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艰难曲折的求援外交

桐油借款标志着抗战以来中美关系的第一次转机，美国东亚政策在继续绥靖日本的同时，也出现了援助中国遏制日本扩张的新因素。美国援华的出发点是保护其在华的各种利益，避免美日两国最终的直接冲突。因此，美国决策者精心设计了援华方案，既要能维持中国的抗战局面，又不会引起日本采取报复美国的行动。与美国的目的不同，中国政府争取美援不但是为了更有效地抗击日本侵略，而且也想通过美援把美国逐步拉入中日战争当中。中美两国安全利益上的这种一致性和差异性，充分地表现在1939～1940年间中美两国就美国贷款问题所展开的外交活动中。

（一）美国拒绝提供平准基金贷款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全面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发动了货币金融战。1938年3月北平傀儡政权成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破坏中国的法币制度。日伪利用政治高压，强力推行准备金不足的“联银券”，以此从华北人民手中掠夺法币，然后再用法币去上海孤岛的外汇市场套购外汇。由于法币是以外汇为本金，因此为维持法币信誉，国民政府不得不在上海市场抛售外汇以维持法币牌价。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战时政府维持通货的信誉已不是纯财政问题，而是涉及中国政府政治前途问题，政府能否在法币问题上经得起考验，决定了它能否赢得和维持国内外工商界和老百姓对它的基本信心。因此，国民政府对外部援助的首要需求是支持通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向美英等与中国货币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寻求平准基金（稳定通货）借款。

1939年1月9日，中国驻美财政代表陈光甫在促成中美桐油借款之后，又奉命向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及国务院政治顾问亨培克陈说中国币制的困境，书面请求美国贷款来帮助中国稳定法币。虽然国务院官员态度积极，但此事主要由美财政部负责。美方借口对华平准基金贷款须经国会批准为由加以拒绝，并称中国币制的稳定与英国的利害远比美国密切。因此，此事应该由英国协助。

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在接到中国的援助请求后，立即征询美国的意见。英国通知美方说，鉴于日本对1938年底美国的桐油贷款和英国对华50万英镑的贷款反应并不强烈，英美两国在稳定中国货币方面的合作将会产生更大的效果。尽管这一行动不无风险，但如果英美两国无所作为，“中国可能会以英美为代价与日本达成妥协”。而英美两国的一致行动则会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日本对两国在华利益的威胁，同时增加中国“门户开放的可能性。因此，为避免中国通货的崩溃，英美应尽量帮助中国”。

美国国务院在与财政部及总统罗斯福讨论之后，由韦尔斯在1月10日通知英国说，美国正在通过进出口银行的桐油贷款和白银购买这两个方面来稳定中国通货，并将继续这一做法。但美国不准备考虑英方的建议，因为平准基金贷款需要国会特别授权。

为维护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的广泛经济利益，英国决定单独行动。它在3月10日与中国签订《中英平准基金协定》，成立中英联合委员会，由双方各出资500万英镑，以此来维持法币与英镑在上海市场上1法币比8便士的比价。

美国虽然无所作为，但国务院内的援华之声开始强烈起来。亨培克在3月8日向国务卿赫尔进言道，为维持远东的均势，援华手段要优于直接制裁日本，他强调，美国的传统政策是维持一个统一和独立的中国，因为这与美国商业机会均等的外交原则相一致。现在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受到日本侵华的威胁，“如果中国被征服，我们也就没有了可以开放的门户”。美国已经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不应看作美国援华政策的一个有限部分，美国曾答应英国采取平行行动来稳定中国货币，他认为，这一行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赫尔在维持远东和平结构这一政策目标上与亨培克的想法并不相悖。他曾在一年前给副总统J．加纳的信中指出，维持远东秩序的平衡比美国在华的商业、投资和侨民利益更为重要。但他并不认为中国局势紧张到非要美英平行援助不可的程度，况且欧洲局势的日益严重和国内孤立主义势力的强大，都是赫尔所顾忌的因素，因此，他对中国的几次请求均用“纯属避免正面回答的外交辞令”加以拒绝。

