兰雅、雪司培都主张中国要创新字母，雪司培也创造出了采用“短写法”的新字。但是，在当时大家往往把“切音新字”与“速记符号”混为一谈，再加上各地方言组织的排斥，因此并没有流传太广。但是像“切音文字”的称呼在1891年宋恕的《六斋卑议》中已出现，其书《通变篇》中的《开化章》记载：

 

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分之九，少亦几十之二。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印度……今亦得百之四；赤县（中国）秦前学校最盛，男女无不知书；秦后频遭惨劫，劫余之族，日似昏愚；计今之识字者，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之一，去印度何尚远，况日本与白种乎。识字者之少，民之济困安有解期！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不者罚其父母。每县乡、聚、连均置男女校各一区；校费派捐于本县乡、聚、连，课本酌集外国之长，读本专用赤县之字（按今日本小学教法，先授和文，后授汉文；若师其意，江淮以南，须造切音文字多种，以便幼学；兹事体大，未敢议及）……

 

但是这样的想法在当时因朝野拥塞而被斥为邪说，并没被采用。

及至1900年，王照写毕《官话合声字母》，完全模仿日本的片假名，采用汉字的某一部分作为字母。在这本书的序言中，王照指出了他国虽语言浅显但其国民人人知晓的事实后说“吾国通晓文字之人，百中无一”。他曾对此种现象做过深入的分析：

 

盖各国皆语言合而为一，字母简便；虽极钝之童，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故凡为学之日，皆专于其文字所载之事理，日求精进。而吾国则占毕十年，问何学？曰学通文字也；其钝者或读书半生而不能作一书简。惟其难也，故望而不前者十之八九，稍习即辍者又十之八九；其能通文者则自视为难能可贵之事，表异于众，而不能强喻诸众；且精力久疲，长于此而绌于彼，尚欲以影响闪灼之词，囊括事理，扬扬得意，不自知其贻误已久也。

 

因此，在看到国家语言不一的弊端后，他创造出了《官话合声字母》，以期能够普及教育于细民。这种官话合声字母受到了严复和吴汝纶的赏识，在当时还出版了很多用此编写的教材，传布范围很广。但是，袁世凯复辟之后，该官话字母被禁止传习。后来，劳乃宣创造出了《简字全谱》，1907年出版。《简字全谱》传习遍及江浙。虽后来受到慈禧的赏识，甚至还在北京成立了“简字研究会”，但是学部中人反对简字。1911年，历经多方奔走，《统一国语办法案》得到表决，但是中华革命，国体变革，简字运动也便戛然而止。

民国元年，当时的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并颁布了《读音统一会章程》。民国二年，成立教育部读音统一会，选举吴敬恒为议长，王照为副议长，开会照章审定国音，产生了六千五百余字的国音。后经浙江会员马裕藻、朱希祖、许寿裳、钱稻孙和部员周树人的提议，把审定字音时暂用的“记音字母”正式通过。到了民国五年之后，这种国语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逐渐成为有影响的大运动。历经袁世凯称帝的闹剧，这种国语运动无人关注，渐渐式微。于是，在恢复帝制闹剧教训的基础上，才有了民国五年国语研究会的成立。

不难看出，无论是狭隘的国语运动，还是渐成气候的大规模的国语运动，其背后的推动力都是期冀实现言文一致，以促进教育的普及、国家的统一。这点与日本现代文学兴起过程中发生的言文一致运动很相似。日本现代文学兴起过程中出现的言文一致运动，按照柄谷行人的说法一般被认为始于幕府末期前岛密提出的《汉字御废止之义》的进言，这种言文一致的运动可以被理解为建立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事项。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民初的这种国语运动倡导言文一致也具有这方面的特征。但是，这种运动直到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发表后才有了明确的目标，才有了明确的运动方向。于是，文字的变革导致了思想的变革。之后，新机大启，这就是该年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开场的由来。

但是，在王风的研究视野中，言文合一和语言统一并不是并行的口号，而是有代际区分的。他认为，1902年之前的拼音化运动倡导的只是言文一致，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提高民众阅读以及写作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今日人心之营构”并为“他日人身之所作”打下基础。王风引用文廷式“不必再造简便文字”的观点，指出当时孕育着汉语变革但是除却拼音化之外的另一条路子，即不触动汉字本身，使用白话使得书写语言通俗化。但在当时，相对于拼音化方案的翔实与可操作性，白话理论显得相形见绌。因此，这种思路并没有得到深入的推广。在此基础上，1902年吴汝纶在考察日本期间接触到了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的“统一语言”的观点，认为语言的统一与国民爱国心的养成关联密切。他在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说：“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其法……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后在天津的讲演中，吴汝纶提出了天下“语音一律”的观点。这个观点被拼音化运动借鉴，开始与“言文一致”结合使用，成为晚清拼音化运动的重要口号。倪海曙认为，“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的理论从这时起，又增加了‘统一语言’这项，原来是只提‘普及教育’和‘言文合一’的”。但是，在教育中提出“顿悟各国莫不以字母传国语为普通教育至要之原”的却是王照，这是他在给吴汝纶的《东游丛录》作序时提出的。

