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外对城乡关系的探索

城乡关系牵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引来了不同学科的关注和研究。各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样的学理分析，提出了各种理论观点。这里着重介绍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的一些研究成果。

一 经济结构与城乡结构相伴变化的理论

经济结构与城乡结构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所关注的领域。以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和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的经济结构学派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的，与之伴行的是城市化发展。克拉克提出了产业结构的顺序转换理论，认为收入水平提高，国民经济中三个产业的相对位置发生动态改变，按照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顺序渐次推进。与此相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带动了就业结构的转变，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减少；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服务业的人数，也会趋于减少。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并不一定都按照这样的顺序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变，有的国家的劳动力直接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但是整个经济结构的变化是向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

钱纳里、赛尔昆还用美国的案例制作了相应的收入与经济结构对应的历史纵向列表，以此来显示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就业结构的同步变化，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匹配关系。他们的进一步研究还表明：第一，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第二，城市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是同时完成的。在美国，在1964年的800～1000美元这个阶段（2003年的4800～6000美元），是一个完成工业化后开始进入大众消费阶段的起始点（钱纳里、赛尔昆，1988）。

以上理论认为，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就业结构传导到城乡结构，也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开展的，从而导致城乡关系的变化。可是，改革前的中国并没有按照克拉克和钱纳里的理论演变，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出了问题呢？中国的城乡关系是否因此而埋下更多的问题呢？经济学理论并没有讨论经济结构变化对乡村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经济结构和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在经济学的视野范围内。

二 人口迁移与城乡关系理论

经济学中的人口迁移理论从城乡经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城乡人口流动的影响来解释城乡关系，最有名的解释模型就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模型。这个模型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部门，它们分别对应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经济和工业部门、农村经济和农业部门，即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的效应是，由于城市部门收入高，因而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理论的基本预设是城乡之间不存在影响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但是，刘易斯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也不是无限制的，存在着两个拐点：一个是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另一个是从有限剩余转变为完全被吸纳。刘易斯没有继续探讨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关系。实际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势必会带动更多的农村人口（比如家属）向城市集中，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的比重。经济学家罗宾逊和伊特韦尔（罗宾逊、伊特韦尔，1976）研究证明，如果城市部门的收入不平等大于农村部门的收入不平等，那么，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是城市人口比重的二次函数，随着城市人口比重提高而扩大，但是当城市人口超过50%之后，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这一看法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进一步去验证，但是，我们至少从中看到了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差距扩大与城市化程度不高确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2年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2.7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总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开始下降呢？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来这一变化态势。尤其是目前中国城乡收入仍然在3.2∶1的高位上延续，农村人口继续流向城市，农村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城乡发展问题。

三 经济集聚与城市化理论

以上介绍的经济学理论并不专注于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而是从经济结构、劳动力流动方面分析了它们与城市化的关系。这不等于没有经济学家专注于城市化研究。1982年经济学家范登堡（Van den Berg）通过对欧洲城市化的研究提出了城市化四阶段的看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分别要经历城市化、城市化及少数城市郊区化、城市郊区化、后城市化四个阶段。所谓城市郊区化和后城市化，即现在所说的“逆城市化”，也就是在达到一定的城市化阶段后，人口不再向城市中心集中，反而出现城市人口向郊区农村地区扩散的现象，这不是城市农村化，而是城市化的扩散。经济学对此的解释是，产业向城市集聚到一定规模后会出现拥挤问题，当集聚效应与拥挤效应相当后，城市产业开始向外扩散以降低成本，于是会带动逆城市化发展。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集中交易可以提高交易效益，但并不是城市越大越好，也会带来交易成本问题，当集中交易的边际收益与边际费用相当之后，市场就开始自发地决定城市的发展层级结构和规模（杨小凯，1991）。