由于日伪以及在沪的一些外国公司大量套购外汇，中英平准基金未及3个月就告罄，1939年6月7日国民政府决定暂时停售外汇，不再维持原有8便士的汇率，法币汇价因而大跌。

中国不得不再次向美英等国求援。1939年7月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向美求救说，中国外汇平准基金已经耗尽，而美国在沪公司是套购大户，希望美国加以制止。同时，英国已表示除非美国能带头，否则它不愿再增加贷款。因此，他迫切希望美国能直接帮助中国，并促使英国增加贷款。随后蒋介石又向罗斯福呼吁，希望美国出面维持《九国公约》，进一步援助中国。他还特别强调道：“如果友好国家对中国的物资援助能够保证，中国毫无疑问地将能够遏制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这样，中国不仅能够保卫自己的领土和政治完整以及西方列强在华权益，而且也能够对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作出重大贡献。”

在此前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在做罗斯福的朋友、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的工作。7月25日顾维钧和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一起在巴黎拜访了蒲立德。顾孙两人谈道，法国已准备好2亿法郎来帮助中国稳定法币，但它要看美国的政策再做最后决定。英国尽管不再准备提供平准基金，但打算提供一笔300万英镑的出口贷款。英日之间《有田—克莱琪协定》的签订，使中国政府在天津租界银行中的所存白银前途未卜。因此他们希望美国能够用黄金现货购买这批2000万盎司的白银期货（半年或一年），从而以白银购买形式帮助中国。蒲立德认为此举与美国有关立法不符，但仍表示愿意向华盛顿汇报。

这时美国刚刚下了很大决心在7月26日通知日本《日美商约》将在半年后废止，因此美国政府不愿再有刺激日本的事情发生。国务卿赫尔通知蒲立德，美国不能购买天津存银，因此这已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显然，美国是不愿为中国火中取栗的。

7月底，中国驻美大使胡适再次向赫尔指出，中国币制崩溃的后果不堪设想，而现在挽救法币为时未晚。同时蒲立德也再次报告，英法正注视着美国对中国的行动。它们已决定，鉴于欧洲局势紧张，“如有必要避免与日本开战，它们将从远东拥有的所有位置和属地上撤退出来”。但赫尔还是不为所动，以国会立法限制为由，最终拒绝了中国的请求。

这样，中国半年来向美国寻求平准基金的努力最终失败。虽然美国方面客观上有欧洲局势紧张、国会授权等限制，但不愿贷款的根本原因是担心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平准基金贷款与先前的桐油商业贷款不同，政治倾向性更加明显。因此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的货币金融战愈演愈烈之际，美国是绝不愿间接加入进来，与日本开战的。

（二）华锡借款：中国艰苦努力的成果

在寻求美国平准基金贷款的同时，中国也在争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商业借款，前者失败以后，外交工作的重点自然转到后者。

陈光甫在1939年3月颇有见地地向孔祥熙指出，欧洲战争终要爆发，美国将开始储备战略原料，而中国所盛产之锡、钨、锑等有色金属矿正为美国所需，因此要加强国内生产管理。他强调：“抗战成功，有赖借款及军火源源接济；两者均以美国最有希望，现在乘此美国充实国防之时，以我所有，供彼所无，建立续谈借款及供给军火之基础，俟时机成熟，一拨即动。”

无奈，这一时机迟迟不来，到1939年6月，中国年初从美国进出口银行得到的桐油贷款分配殆尽。这时罗斯福向国会提出了增加进出口银行资本30亿美元（其中5亿用于国外）一案，胡适大使于是向赫尔提出，期望美国再次通过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赫尔称此事须先经财政部及进出口银行同意方可。但财政部认为，最初的动议应当来自国务院。不久，罗斯福的方案被国会否决，新的关于把银行对外贷款资本增加到1亿美元的建议也因众议院8月休会而暂搁下来。中国的求援工作因之停顿。

