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财团法人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被日本外务省、文部省、劳动省三省认可，是一个上得了台面的民间团体[1]。对于财团里突然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小川彰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然而，虽然小川彰在博报堂里职位不算很低，冈崎因为多少有些寄人篱下，所以对小川除了倚重之外还有一些客气，但任何人只要站在小川的角度考虑一下，都会觉得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直接将我这个普通的中国留学生领到冈崎那里的，所以在日本这个等级观念十分严格的国家里，当时正在攻读热流体力学博士学位的我与研究国家外交战略的冈崎根本没有任何直接的交汇点。

财团一年里一般召开两次理事会，春秋各一次，讨论讨论财政支出之外就是吃吃喝喝，联络感情。当然，吃得很朴素。

加入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后，我发现“评议员”原来是个相当值得人尊敬的称谓，因为与人交换名片时总能换来对方略带艳羡的眼神，我明白自己已经有了一个被日本社会认可的身份。

日本社会重视资历，日文称之为“肩书（职务）”，也就是一个人的职衔或者社会公职，体现了被社会的认可程度，从一个人的“肩书”中还大致可以看出这个人在社会或集体中的声望和地位。日本人多疑，很难相信人，但若相信了便不容易再产生怀疑。有着公信度的“肩书”对取得日本人的信任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国人聪明，在日本待久了也自己拉了几个日本人成立财团或者NPO法人，担任理事长什么的，看起来风光，但日本人一看名片便知道那是自己封的，你那个财团并不代表你被日本社会认可的程度，也就是说其实仍然没有走入日本社会主流。

东南亚文化友好协会成立于1964年，由一个叫加藤亮一的牧师发起，首任理事长是当时的副首相石井光次郎，我加入的时候加藤已经去世，但财团中仍然有许多社会名流。

第一次参加理事会的时候，小川并没有出现，在众多白头发、花白头发的老爷爷中间，我发现自己十分年轻。除了我，这个团体里还有一个穿着普通的中年女性，渐渐地熟了，才知道那便是日本最大面包厂商“山崎面包”的老板之一，日本经济界的名人。

据说，当高桥秀雄理事提名推荐我加入财团时，有人以财团从来没有过外国人评议员为由表示反对，这个名叫饭岛庸江的女士反驳说她早已经加入了法国籍，所以她就是先例。财大气不粗的饭岛女士端庄娴雅，寥寥数语倒像是为我说话一样，于是，我得以全票通过。

为了让我对财团的历史有个了解，高桥理事将财团创始人加藤的著作《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2]借给了我。因为书的内容很感人，喜欢舞文弄墨的我决定将书翻译成中文，把书介绍到国内去。

没有人支持我。

首先因为我的专业，没有人对一个正在攻读工学博士的人的文字有信心；其次是财团的许多人都没有去过中国，中国的红色使他们疑虑并且担心。

时间已经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已经近30年，东南亚文化协会这个由普通的精英日本人组成的团体中大多数人似对中国一无所知。后来我翻译刘德有先生的回忆录，看到在记录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章节中刘先生用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描述。不只是刘先生，2010年之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查阅资料，发现几乎所有的中文记载都体现了“中日友好”在日本是“人心所向”的趋势。我总觉得，中国人包括政府被今日的日本表现弄得多少有些措手不及跟这些文字表述有相当关系。我在日本几近二十年，因为出国时没有国内的背景，到日本后接触的几乎都是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而非亲华人士，说实话，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受到因为“人心所向”而带来的亲切。相反的，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拓荒者，面对着的日本民众对中国无知而茫然。

高桥试图说服理事长，但这个设计了日本单轨铁路的著名设计师考虑了半年之久都没有给出答复。其实，我知道，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的高桥本人也是顾虑重重。

小川彰出现在年末的理事会上。

四十出头的小川彰让理事会充满活力。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永远笑眯眯的人是何许人也，也不知道冈崎研究所是什么样的机构。看着他神采飞扬地介绍去韩国见什么名人的样子，虽然到日本多年，那一日的我发现自己对他的日语似懂非懂。

以后的经验告诉我，像我这样没有在日本受过正规基础教育的人，每接触一个不同领域的人便会面对一堆完全不懂的新词，要适应好长一段时间才会听懂，能参与会话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理事会后，四个人一起喝茶。专务（理事）大野克美、高桥秀雄、我，还有这个兴致勃勃、活力四射的小川彰。当高桥谈到我已经翻译了加藤的书并希望在中国出版时，笑眯眯的小川彰表现得喜出望外，当即表示：太好了！他将全力支持。

出版的事便这样定了下来，由我和小川负责。

在日本的公司或者其他社会团体中，专务（理事）因为主管着团体的主要工作，权力很大。小川彰的表态效果明显，专务（理事）大野立即成为我的支持者。

于是，小川邀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冈崎研究所去玩。

小川非常有亲和力，他眼光独到，公关能力杰出，与各个部省关系密切，为冈崎研究所谋得大量经费。这时候的他常拍着口袋说：没办法，钱太多了，花不完。

他的“接待”[3]非常像样，我第一次吃河豚就是他请的，东京车站旁有一家十分有名的河豚老店，小川是那里的常客，他自己说常带重要的客人来。我去的那次，他特意向店老板介绍：这是中国来的王女史，以后会常来。第一次被称为“女史”而不是留学生，我十分感动，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多是穷，而女史则显得富有教养。后来我发现他对所有人都如此，郑重地介绍每个人，让人觉得受到特殊的尊重。

小川搜罗了各界人士去冈崎研究所，这些人各具特色，议员、学者、企业家、评论家、作家……许多后来的冈崎追随者和朋友都是小川这时候的“成果”。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是冈崎研究所的全盛期，研究所里每日里客来客往，人气很旺。

来客都不喧嚷，几乎都是小川的客人。冈崎在最里面的房间里，写字或者休息。偶尔有他的客人来，时间一到他便走出来，到会客室去，见完了人便回自己的房间，远远地承受着大家的尊敬。

注释

[1]日本的民间团体五花八门、多如牛毛，都是非营利性的，有的是企业经营者组成的行业间团体，有些则是单纯的爱好相同者联谊会，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会员们可以通过参加团体活动增进友谊、交换信息。这些团体都希望邀请社会名流参加，国会议员或知名学者都行，有了这些人的加入，团体的影响力就相对强些，与政府打交道时也方便很多，有时候还可以对媒体和政府施加一点儿影响。中国人熟知的日中友好协会也是这样的民间团体，上世纪50年代，由于日本政府不承认中国，两国政府处于敌对状态之中，一些当时的左派进步人士和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中小企业主成立了这一组织。

[2]加藤亮一的著作《现在，是我们赎罪的时候》其实是这个财团的精神资产，体现了财团的理念，因加藤已经离世，所以理事们十分慎重。

[3]日文的接待一般指企业等为了交易成功而招待合作方面负责人，包括饮食、娱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