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的改革是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条件下，通过“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成功的经济体制转型路径，这对经济学理论构成了挑战。因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整体，具有统一的运行逻辑，要改革就必须全面整体地改，否则不如不改，因为局部改革会打乱体制运行的逻辑，造成混乱，效率反而不如改革之前的旧体制。这就是反对实行局部改革和主张“休克疗法”的理论和观念的逻辑基础。然而，中国通过局部改革的逐步推进不仅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业绩，如何解释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逻辑就成了转型经济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课题之一。

早期的研究者把中国的体制转型方式称为渐进式改革，与俄罗斯、东欧的激进式改革相对应；鉴于这一提法的缺陷，中国学者提出了双轨制和增量改革的概念；而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边际改革的概念；笔者则提出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逐步替代和平滑转型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和提法，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分别具有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研究目标，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事实上，所有这些不同的概念和提法都立足于经济体制是可分的和局部改革是可行的这两个假定前提之上，但是现有的转型经济理论并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

制度演化范式的研究者虽然普遍赞成渐进式改革，但是并没有对主流经济学提出的这个问题做出回应。遵循凡勃仑和哈耶克传统的研究者的观念基础是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学者则是从信息不充分的角度出发提出其改革的策略主张。事物的可分性是由其结构决定的，要认识经济体制的可分性就必须深入经济体制的内部结构，对其展开分析。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以诺斯最具代表性，主要研究的是宏观的经济体制变迁问题，这从《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和《理解经济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但诺斯早期与戴维斯合作提出的分析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却是针对单项制度安排如何变迁的问题，对于作为整体的制度系统和构成其要素的单项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明确区分。事实上，无论是老制度经济学，还是新制度经济学，抑或是演化经济学，都没有对经济体制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做过正面回应。诚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之亦然。只有在对实践经验进行归纳和概括的同时对原有理论展开批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进步。如果对经济体制是否可分，为什么可分，以及局部改革为什么可行这些学理层面的问题不能解答，那么关于中国体制改革和转型的研究就还只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解读，缺乏理论上的逻辑基础。基于这样的认识，本书专门对这一中国实践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挑战进行了研究。

青木昌彦等把“体制的内部结构以及构成这种结构的各种组合要素”作为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研究对象，这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本书就是以体制的制度结构为中心，分析经济体制的可分性和局部改革持续推进直至实现平滑转型的动力机制。

我们首先对改革和转型的对象——经济体制做出了明确的界定。给经济体制下定义的根据，并不是既有的理论，而是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实践经验。笔者在考察体制概念开始流行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体制概念内涵的变化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为分析体制内在的制度结构创造了理论前提。然后围绕体制的制度结构这个中心概念，提出了元制度、制度核、制度链和体制的功能模块等一系列概念，着重阐述了体制的逻辑统一性和局部可分性之间的关系，为回答局部渐进性改革的可能性问题奠定了基础。体制转型的路径只能抽象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它们分别有不同的改革逻辑，其决策者分别受到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约束，遵循着不同的理念并持有不同的改革目标，因此面对的改革风险也不相同。局部渐进的改革虽然避免了宪法性秩序崩溃的风险，但是存在改革拖延、停滞、中断和变性，从而使体制长期“带病”运转的风险。我们着重对局部渐进的改革过程中，结构的变动和秩序维护之间的矛盾关系问题进行了探讨。这就是通过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逐次替代来实现体制的平滑转型。过渡性制度安排就是实现体制平滑转型的机制。它不仅减缓了改革启动时的阻力，把转型变成了一个较为平缓的过程，为新体制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学习过程，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获得适应性效率从而为后续的改革提供动力。适应性效率是平滑转型持续推进的动力源，实际的改革过程是以边际循环式的路径推进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包含新旧两种不同的体制因素和矛盾的性质，因而具有动态演化的性质，从而成为衔接两种体制的中介形态和转型的过渡阶梯。但是过渡性制度安排是不稳定的，其适应性效率边际递减，必须通过后续改革的及时推进才能阻止效率下降，并且进一步推动经济效率提高。因此，必须及时和持续不断地推进改革深化以最终实现体制的平滑转型。

如上所述，我们的研究思路清晰而简单。但是，这种逻辑上的清晰和理论上的简单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起点上，人们只能从可观察的现象和已有的理论，包括自己的研究已经取得的理论知识出发，而这些信息和知识并非简单清晰的，往往还是含混复杂的，甚至包含错误的认识。因此，理论的简单性虽然是理论研究的结果和所追求的目标，却不能作为假定前提和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为现实是复杂、综合和混沌的，只有经过艰苦努力的脑力劳动，才能达到理论上的清晰和简单。若非如此，势必会在研究过程中削足适履，得出一些并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所谓的“理论”结论来。

本书是笔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成果，出版时又做了适当的修改。我们在课题设计时的研究目标是，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体制转型模式和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分析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形式，揭示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提出体制转型和发展一体的中国模式理论。当初的设想是以过渡性制度安排和适应性效率两个概念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这也是在立项申请时以“过渡性制度安排与适应性效率——中国转型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题目的原因。因此，我们在课题批准立项后，即开始将过渡性制度安排、适应性效率、经济体制效率评价等作为专题，在系统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的思路和计划经过了几次修正、调整，并且两度申请延期，历时四年五个月才得以最终完成。本书的主体部分包括课题成果的四篇论文，阶段性成果中的三篇论文和笔者与商晨就本课题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讨论的通信则作为四个附录。

现在看来，我们的研究基本实现了预期的目标。所谓中国模式，是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改革和转型方式与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既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古典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俄罗斯、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模式。中国成功的最根本经验在于，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进和创新的一切可能探索。其最显著、最突出的特征，从转型的角度来看，是避免了苏联、东欧国家普遍出现的制度崩溃的突变过程，实现了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平滑转型；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是在体制不断改革和变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可称为体制变革型经济增长。综合来说，两者的关系是，改革和转型为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条件，经济增长和发展为改革和转型提供动力，两者互相支撑、互为条件。这就是以务实的态度采取局部的渐进式改革，通过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逐次替代，持续不断地获得适应性效率，在体制平滑转型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本书揭示了中国体制平滑转型持续推进的动力机制，从经济学原理上总结了中国模式，成功地解答了中国实践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挑战，深化了转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我们的研究为体制转型和发展统一的中国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还没有对中国转型实践的特征性事实进行系统的梳理归纳，也没有对围绕着中国转型和发展实践展开的理论争论进行全面评价，还不是一个实证性的全面的中国模式理论。

这项研究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是否符合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实际，要由读者来评判，特别是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周冰

2014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