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变革与衰颓：旧体域外纪游诗的现代命运

用旧体诗词来纪游，不但在清末民初十分普遍，甚至在新文学已经牢牢占据主流地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现象仍不绝如缕。其类型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诗”与“文”互文的现象。即作者对同一次旅行，分别采用了纪游诗与游记散文两种文学表现形式来纪游行旅体验，“诗”与“文”在内容上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如斌椿在《乘槎笔记》之外还有《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等纪游诗集。王国辅在《游美视察记》书后附录了《游美杂吟》，钱用和在《欧风美雨》之后附录了《海外杂吟》。王礼锡在《海外杂笔》《海外二笔》之外有《去国草》的结集出版。吕碧城除了著有文言体游记《欧美漫游录》（又名《鸿雪因缘》），还写了许多海外纪游诗词。二是更为常见的是在域外游记中直接穿插旧体诗词曲赋。最典型的要数康有为的海外游记。即使到了民国时期，在域外游记散文中依然可以看到旧体诗的身影。如郁达夫的《盐原十日记》、王一之的《旅美观察谈》、蔡运辰的《旅俄日记》、王长宝写于1940年前后的《欧氛随侍记》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旅日游记中，经常穿插大量旧体诗词。这些诗词多是中日文人之间的唱和往来之作。如王韬的《扶桑游记》就属此种类型的代表作。他自云“余自东来，日与诸文人争逐游宴，卒卒无片晷闲”。王韬在日期间，几乎每次折简招饮、友朋聚会都会有诗词互赠或唱和。仅1879年8月21日一天，“是日同人投赠篇什不下数十章”。三是纯粹以旧体诗词形式来纪游。如吴宓的《欧游杂诗》；李思纯的《巴黎杂诗》《柏林杂诗》；胡先骕的《旅途杂诗》；吕碧城的《信芳集》等就是完全以旧体纪游诗的形式勾勒出一部“旅欧小史”。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标举现代姿态的新文学作家竟然也难以抗拒“旧形式的诱惑”，如苏雪林，就写作了《旅欧之什》这样的旧体纪游诗。

由此可见，创作旧体纪游诗的作家既有晚清一代的旧文人，也有以吴宓为代表的执着守护“旧格律”，与新文学阵营相抗衡的所谓“守旧派”；同时还有像郁达夫、苏雪林这样新文学的坚定拥护者与实践者。新旧两代文人、新旧两派作家都对用旧体诗纪游情有独钟，这一现象颇值玩味。如果说晚清文人采用旧体纪游诗的方式来记录域外行旅体验是缘于一种文学表达惯习的延续；那为什么以激进的姿态与旧文学划清界限的新文学家们，竟然也会写作旧体纪游诗，并且将其视为自珍的敝帚，在其中尽情倾诉个人之衷曲？是什么因素使得行旅者们在新文学占据统治地位之时仍对这一旧形式割舍不下、情有独钟？尤为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旧体诗词这一传统文学形式能否将他们或新奇惊羡或百味杂陈的异域行旅体验完全呈现出来？或者说，前所未有的域外体验，为旧体诗词注入了哪些新的元素？对这一文体的发展形成了哪些冲击？

旧体诗词在现代文坛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尴尬。以旧体域外纪游诗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域外行旅体验与旧文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揭示中国传统文学形式在现代性域外体验的冲击下，所不得不出现的变异及不可遏止的衰颓趋势；从另一角度印证新文体在表述域外体验时的生机与活力，由此凸显出的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变革与域外行旅体验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