与此同时，顾维钧在巴黎再次和蒲立德讨论援华问题。9月上旬，他把一份经由蒋介石、孔祥熙批准的求援备忘录交给蒲立德。这份计划包括：（1）美国再向中国购银2亿盎司，价值7000万美元；（2）进出口银行向中国再提供5000万美元购货贷款；（3）美国收购价值5000万美元的华锡5万吨。蒲立德认为前两项建议可行性不大，不过他还是愿意向华盛顿报告这一计划。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争在9月1日爆发，英法被迫对德宣战，很难再顾及在东亚的利益，国际局势的新变化一方面使大国在该地区的均势有利于日本和苏联，并使中国面临着英法与日本妥协出卖中国的危险；另一方面却使中国决策者加强了原有的信念：中国的危机只有靠整个国际社会的努力才能解决。蒋介石在1939年11月8日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在五中全会上说明 ‘抗战到底’，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是根据中国为基础的说法；若以整个国际范围来论断中日战争的归趋，就一定要坚持到与世界战争同时结束，才能真正的解决”, “欧洲战争业已发生……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中国的外交回旋余地因而增大。

9月上旬，胡适大使先后求见罗斯福、摩根索等人，提出华锡借款，强调这将是维持中国抗战士气的另一支“强心剂”。罗斯福对此态度积极，明确指示摩根索，为保持东亚的均势，他不仅想帮助中国，而且还要引导“中国继续与俄国搞好关系。把俄国与日本分开”。他要摩根索“尽力而为，莫授人以柄”。在他们的关心下，10月4日，陈光甫开始与美国财政部进行具体谈判，美方表示愿意考虑中方提出的以5万吨华锡作押，借款7500万美元的建议。

1939年10月初，美国国会正在辩论《中立法》中的“现款自运”原则，无暇讨论进出口银行增加资本一事，该行资本这时已经用尽，中美华锡借款只好放缓。随后，美国国内有舆论批评中国国内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并诘问说中国达官贵人在美存款数亿之多，何以向美求助，从而也影响了谈判进程。蒋介石于是在11月初派颜惠庆作为特使出访美国进行游说宣传。颜惠庆在会见罗斯福后报告说，美国“对华愿积极援助，惟有种种阻力……至助我抑日，似无疑义。但方式和时期尚有斟酌，大约明春见分晓”。但蒋介石求援心切。他在12月19日致电罗斯福，要求美国在近期内设法援华，加强中国法币，以克服经济困难。

1940年头一个月，陈光甫和胡适等人在美加紧活动，游说于罗斯福、赫尔、摩根索和主管对华贷款的联邦贷款署署长J．琼斯之间。陈光甫还托友人纽约德士古石油公司经理马凡求见罗斯福，为中国说项。然而美方仍不肯明确表态。胡、陈两人向重庆分析说，这可能是因为：（1）国会为援助苏芬战争中的芬兰而提出的进出口银行增加资本案尚在讨论中；（2）《美日商约》废除在即，美不愿“逼日过甚”。

在美国迟迟不作出援华决定之际，中日媾和的流言又起，美国因而有些紧张。蒋介石一方面保证说中日不会媾和，另一方面希望美国能在10天内宣布对华贷款，他声称，这样做可能会迫使日本放弃在华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并制止目前日本向华南发动的军事进攻，他还要胡适转告罗斯福，希望从速援华，并对《日汪密约》有一“公开而严正之表示”。