在此之后，随着拼音化运动的逐渐式微，那种试图以拼音取代汉字的倡议逐渐被摒弃。1909年后，要求颁行官话简字的呼声渐起。随后，在严复的支持下，《审查采用音标试办国语教育案书》获得通过，将原先的拼音文字置换成了标注汉字读音的音标。至于为什么能通过这个提议，实因“统一国语，则不得不急图国语教育；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文字”的提法。在颁布的“规定用法”中如此说：

 

用法有二：一范正汉文读音；二拼合国语。汉文读音，各放互异，范正之法，于初等小学课本每课生字旁注音标。儿童已习音标，自娴正读，但令全国儿童读音渐趋一致，而统一之效可期。至于国语教育，所以济文字之穷：盖晓渝文人，则文胜于语；指挥佣作，则语胜于文；……学部筹备清单，自宣统二年至宣统八年，皆有推广国语教育之事，用意至深。诚以语言济文字之穷，又得音标为统一之助，其于中流以下之人民，需求最切；而于藏蒙维回等之教育，效用尤宏。

 

此时，教育普及与语言统一成为语言改革的两大口号。但需注意的是，王风经过考察指出，20世纪10年代民间拼音化运动“普及教育”口号的首要目标是在初级教育中以白话置换文言，以期将拼音方案带进对知识传播具有特殊地位的课堂教育中去。也就是说，他们也看到了中学课堂在知识传播中的重要地位。

在将拼音运动的知识中心置换后，民国二年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这次发生了前面所讲的“记音字母”被通过的事件。王风认为这是一场戏剧性的事件，“‘注音字母’只为范正汉字读音，大违背拼音化运动者的本意，但就汉语书写语言而言，‘国音’的确定是由文言时代进入白话时代的门槛”。在其后《国音推行方法》的决议中，第四条就是“请教育部将初等小学‘国文’一科改作‘国语’，或另添国语一门”；第五条则规定“中学师范国文教员及小学教员，必以国音教授”。在教育实践上，这是“国语”单独设科的重要表述。这个表述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教育实践上将国文科与国语科并置，撼动了传统的不可撼摇的国文科的知识地位，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当时对于常提及的“国语”还是没有详尽的说明。“国语”是哪一种语言呢？

国音定出来之后，钱玄同曾做过这样的描述：“自从注音字母出世以来，坊间关于国音的出版物一天多似一天，在表面上看来，是很可喜慰的一件事。但是那许多出版物中，真能根据语音学的学理说明国音的，实在是很少很少。”且不说国语，就是国音在当时还面临着这样严峻的问题。黎锦熙曾经说民国二年制定的国语国音，“尚不过是把现代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凑合而成”。可见，这种国语在当时就是现代的“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而这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实际上就是大众口头的语言，也就是大众口头所讲的白话。民国十五年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说明，认为“这种公共的语言并不是人造的，乃是自然的语言中之一种；也不把这几百年来小说戏曲所传播的‘官话’视为满足，还得采用现代社会的一种方言，就是北平的方言。北平的方言，就是标准的方言，就是中华民国公共的语言，就是用来统一全国的标准国语”。无论怎样，在当时国语为白话是毋庸置疑的了。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白话的国语又是如何与新文学扯上关系的？钱玄同对于这个问题有如下的表述：

 

我主张我们对于国语，不要费气力去注意那“茫无标准”“说不明白”“累得死人”的甚么四声、五声，应该用全副精神干国语革命的事业，将国语改变为很完备的复音会语。但这件事业，不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员能够干的，也不是文字学家、文法学家、语音学家……能够干的。对于干这件事业负完全责任的人，只有国语文学家，这是什么原故呢？要使国语革命，要使单音语变为复音语，不消说的，自然非改造许多新词不可了。改造新词，若是一个一个地制造，制造成了，编为字典，要叫彼等通行，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彼等是毫无生趣的东西，不是患精神病的人，绝没有死记字典上的字来做文章的，更没有死记字典上的字才来说话的。所以要是由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或文字学家、文法学家、语音学家……关起房门，制造新词，无论他们造的怎样多，造的怎样好，是完全不生效力的。必须文学家于作诗、作小说、作戏剧，作其他种种论记文章的时候，自由改造新词，使新词靠着文学的生命传布普及，这才能“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二十年来日本化的国语，四五年来欧化的国语，都是与那玄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古文和语录小说中的白话格格不相入的，何以到了现在，不但做到文章摇笔即来，而且讲到说话开口便是呢？这全是靠着文学的生命传布普及的啊！

 

