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学科发展可以通过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两个方面来考察。本书通过“确定时间段学科研究主题的变换”来考察台湾传播学学科理智史的发展过程，主要搜集期刊论文、台湾“国科会”研究计划、研讨会论文以及代表性专著等来考察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层面的发展。结果发现：第一，台湾传播学科发展深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需求的影响。第二，台湾传播学科研究主要移植西方传播学术理论，尤以美国影响巨大。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台湾传播学研究以行为科学量化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行为实证研究为主，较忽视宏观层面的社会控制与分析。第四，台湾传播学界逐渐重视本土化传播理论及传播研究方法的建设。第五，台湾传播学历史研究、传播理论研究仍待发展。目前台湾地区的实用性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媒介实务与政策研究两种，前者的目的在于了解或解决传播实务问题，后者的目的在于协助制定或检讨传播政策。这两项研究都有相当的学术及实用价值，但对理论的启发与建构帮助不大。理论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因此理论建构是所有学门的目标之一。理论性研究太少，将使理论知识无法累积，也使台湾传播研究无法建立理论体系，传播学门在台湾学术界的声誉地位不易建立。

学科制度结构，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以下四类基本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本章简要论述了台湾新闻传播学科制度的基本发展历程，并计划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考察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发展的关系：（1）新闻系所成立的数量、类型与社会变迁因素的关系；（2）课程设置特点与学科理智的发展关系；（3）不同时间段台湾师资的构成与研究重点的改变关系；（4）学生论文，尤其是硕士生论文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受到师承的影响。

在一个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学科理智与学科制度密不可分，正是由于这样的互动才产生了独一无二的本土学科发展态势。台湾新闻传播学学科理智发展的特点导致在台湾新闻传播教育中，课程设置仍以市场化、实用主义为主，学科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再加上台湾当局政治上一度“去中国化”的刻意作为，忽略新闻史的研究与教育已是多年积弊。由于缺乏成熟、严密的理论体系，反映在教学上就出现新闻传播学“教什么”和“怎么教”的争论，这在两岸都是一个大问题。台湾主要新闻传播院系对学门入门核心学程进行过数次探讨及改革，至今仍在探索之中。在台湾学者眼里，这不仅仅是与学术研究相对的教学上的问题。教育的结果除了造就合格的传播人才之外，更要能够推进学科学术正当性的建立。教育并不能独立于学术之外考虑：学术必须先有发展，教育才有源头活水。大陆因为特殊的大学建制方式，学科的正当性长久以来鲜受质疑。然而，学术正当性已成为本学科的“原罪”。若欲学科有长足的发展，就不能不时时思量如何改变此番局面，以期学术研究之强化，学术社群总体水平之提高。为了改善新闻传播学科缺乏学术正当性的现状，台湾学者除了从事现实研究，致力于建构本土理论体系之外，还把新闻传播学教育视为达成此目标不可或缺的合力之一。

本章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阐述了学术分期的意义并将台湾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951～1973）以维护“党国”政治统治为主导的新闻传播教育；第二时期（1974～1991）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新闻传播教育；第三时期（1992年至今）市场与技术引导下的台湾新闻传播教育。笔者将在此分期的基础上建立起研究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