与此同时，胡适、陈光甫两人再次奔走于白宫、国会、国务院和财政部之间，一方面促请援华，另一方面设法影响国会取消进出口银行对某个国家贷款不得超过3000万美元的议案，因为进出口银行已向中国提供过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2月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开会讨论增加进出口银行资本、援助芬兰的方案。会前陈光甫托纽约工商界头面人物致函参议员和副总统（参议院院长）为中国说项，把援华也列入其中；在华盛顿则托财政部友人代为奔走，请联邦贷款署署长琼斯向外委会作证，为中国在桐油贷款上建立的良好商业信誉辩护，并强调对华贷款有益于美国工商业。即使这样，在外委会23名成员中，赞成援华者8票，反对者7票，还有8票未定，在未定者当中，尤以著名孤立派人物，密歇根州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的作用举足轻重。于是陈光甫连夜派人去底特律，请汽车界巨头领袖长途电话劝告范氏，方得其赞同。结果7日开会时，赞成援华者12票，反对者6票，顺利通过了进出口银行增资1亿美元方案，取消了原定一国接受该行贷款总计不超过3000万美元的限制，并规定各国一次借款以2000万美元为限，但不溯既往。这样，陈光甫就向国内报告说：“我借款可增至2000万元。”这一成功自然与陈光甫等人艰苦工作有关，同时也是美国行政当局支持的结果。外委会主席基·皮特曼（Key Pittman）指出：“行政部门极欲给予中国进一步的贷款。”

1940年3月5日，琼斯通知陈光甫，美国将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陈光甫认为，与先前“桐油借款条件比较，一利率较轻；二年限（指偿还）较长；三还奉交货初期极轻；四售锡余款自由运用，均较桐油借款为优”。陈在欣喜之余，更多的是感叹：“一年半之努力所得，前后仅美金4500万元，始博得人家许些之同情心，可见向人求助所付代价之可惧。”陈光甫因此告诉孔祥熙，国人更应自尊自爱，自力更生，“国际间无慈善事业”。陈并非无的放矢，因一家一户之私利，他和胡适呕心沥血争来的贷款，险些毁于一旦。

当3月7日进出口银行在汪伪政府成立前夕宣布这一贷款决定后，孔祥熙却节外生枝，在8日突然来电，要求取消华锡抵押，他声称，“近日迭接与美当局有关美友人之表示，诘问美国对芬兰援助并无抵押，属政治性，何以援华则要抵押？”胡适直言相陈，此事关重大，半年来的求援努力一直是在政府指导下进行，且此次进出口银行拨款，主要是为了援芬，只是经中方再三努力，方才决定给予中国。如果中方变卦，不仅政府信誉扫地，更使“摩财长及琼斯等人为难”。因此恳请以国家利益为重，按照原议。经胡、陈两人苦苦恳求近一个月，孔祥熙方才同意。原来所谓“美友人”即纽约华昌公司主人李国钦，此公与孔宋等国民党显贵私交甚笃。他担心华锡贷款会影响其经营矿物之垄断利润，故制造借口从中作梗。陈光甫为此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

经过这番波折，中美《华锡借款合约》才于1940年4月20日签订。与1939年2月订立的《桐油借款合约》一样，中方由陈光甫以纽约世界贸易公司董事身份出面与进出口银行签约，银行在1941年6月30日以前，放款2000万美元。中方在7年内向美售锡4万吨以偿还贷款，并随市就价。中方虽不能购买《中立法》所禁运的军火，但可采购民用飞机。此外，贷款利率也从桐油贷款时的年息4.5%减至4%。

（三）钨砂借款：美国对日本南下的反应

华锡借款系购货贷款，对稳定中国法币无所补益。国民政府为维持它在沦陷区的政治影响和财政信誉，从1939年8月起恢复了在上海孤岛进行维持法币汇价的努力，但日伪的不断大量套汇和一些官僚奸商的投机行为，致使这一努力徒劳无功。外汇流失不少，通货膨胀和汇价却未能控制。国民政府只好再次向美国求援。

1940年4月，国民政府先是私下通过非正式渠道向美国财政部求助。中国财政部美籍顾问阿瑟·杨格（Arthur Young）奉命使美，请求亨培克向摩根索说项。摩根索对这种方法非常不满，并声称尽管一年来他一直都在坚持援华的主张，但任何援华活动都须通过正当渠道，他希望由陈光甫来经办此事，“因为只有他言之有信，其他人不过是一伙骗子手”。摩根索甚至声称，正是基于对陈光甫个人的信任，他才决定向中国提供桐油和华锡两笔贷款。

