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际比较研究
（一）巴西、印度与中国的外商投资比较
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中国、巴西和印度先后逐渐认识到参与全球化进程是发展本国经济的充分必要条件，并积极把握机遇，推出了一系列适合自己国情的外资吸引政策，吸引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现均已成为世界上最具FDI吸引力的国家。然而，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过程中，经济体制和市场架构不完善导致经济运行中存在许多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风险。因此，如何引进FDI以及引进什么样的FDI，对于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意义重大。
1．引资政策比较
在吸引外资的各种因素中，除东道国的资源禀赋、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稳定程度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等难以定夺的区位因素外，东道国吸引外资的政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政府吸引外商政策导向直接决定着外商在绿色投资方面的贡献。中国、巴西和印度三国在外资政策方面各有特色。
巴西与中国一样，同为资源禀赋丰富的大国，然而，资源行业投资比例却远低于中国，这与其外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巴西政府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积极扩大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引导外资向服务业、能源、通信、金融和交通运输等部门转变。目前，巴西的投资政策在三国中是最自由的，据国际金融公司对世界20多个新兴市场的评估报告，巴西被定义为“可以完全自由进入的市场”，这也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印度的外资政策在三国中是最受重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服务业在印度蓬勃发展，另外，印度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以及国民较高的英语素质，也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生长的“温床”。
中国吸引外资的力度、规模及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是最大的。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涉外经济法规，并且相继建成一大批基础设施，为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中国利用FDI业绩方面远高于其他两国。三国之中，中国政府对外资的优惠力度最大，因此，吸收外商投资规模最大，与巴西相比，FDI发展历程较短，引资导向中对可持续性的关注也较晚，导致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以制造业、采矿业等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对环境影响较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巴西的外资引入先于中国数十年，因此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也较早，在政府投资产业导向指引下，现已基本完成FDI的结构转型，外商在巴西的投资现主要集中于服务业、能源、通信、金融和交通运输等低污染行业。印度与中国国情更为相似，其国家发展战略与中国也高度重叠，但中国较印度而言，政府干预市场程度更高，政府在宏观经济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较印度更有优势，导致对硬性投资环境要求较高的制造业大量流入中国，而同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服务业却在印度蓬勃发展。三国不同的政策导向使外商投资分布各不相同，也使外商投资对三国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2．吸引外商发展历程比较
中国在吸引外资之初，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曾一度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惠的引资政策，在以制造业转移为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在发达国家的“制造外包”中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资金，顺利挤入“国际化链条”并成为其中一个环节。制造业在中国GDP中所占的比例约为30%，被誉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也因此饱受“以环境换经济”的指责，中国的绿色转型任务也成为欲进入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与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不同，印度从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来看，它并不是按照一、二、三产业顺序发展的轨迹进行结构的转换和升级的，而是按照一、三、二的产业结构格局。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工业仅占其GDP的22.2%，而服务业则占到了51.2%，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服务领域，印度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欧美企业的“后台办公室”。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本身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企业的主要竞争能力也主要体现在软技术和无形资产上，因此，无论从结构效应还是技术效应分析，FDI在印度造成的环境影响势必要远小于中国。
