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国际关系中的雅尔塔-波茨坦体系
尊敬的同行们！我们听取了许多与雅尔塔会议的历史、进程和实际结果有关的有意思的报告。我想请你们注意作为体系的雅尔塔。在雅尔塔是在解决两大任务：对战争（正在走向结束）做出总结和决定未来世界的命运。在这里的会上已经谈到，在世界史中，各种体系总是相互更替的。这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一是体系自身的内部构造；二是外部环境。这里的会上已经提到，维也纳体系在19世纪中叶进入危机与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以及克里米亚战争有关，而其实际上停止存在则与19世纪末两大集团的建立有关。早在20世纪30年代，凡尔赛体系就暴露出自己的无能为力。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尔塔体系，也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来说，今天谈论雅尔塔遗产的说法很多，有怀疑的声音，如有人说，今天不可能有任何雅尔塔。另外，对大国领袖在雅尔塔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们知道，这种批评是几年前开始的，主要是在东欧国家。很遗憾，这些国家把罪过都归于在莫斯科、在苏联所做的事，同时却忘了，在雅尔塔，并不是斯大林个人的决定，而是协同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看一下雅尔塔以后发生了什么，雅尔塔体系是如何运作的，是很有意思的。一般来说，在每一种体系里，既有直接的、原有的因素，也有伴随的因素，即同时发生的因素。从根本上说，雅尔塔决议并不要求出现两极世界，雅尔塔体系并不要求出现激烈的对立。相反，它的基础是保持合作。这些因素只是后来才出现的，虽然应该说，在雅尔塔当时已经感觉到紧张的气氛，它出现在参加同盟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历史学家知道这点。不管怎样，当时虽是同盟国，但它们有着不同价值体系和目标的同盟国。在这里的会上，А. В．托尔库诺夫谈到斯大林关于丘吉尔的回应和丘吉尔关于斯大林的回应，但是他们终究是从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的人。罗斯福体现了美国民主，美国认为自己是世界上主要的民主国家。对丘吉尔来说，帝国是他全部生活的意义所在。斯大林是独裁者。从世界史的观点看，只要出现另外的任务，这三个人之间的合作就会受到侵蚀。我永远记得，意大利自由主义者乔瓦尼·乔里蒂（Giovanni Giolitti）在19世纪说的，对革命最可怕的是它的胜利的曙光。这是对的，在此之前，大家还在一起。这次的情况是十分相像的。
我认为，应该考察一下雅尔塔体系的优点和缺点。优点是很清楚的：粉碎了纳粹主义，达到了20世纪的主要目的。优点还有殖民主义覆灭的长远前景和完全新的国家走上舞台。优点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后作为大国的新中国的出现。优点还有欧洲的一体化，这是欧洲人古老的理想。尽管这种一体化不是当初先辈们所希望的那样。但是也有缺点，而且有时还超过优点，即建立了两极世界。战争的遗产还表现在，大国领导人认为，在解决国际问题时，实力是主要的论据和手段。当然，尤其是美国。它在经济上从战争中得益最多，它拥有原子弹，由此认为，这是决定世界秩序的新因素。斯大林得到了他战前想要而不能得到的东西。他得到了，就像当时说的，社会主义的极大的扩张——东欧国家的新制度，红军进入欧洲的部分地区。英国当时似乎还保存着不列颠联邦、不列颠帝国，但是侵蚀性的因素已经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体系已经不能解决它面临的任务。
在这个体系里，主要的一点是，它不会导致新的战争。我想，我们在今天的危机中忘记了一个因素，它在冷战年代曾是决定性的。我想，和我同辈的人们都记得，曾经有一个被认为是主要的因素，它被称为“恫吓战略”“威慑战略”——这是由于核武器的存在。我们今天不把这个因素看作均势的因素，但是我要说，它在整个雅尔塔体系时期起了决定性作用，克制了各方面的意图。与体系有关的第二个因素是，随着亚非新国家的出现，产生了一个问题——民族自决权与领土完整原则之间的矛盾。它今天在乌克兰十分尖锐，它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这不是新问题。我觉得，威尔逊总统在他的14条中，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在他的作品中都讲得很清楚。这个观念至今仍在日程上。还应加上联合国的建立及其领导权，因为它被载入联合国章程，并且所有国家都签了字。然而，最终弄明白的是，连联合国也不能确定新的秩序，它在战后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也就是说，正像世界历史中常有的那样，出现了相互矛盾的因素。这些因素对世界既推动又阻滞，而这是体系本身的体现和消耗，而体系的安排是有别的目的。这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世界正面临着建立新体系的任务。原有的体系消失了，因为没有了苏联，没有了主要因素。