在他的思维中，文学家作诗、作小说、作戏剧，作其他种种论记文章的时候能够自由改造新词，而新词也正是靠着文学的生命传布普及的。他认为某词能否通行，权柄全在文学家手中。他的文学作品读者多了，自然就通行了。因此，他认为新文学是制造、传布国语的重要工具。

及至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十字方针，则彻底实现了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双潮合一”，更是为这两个运动找到了共同掘进的契合点。在该篇文章中，胡适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国语。”这篇文章的发表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双潮合一”，更重要的是使得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都正式进入行文，落于实践。在这里，胡适所谓的国语就是有生命力的白话，他对语言的关注体现了他自己所言的“一部文学史就是活文学取代死文学的”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实质上也就是文学史是文学语言工具的变迁史，是活的语言工具随时起来取代死的语言工具的历史。因此，“今日所需，乃是一种可读、可听、可歌、可讲、可记的言语。要读书不须口译，演说不须笔译；要施诸讲台舞台而皆可；诵之村妪妇孺皆可懂。不如此者，非活的言语也，绝不能成为吾国之国语也”。这种赋白话为国语的行为所带来的意义是巨大的。这种行为一方面提升了白话的地位，使得大众的口头语言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教育领域，成为国语教育的工具，促进了教育的普及，最终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就是奠定了白话文的文化主流位置，革了文言一统天下的命，触发了民众的思维，激发了民众的力量。这两方面对于承载这种意义的新文学而言，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知识身份，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二 “双潮合一”中的利益共谋

在“双潮合一”的潮流中，胡适其实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文学革命的擎旗者，二是国语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按照他的回忆，他归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结识了教育部当时提倡主办“国语统一筹备会”里的一些文学改革家。这些文学改革家的心思并不全在文学的改良上，而是想实现言文一致。后来，胡适成为该筹备会的一员，参与了关于国语统一的讨论，在探讨中逐渐明白中国没有标准白话的事实，认识到了语言统一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性。但是，他的思路与当时提倡国语统一的改革家不同，从自己对文学语言的了解出发，他认为不应该先有标准国语，而应该先有用这种语言创作的第一流的文学。在这一点上，胡适与蔡元培的观点相同。因此，他主张先有国语（白话）的文学，才能够有标准的国语。在这里，胡适把文学创造放到了语言创造的前面，他强调的是先做文学的改良，而把语言的创造作为最终的目的。

胡适的这个口号把“白话”置换为“国语”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说：“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从这句话中可知，胡适自己也不认为白话就等同于国语。他反复地倡导应该用白话去作新文学，“尽量采用《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因此，他说要创造“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这种白话才是他想象中的“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因此，在胡适的创造国语的逻辑中，他认为不该在汉字之外另造一种新的语言系统，而应该从流行最广的群众语言中发掘可做国语的材料，并且要继承文言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经过新文学的锻造。在他的设想中，新文学不仅仅是传播新思想、促进社会启蒙的工具，还应该是锻造标准国语的大熔炉。这是他之所以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绑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了新文学仅靠自身传播而具有的局限性。因为文言在当时阴魂不散，社会交际的应用文、政府的行政公文也还在使用文言。若顺利，也不会出现钱玄同与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上的“双簧戏”典故。因为文学毕竟是阳春白雪的东西。但是，语言则不同，尤其是大众的白话语言。因此，胡适看到了依靠国语运动来扩大新文学影响的传播学方面的优势。于此，他做了两件工作，一是鼓吹新文学应该用白话也就是所谓的“国语”来创作，二是积极地鼓吹国语的建设，用新文学来锻造将来的标准国语。但是，上述两条理由并不足以概括胡适对“双潮合一”的欣赏。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是胡适看到国语运动中教育部以及社会上层人士的积极参与，看到了背后存在的文化政治力量。在国语运动的过程中，无论是卢戆章时期还是劳乃宣、王照时期，或者马裕藻、周树人等人提议通过的“注音字母”时期，背后不是有慈禧太后或者端方或者袁世凯的身影，就是有教育部的积极参与。尤其是进入民国，经历过袁世凯的帝制闹剧之后，当时的教育部更是看到了提升民智的重要性，经过考量才决定将国语统一作为最根本的、最重要的问题来抓。在此期间，甚至还有了在教育体系中将传统的国文改为国语的提案。与上述人士多有交往的胡适不会不知道上述的情况。而在当时，无论新文学多么受欢迎，都不能和传统的八股文的社会地位相比。因此，只有进入教育体制，与古文进行正面的交锋，在教育体系中占有一定的优势位置，才能树立并确保自己的知识身份。同时，教育无论在何时都是知识传播的最重要途径，对新文学、对国语的锻造具有的意义都是无法衡量的。

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胡适等人才将国语运动与新文学捆绑在一起，意图借助国家权力层面对国语统一的渴求使得新文学获得新的传播空间，获得新的知识身份。其后，教育部一纸令下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而在教育的实践上白话语体文进入国文教育领域，并且以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课程标准的形式固定下来，新文学的法定知识身份在制度上完成了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