库兹涅茨（1989）和威廉森（1965）用倒“U”形曲线来分析区域之间的差距，发现其结果会出现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发展早期，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会不断扩大，到了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就会缩小，最终达成均衡和一体化。当然这一判断是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区域之间的生产要素和市场信息流通畅通无阻；二是没有政策和制度性障碍。这一理论表明，城乡发展差距在发展早期不可避免地会扩大，但是到后来会渐渐缩小、趋于一体化。

城市群理论则通过对城市化进程中各城市间关系演变的研究来揭示城乡关系。该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城市化阶段，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可分为四个阶段：孤立分散阶段、聚集阶段、密集化阶段和大都市圈阶段（欧阳峣、生延超，2008），特别是到了第三和第四阶段，城市发展已经将周围的农村地区作为其外围部分涵盖在一起了，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城乡一体化。

在城市经济集聚和城市群理论看来，经济首先是向城市集聚，但是这种集聚并不是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到了一定程度，会向外扩散，从而构成了城市化从集中到郊区化乃至城市群和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就是这种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意味着，当经济向城市集聚的时候，去开展向外扩散的行动必然会遭遇失败，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不需要运筹帷幄、未雨绸缪。

四 城乡关系理论

以上介绍的理论主要关注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它们基本上认为，城乡关系是在经济发展中发生变化的。这并没有错，但是城乡关系的变化是否一定与经济发展同步呢？世界既有这样的案例，也有不同的案例，这说明，仅仅用经济发展来解释城乡关系变化是不够的，除了经济发展这个影响因素外，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城乡关系有着区别于经济发展而相对独立的运行逻辑。而且，城市化仅仅是一种城乡关系，是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集聚的过程，这不足以涵盖所有城乡关系，比如人口从城市向农村流动，也是一种城乡关系，而且城乡关系不仅仅是人口关系，同时还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乃至生态环境等方面。迄今为止，专注于这样的城乡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并不少。马克思、恩格斯等已经看到，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城乡关系要经历相互依存、分离和对抗、融合三个阶段，资本主义会造成城乡分离和对抗，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会带来城乡融合。毛泽东认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三大差别）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佩鲁的增长极发展理论、缪尔达尔的累积性因果关系理论、赫希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弗里得曼的空间极化发展理论等，都指出了城乡之间不平衡发展规律，即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资源要素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来带动乡村地区的发展。

迄今为止，对城乡关系的发展和变化，有三种不同的理论解读。

第一种解读是“城市偏向”发展。利普顿（Lipton, 1977，转引自于立，2010）认为资源要素“自上而下”的流动是政府的过分保护政策引起的，是“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科布纳基（Corbridge, 2008，转引自于立，2010）进一步指出，“城市偏向”的症结，在于低廉的食物价格以及其他一系列不利于农村的价格政策，偏向于城市工业的投资战略及由此引起的乡村地区技术的缺乏，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朗迪勒里（Rondineli, 1985）也强调城乡联系的重要性，认为农业剩余产品的市场在城市，大部分的农业投入由城市机构提供，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释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就业机会，许多社会、医疗、教育等服务设施也都由城市提供。这种理论认为，城乡的发展关系并不仅仅是由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的，政府的政策也是重大的影响因素，什么样的政府政策就会铸就什么样的城乡关系。

第二种解读是“自下而上”的城乡发展模式。斯多尔和泰勒（Stohr and Tylor,1981）认为，城乡联系模式是以各地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大利用为基础，以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为首要目标的发展，它直接面对贫困问题，由下面来发起和控制。这种发展一般以农村为中心，规模小，并以适宜技术的采用为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本土资源对城乡关系的影响，要改变城乡关系的不合理性，不仅需要政府从政策上改变过分倾斜和保护城市的做法，向农村加大资源投入，而且要结合农村本土的自然、人文和制度资源，依据当地居民的需求，促使农村获得发展。