我认为，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被低估了。作为冷战的主要因素之一的演说术也在80年代末退出了舞台。出现了一种诱惑，即把自由主义看成新的世界秩序的基础，福山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最鲜明地讲述了这点。但结果看来，这并不是灵丹妙药。第一，由于历史传统，由于地理政治状况，俄罗斯没有接受自由主义作为世界体系。而且伊斯兰世界也没有接受它。伊斯兰世界今天已成为十分重要的因素。看来，自由主义不可能成为一种可以团结一切的有凝聚力的思想。看来，已经做了许多的欧洲一体化今天也还需要重大的改进。我对此做过许多研究，我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之父——奠基者们看到的欧洲，自然完全不是他们过去所设想的那种带有理智性、精神性类型的概念。欧洲在经济方面做了许多，在流动性方面的一体化做了许多，但是没有取消文化自治，没有取消民族利益。我还认为，从19世纪以来，有名的欧洲均势、欧洲大国间的平衡依然存在。它留下了。在今天，它可能不再决定那些基本伙伴间的尖锐关系，但它留下了。欧盟在它的成员增加后，并没有变得更强大。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协议性组织，其成员不是5个，像联合国安理会那样，而是几乎有13个，那么这个组织的能力会是有限的。这点我们是看得到的。可以说，一经建立，雅尔塔体系就逐渐进入了与现存的实际的矛盾。
有一种因素，被某些人看作对雅尔塔来说是关键性的。雅尔塔把世界分成了势力范围，为此今天还在骂罗斯福，尤其是在东欧。但是我要说，雅尔塔确定的与其说是势力范围，不如说是利益范围。它确定的不仅是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且是整个冷战时期。我记得西方对许多事件的回应。1968年捷克事件时期，一位对美国战略有很大决策权的人说，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是苏联的利益范围”。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说，任何思想都会落后于时代，利益范围的思想也已消失。它既不可能根据19世纪的经验恢复，更不可能在雅尔塔之后。但是，我要说，这个因素，即均势因素却继续存在。实际上，什么是划分利益范围？这就是均势问题，即地理政治上的均势。它存在过，也存在着。因此，我想，这是理解雅尔塔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认为，对理解雅尔塔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是工具，而雅尔塔的政治工具至今仍有生命力。它今天作为经验，作为至今仍完全适用的实践还存在着。第二，这是重要的，即历史妥协。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是，有人用过的术语——妥协通道。可惜的是，它是十分脆弱的，有时根本就没有。雅尔塔表明了在矛盾增长的条件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世界史来说，将是雅尔塔的意义所在。自然，雅尔塔将具有作为一个决定战争结束的因素的意义。从这意义上说，雅尔塔毕竟不是终场，终场的一幕发生在波茨坦。因此，也将在今年举行的波茨坦周年纪念也会引起注意。在此意义上说，所谓的雅尔塔综合征今天还在起作用的正是在这些方面。有这样一种东西，叫雅尔塔心理。这是很有意思的题目：雅尔塔对不同国家内部发展的心理影响。此处指战后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各族人民中的心理。总体上，我要说，战前占上风的是十分仇恨的氛围，由于波茨坦的结果，更大程度上由于雅尔塔的结果，许多规范消失了。但是它们在雅尔塔之后很快恢复了，是在冷战时期。我想，这是十分有意思的和严肃的研究题目。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诞生了所谓的“失掉的一代”。在文学和艺术中对他们都有描述。我认为，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代人的意识发生了什么是很重要的。感受愉悦，感受胜利，同时由于损失而冲动，而随着冷战的进展，就对所发生的事产生了绝望。所有这些使研究历史记忆成为可能，其语境是日常生活史，一般是在相互接受的情况下。雅尔塔表明，界限是十分脆弱的，从仇恨到联盟的距离是很容易克服的，看来，在人的本性中，养成彼此互动的愿望，也有在正面的世界生活的愿望，但是生活表明，这很容易改变，即很容易走到另一面，也就是正面的形象被换成负面的。
我想，当时的经验还说明一个问题，就此我想结束我的讲话——这是指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什么决定事件的发展——意识形态还是政治？如果当时意识形态，演说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因素几乎成了决定性的。你们知道，今天利用电视和互联网可以破坏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不久前遇到一位著名的精神神经病学家。他说，在全世界，在大众信息手段（СМИ）的基础上，也由于最为不同的各种东西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自由进入人的意识，偏差的数量大为增加了。我想，这也是要求某种新的秩序。这是无法禁止的，只能去适应新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重复指出，雅尔塔的经验，作为工具，作为世界史如果没有妥协就会走入死胡同的例证，是重要的。最后，我想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国际形势十分紧张。世界专家的团队的任务在于，应该开始考虑以后会怎样。这个危机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我已经看到同行在美国的、欧洲的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讲到应该考虑新的秩序。应该想想，为了结束现在的危机和发展之后的世界，应该做些什么和怎么做。
（原载《国际史学研究论丛》第二辑，2016）
（亚·奥·丘巴里扬，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