在私下渠道受阻后，中国才利用正常渠道，5月中旬孔祥熙告诉美国驻华大使纳尔逊·詹森，中国币制的崩溃对美国在华工商业和抗战均是一场灾难，希望美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能有所作为。5月14日蒋介石又亲自致电罗斯福告急，说明日本已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美国贷以现款，维持中国币制，次日他又召见詹森，要美国明了“欲争取最后胜利，吾人有赖军事之成就者30%，而经济之因素，则约占70%”。

蒋介石的呼吁并没有得到美国积极的响应，于是他决定派宋子文出使美国加强游说。6月14日，蒋介石通知罗斯福说：“授与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宋子文使美也表明蒋介石对书生外交官胡适的不满，从而在实际上架空了胡适大使之权。胡适对美国国情较为熟悉，对求援的看法与蒋介石等人不同。蒋介石把美国视为第一友邦，对友邦外交自然以争取最大支持、最多援助为能事。胡适则认为，从中日战争发展趋势来看，日本将成为中美两国共同之敌，美国终将大力援助中国抗战。但美国政策的改变有待于形势的逐步发展，不可能由外交凭空促成。因而他认为对美外交的基础工作是建立和增进中美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使美国政府人民明了我们待援情形及抗战决心”。为此，他奔走美国各地，行程万里，广交朋友，四方演讲，加强民间外交。他还一直强调“苦撑待变”这四个字，认为这是中国抗战向外求援之根本方针。但蒋介石等却更希望“苦撑促变”，用各种手段来促进援华，而宋子文这个哈佛出身的政治活动家无疑是个合适的人选。

针对宋子文的求援请求，摩根索和他的助手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觉得目前进一步提供贷款的时机并未成熟：第一，平准基金贷款超出了美财政部“合法使用其平准基金的范围”；第二，中国政府目前无力控制外汇活动，它既不能防止国内资本非法转移，又不能阻止日本对法币的破坏；第三，按目前的法律，进出口银行无法再向中国提供新贷款；第四，中国对外交通很成问题，华锡借款只动用了400万美元，大量物资因6月法国关闭滇越铁路堆在越南海防而运不出来。

摩根索等人的这一分析直接影响到罗斯福。尽管罗斯福在7月2日会见宋子文时表示愿意尽力促成对货币及物资的援助，却没有具体承诺。宋子文不得不向重庆汇报说，目前美国上下正准备大选，舆论也只注意援英，进出口银行增加5亿美元资本一案正在国会讨论，因而借款一事毫无着落，“但无日不在接洽中”。

在此前后，宋子文从李国钦处获悉，美国需要钨砂作为战略物资储备，中国可设法以此作抵押，寻求借款，罗斯福则提出，美国可向中国提供钨砂借款，中国则可将借款用于从苏联购买战争物资。摩根索遂把这一想法发展成一项中美苏三方交易的大胆计划，据此，由美国向苏联购买锰、铬、汞等战略物资，并提前付款，苏联再用这笔钱向中国提供美国无法提供的战争物资。这样既可储备战略物资，又可以援助中国并改善美苏关系。宋子文对此也很感兴趣，因为这可以把美苏两国分别的援华行动联合在一起，从而向日本和中共显示国民党的实力。在罗斯福明确表示“不妨放手试一下”的鼓励下，摩根索开始与苏联驻美大使联系，苏方表示愿意进一步讨论，但国务院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理由是：第一，战时三方运输是一很大问题；第二，苏联会把这一计划透露给德国，随后日本也会知道；第三，苏联对美国在苏利益采取最不愿合作的态度。但摩根索决心依靠罗斯福撑腰，单独干下去。最终的阻力来自苏联，9月下旬苏联大使告诉摩根索，尽管美中、苏中关系很好，但美苏关系却是一个“空白”。苏联可以向美出售矿物，但这与苏中之间的战争物资交易无关。

