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样本选取、变量定义和模型构建

一 样本选取

本书选取2011—2013年作为样本期间，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的剔除:（1）剔除了交叉上市的公司，因为交叉上市的公司可能同时面临着B股或H股的双重监管，其可能会对上市公司的评估机构产生影响；（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因为金融类上市公司使用了不同的会计准则，财务数据不统一；（3）剔除ST、*ST类等非正常交易状态的上市公司；（4）剔除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5）剔除了最终控制人缺失的上市公司，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无法确定和没有实际控制人三种情况；这样共得到1844个年度观察值，其中，2011年481个，2012年698个，2013年665个（表3-2）。

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数据根据同花顺数据库导出，将所有控制人的产权性质分为两类：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其中，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我们又将其分为地方政府控制和中央政府控制两类。对于部属院校控制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我们根据刘启亮（2012）等的分类，分别将其认定为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同时，我们采用CCER色诺芬数据库中的实际控制人数据和同花顺金融数据终端中实际控制人数据库进行了交叉核对，并且我们通过手工收集的方式也对部分实际控制人数据做了进一步的交叉核对。最后统计发现：中央政府控制企业344家，地方政府控制企业715家，民营企业785家。如果根据终极控制人性质将资产评估机构进行类似细分：中央政府控制评估机构668家，地方政府控制评估机构289家，民营评估机构887家。本书关于上市公司资产评估机构选择的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实际控制人、企业类型、公司地点以及其他财务数据来自同花顺金融数据终端，数据处理采用STATA12.0统计软件。另外，为排除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在每次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前对所有连续性控制变量按1%和99%进行Winsorize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界定

依照研究目标与相关研究成果，选择的变量如表3-3所示。

（一）评估机构的计量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的终极控制人的情况将资产评估机构分为以下三种：中央政府控制的资产评估机构（中央所）；地方政府控制的资产评估机构（地方所）；民营资产评估机构。

（二）产权性质的计量

参照刘启亮（2012）、余明桂（2012）、雷光勇（2007）、夏立军（2005）等学者的计量方式，本书将上市公司根据终极控制人性质细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包括省级及以下政府控制）、非政府控制（即民营、集体或外资资本控制）这三种类型。

（三）制度环境的衡量

本书中的制度环境包括3个指标：地区市场化水平（Tm）、政府治理水平（Gm）和法治化水平（Law）。根据已有文献（如夏立军等，2005；刘启亮等，2012；刘慧龙等，2014），本书制度环境指标采用的是樊纲和王小鲁（2012）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具体来说，我们使用“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指数”来衡量地区市场化水平、政府治理水平和法治化水平。地区市场化进程指数越高，表示地区市场化水平越好；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指数越高，政府的治理水平越高；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指数越高，法治化水平也相应越高。本书的时间跨度为2011—2013年，因数据在这三年相对比较稳定，我们采用了樊纲和王小鲁（2012）报告的2011年数据衡量2011—2013年各省区的制度环境。

（四）控制变量

借鉴已有文献并结合本书研究内容，本书选取以下控制变量：Size，公司规模，用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Roa，资产报酬率，用营业收入除以期末总资产表示；Lev，财务杠杆，用资产负债率表示；Growth，公司成长性，用营业收入变动除以上年营业收入表示；Year，年度虚拟变量；Industry，行业虚拟变量。

三 模型构建

本书旨在分析政府控制、制度环境和评估机构关系，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变量假设，构建如下计量模型，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设。为检验假设1和假设2，运用Probit回归分别运行模型（3.1）和模型（3.2）：

为检验假设3、假设4和假设5，检验模型（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