第三种解读是城乡“联姻”，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早在1898年，霍华德就提出了“田园城市”（Garden City）设想：城市占地1/6，永久绿地和农业用地占5/6。他认为，“城市和乡村各有优点和相应缺点，而城市—乡村则避免了二者的缺点”“城市和乡村必须成婚，这种愉快的结合将迸发出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他倡导的是一种社会改革思想，即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这种思想影响了英国（英国于1899年建立了田园协会）、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田园城市运动一度成为世界性运动。美国城市理论家芒福德同样认为，“城与乡，不能截然分开；城与乡，同等重要；城与乡，应当有机结合在一起，如果问城市与乡村哪一个更重要的话，应当说自然环境比人工环境更重要”（芒福德，1989）。“过去旧的人与自然、城里人与乡下人、希腊人与野蛮人、市民与外国人之间那种隔离与区别，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因为，现代通信手段，使现在整个地球正在变得像一个村庄一样近。”（芒福德，1989: 584）芒福德推崇亨利·赖特的主张，即通过分散权利来建造许多“新的城市中心”，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统一体，通过以现有城市为主体，就能把这种“区域统一体”的发展引向许多平衡的社区里，这就有可能使区域整体发展，不仅可以重建城乡之间的平衡，而且有可能使全部居民在任意一个地方都能享受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之益处，也可以避免特大城市的困扰。麦基（Mcgee, 1991，转引自顾朝林，1999）在研究印度尼西亚农村发展时提出了“desakota”这一概念，用以说明城乡在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差异在逐渐模糊化，并趋向于一种独特的地域组织结构，那就是以农业活动和非农业活动并存、融合为特征的结构。这个概念是指在同一地域上同时发生的城市性和农村性的双重行为而形成的城乡一体化地域空间。不论是霍华德还是芒福德、麦基，他们的一个共同理念是将城乡融合在一起，既有效地结合城乡的优势资源，发挥更大的效应以“表现和实现新的人的个性——‘一个大同世界人’”（芒福德，2005），又能避免城乡的劣势（如大城市的拥堵、农村的落后等），这主要体现了城乡规划的思想。

以上各种有关城乡关系的理论更多的是由城市地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城市规划学家提出来的，它们不同于经济学理论的一点是，城乡关系的演变不是完全按经济发展规律进行的，而是可能受相关的社会制度、各种政策以及发展理念、规划水平、本土文化和制度资源等方面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城乡关系受社会形态和制度所左右，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第一种解读认为城乡关系更多的是受利益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第二种解读透露的是如何通过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策略，促进城乡均衡发展，解决在城乡变迁中避免农村的衰落的问题。这一研究也带有很强的应然性，而并不是从实然性出发。第三种解读更寄托着研究者的一种理想和期望，即构建一个城乡融合的田园城市，这种理想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部分现实，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一种奢望。实际上这三种解读都适用于对中国现实的解读：第一种是中国过去城乡发展的真实写照，第二种则是当前中国进行新农村建设做法的一种主张，第三种与中国当前提出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就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这三种状态如何在中国实现有效的衔接呢？或者说这三种状态能否在当前推进的城乡统筹中实现顺利、有效的转变呢？

总而言之，经济学更偏重于市场在城乡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城乡关系是在市场作用下资源和机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中发生变化的，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化、经济结构与城乡结构的变化是同步的。但是，其他学科却更重视国家政策、人类的发展理念、人文资源和制度对城乡关系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城市规划学更偏向于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有效地引导城乡关系按照人们的需要去变化，去营造更适合人类需要的城乡关系。这两种倾向都存在一些问题：经济学家们更具有决定论和宿命论的倾向，认为在经济结构变迁中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农村劳动力首先是向城市转移，而不是相反，当然这些理论确实揭示了这种变迁的一些规律，但是忽视了社会各个主体尤其是国家政策的作用和影响。而规划学家们则更强调人类对城乡关系变迁的主导性作用，认为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避免城乡的各自劣势，能实现城乡优势的最大整合，却忽视了经济发展规律对城乡关系的影响。不管怎么样，所有这些理论都揭示了资源和机会在城乡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经济学家们看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机会的变化带动了城乡关系的演变，同样，规划学家们也认为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改变资源和机会的配置以影响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