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形势日益恶化，1940年6月和7月，法英两国迫于日本压力，先后关闭了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这样，中国与外界的通路只剩下新疆到苏联这一条了。8月11日蒋介石急电宋子文，要其直接转告美国当局，“若不在金融上从速援我救济，则中国内外情形实难持久”，宋子文于是加紧活动，往来于白宫、国务院、财政部和进出口银行，寻求援助。9月5日蒋介石通过亲信张冲，经卜凯间接地向罗斯福和摩根索提出两项异想天开、不惜以牺牲主权来争取援助的建议：第一，蒋介石慷慨地向美国许诺“出租”海南岛和台湾99年；第二，他请美国接收英法全部在华利益，排斥其他国家，形成在华经济垄断。这些建议的目的无非是促使美国加入中日战争之中。

最终促使美国援华的不是蒋介石的诱饵，而是日本向南扩张的军事行动，8月20日日本迫使法国维希政府同意日军进驻印度支那北部，同时日本与德国也开始了结成全面政治军事同盟的谈判。在这种背景下，9月13日国务院通知摩根索，原则上同意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并称罗斯福也已首肯。不过他倾向于进出口银行的商业贷款，而不是中国提出的平准基金贷款，因为那太像“赠与”了，国务院还表示它倾向于一次性给予现款。几天后，9月22日日军开始全面进占印度支那北部。国务院因而迫切希望立即宣布对华贷款，以作为一项抗衡日本南进的措施。摩根索却批评国务院说，对抗日本南进的时机应是在它进入印支之前几个月，而不是现在，那时或许还可以使它“止步，观望和静听”。联邦贷款署署长琼斯提出对华贷款2000万美元，赫尔和摩根索则坚持再增加500万美元。于是，未及通知宋子文，美方就在9月25日急忙宣布进出口银行对华贷款2500万美元的消息。这次公告未再提及不得将贷款用于军火。琼斯还向中国表示美国还将进一步援华。9月26日，美国又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美国第一次同时采取援华和禁运的方式制裁日本，表明它的远东政策有所进步。

1940年10月22日，中美《钨砂借款合约》在美签字，这次合同不仅条款比华锡借款更为优惠，而且形式也有所改变，第一次改由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和资源委员会直接出面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约。进出口银行答应在年底前借给中国中央银行2500万美元，由中国政府作保。虽然合同中还有禁购军火一项，但后来中国政府利用这笔贷款在购买汽车、兵工材料、航空汽油等物资以外，还采购了价值2648700美元的45000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合同规定，中方在5年内逐步增加对美钨砂出口，以偿还借款。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30日双方又修正合约，同意中国“将运售钨砂所得贷款之全部或一部分予以免缴”，免缴总数为所售数的75%，该款则由资源委员会自由支配。这样，第一年中国所应偿还的贷款仅为总额的8%，因而中方从这一修正中获利甚大。

（四）求援与援助：利益的权衡

1939～1940年中国国民政府寻求美国贷款援助的外交活动，是当时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实现蒋介石在1938年6月提出的战时外交的基本方针：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所谓运用英美之力，首先就是利用它们的财力。争取它们对华援助，来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基础上，再争取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结成某种形式的同盟，迫使日本停战求和。

显然，寻求美国贷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一步。中国当时要求的贷款有两种：一是用来支持中国通货的平准基金；二是用来采购战争物资的商业贷款。前者是中国最迫切的外援需要，因而也是中国向美求援的重点。只是美国政府认为这种贷款政治性太强，会影响自己“中立”的形象，危及美日关系，因而在1941年以前一直加以拒绝。

争取不到平准基金贷款，中国政府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商业贷款。当时中国最主要的外援来自苏联，苏联在1939年6月一次就借给中国1.5亿美元的巨额军援贷款，条件远比美英等国贷款优惠（年息3%，偿还期为13年）。但对于蒋介石政府这样一个保守的、反共的统治集团来说，争取苏联的援助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苏联的援助无疑是其反共活动的限制因素。因此，蒋介石政府竭力争取外援多元化，避免出现只依赖苏联的局面。蒋介石曾在1940年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只靠西北交通线，过不了多久，中国就成了他们（苏联和中共）的世界了。”这也是为什么他愿意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争取美援的原因。

因此，华锡、钨砂两笔借款的成功，既是中国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一大成就，也是争取外援多元化方面的一个胜利。在中国方面看来，美国的贷款不仅直接有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而且还表明，在遏制日本侵略扩张过程中，美国正在逐步与中国站在一起，这一发展趋势是符合蒋介石基本外交思想的。因此他向美国总统罗斯福称赞美国的贷款“不仅是物质援助，也是新的精神鼓舞”。美国的贷款绝非出于善意，正如陈光甫所言，“国际间无慈善事业”，美国的援助实际是对日本南下扩张的一种反应，它把中国视为阻止这种扩张的第一道防线。美国财政部的一份赞同华锡借款的备忘录就曾指出，“借款将在物质上增强中国拖住日本的能力，同时也减少它对俄国援助的依赖”。美国国务院也有类似的看法。来自中国实地的美国外交官的调查报告则证明中国将抗战到底。1939年底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考察了北平、上海、云南和长江流域之后指出，在新的一年中，日本在中国面临的问题将比中国政府更为困难，中国政府仍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遏制日本的考虑，中国坚持抗战的现实，并不能自动导致美国决策者作出援华的决定，因为这里有个利益权衡的问题。美国的援助要在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与不引起日本采取激烈报复美国的行动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即援华的收益必须抵消由此带来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作出借款决定时总是仔细盘算反复权衡。胡适就曾清醒地指出，美援不到中国“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美国借款，就要求中国外交官有更大的耐心、更艰苦的工作和更高的外交技巧。胡适、陈光甫和宋子文在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陈光甫作为一个“正直”商人的良好信誉赢得了摩根索和美国财政部的信任和友谊；胡适作为一个学者大使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而作为精明的政治家，宋子文则精通美国政治之道，善于利用和游说华盛顿的各种政治机构。

从活动范围来看，三人也各有所长，各显其能。陈光甫的工作重点是进行谈判和履行合同等具体事务。胡适在舆论界和知识界向美国朝野人士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影响美国舆论向支持中国抗战方向发展。他曾积极促成由他的老同学发起美国不参加日本侵略委员会，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政府援华制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宋子文则活跃于美国政治上层，利用援华机构不统一的特点，尽可能地游说各方，施加影响。因此，他们的工作对美国作出援华决定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从华锡借款到钨砂借款，美国援华政策由于日本扩张势头的加强而有所发展。第一，对华贷款由原来作为直接制裁日本的替代手段变成与经济制裁同时使用的必要手段；第二，允许中国政府直接出面来接收贷款，公开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无视日本的抗议；第三，罗斯福和摩根索支持宋子文中美苏三方交易这一行动计划表明，美国最初援华考虑中的防苏因素已经消退。

华锡和钨砂借款在先前的桐油借款和随后的美国全面援华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当时中国舆论（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反应来看，它的确是对中国抗战士气的一大鼓舞。但必须注意到美国贷款的局限性：第一，它不是中国最希望得到的平准基金贷款，没能满足中国稳定通货的首要需求；第二，与同期苏联的巨额军援贷款不同，它是小额商业借贷，不能采购军火。同时，美国这两笔贷款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均有消极影响。首先，为了偿还借款，中国政府不得不在国内用大量法币收购锡、钨等矿产，而这些法币在当时只能源于印钞机。因此，正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940年10月指出的那样，美援“是以高昂代价提供的，它正在吸尽这个国家的钱财和资源，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支持通货遏制物价飞涨的”。其次，由于蒋介石政府是美援唯一合法的接受者，因而美援加强了它在国内政治斗争中的地位。随着这一政府抗日态度的日趋消极，美援日益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武器，对以后中国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