巴西利用外资经历了从矿业、制造业向金融、电力行业转变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前，巴西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矿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而90年代以后，除了制造业部门以外，金融服务部门和信息通信部门已越来越受到外商投资者的青睐。2000年，巴西各部门中外资所占比例分别为：服务业73.2%，工业23.8%，农牧业、矿产业3%。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是：新技术革命对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巴西作为原料供应基地的作用逐渐消失，发达国家对巴西矿业部门的投资兴趣逐渐下降；巴西政府为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吸引外商投资和先进技术，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外商投资的政策；新兴部门（如信息和高科技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发展和扩散，以及巴西金融服务和信息产业部门的对外开放，加大了发达国家对巴西这些部门的投资力度。如今，外商在巴西的投资重点已集中在电信、金融、电力和互联网等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行业。这些行业由于消耗的自然资源较少，污染轻，对环境的压力相比制造业要小。高科技行业投资比重的增加将会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巴西在引进外资方面，从一开始就注重技术引进和技术转让。印度一、三、二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第三产业为最具FDI吸引力的产业。而中国在外资引进之初，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更多地强调市场规模的扩大，这就导致外商在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环境敏感度较高的初级产品制造业。
（二）中国与美国的外商投资比较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不仅大量进行对外投资，而且也积极利用外资。它既是当今世界的最大资本输出国，也是世界上最具吸引力、最大的投资市场，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成绩显著。我国作为当今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外资存量、产业布局还是引资政策来看，与美国均有很大差距，不同的市场环境和政策导向，导致外商投资对环境的影响也大不相同。
1．区位优势比较
中国和美国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导致两国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不同的区位优势。对美国来说，美国的经济及技术发展水平比较高，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很强，因此，它对外商投资一般倾向于采取自由开放的政策，对外资参与或创办的企业与国内企业，均依法给予同等对待，实行无差别待遇。宽松自由的投资环境、便利的公司运行机制、有限的且可预见的政策制度以及适度的税收负担等因素都是美国吸引外商投资的原因。加上美国已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稳定的政策法律等条件，因此对全球投资者来说，极具吸引力。
中国作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优势体现在：一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形下，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尤其引人注目；二是巨大的市场，在市场规模方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市场发展潜力最大；三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且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
区位优势的不同，导致外商投资在两国侧重点有所不同，由于美国国内企业现代化程度较高，竞争力强，多数外商在北美的直接投资动机主要在于占有市场、获取技术和信息以及规避贸易摩擦，因而对服务、汽车、高技术等产业投资较多；而对中国而言，许多外资进入的基本动机是追求低成本生产或获取丰富的自然资源，导致中国是许多国家重要的产品部件生产加工基地，FDI在制造业、自然资源采掘业等中所占比例较大。
2．政策比较
在美国，由于市场体制已发展得相当完善，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很强，政府部门更加注重投资的市场性，外资政策旨在提供外国投资者一个公正、透明、自由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以高效优质的政府服务和宽松的投资环境来吸引外资进入。外国资本可以像美国国内资本一样自由进入投资领域，在投资行业领域、投资比例、期限、转让等方面也没有特别的限制，仅在某些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如国防、交通等）或特定国家（一般指敌对国家）的投资有部分限制，但总的来看，这些限制并不构成外国投资者一般面临的障碍和问题。
虽然美国政府为外资进入创造了一个相当宽松的环境，但并不是全让外资牵着鼻子走，不是外资愿意搞什么项目、愿在什么地方投资都行，而是通过优惠政策、高效服务和城市规划，并通过投入巨额资金，建立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自己所需的项目、企业到“开发区”落户和极力促成“群聚经济”。美国各城市一般都设有“开发区”为外来投资者发展提供平台。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对于外资企业的微观管理相当重视，其外商投资政策基本上均以成熟的法律法规体系加以贯彻，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解除了外商投资的后顾之忧。
相比美国而言，我国FDI起步较晚，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外商投资方正式纳入国家经济发展的轨道。外资进入之初，我国由于经济发展整体状况与世界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对待外资政策上，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外资的超国民优惠政策，以弥补基础设施落后等造成的投资环境的不足。在外资进入之初，政府的有效干预等制度在吸引FDI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政府过多干涉也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中央政策倾斜导致各地对FDI的恶性竞争，部分地方重视引资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做法经常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转移至我国，从而导致资源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
1995年后，我国对外商投资政策虽然有所调整，在引资政策中，更加注重环境的可持续性，通过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方式，对外商投资产业和流向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的外商投资政策仍偏重于引进，缺乏对项目的后期管理，对外资企业监管薄弱、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等仍然导致引资质量较低等问题。
总的说来，美国的投资政策更加偏重于建立长期稳定的投资环境，政府通过创造宽松自由的投资环境、有限的且可预见的政策制度以及高效优质的政府服务，旨在为投资者提供一个公正、透明、自由的投资环境，投资者必须遵守美国国内的各项法律规定，其中自然也包括其环境标准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也使企业不得不注重投资的可持续性，否则将被市场所淘汰。而中国的引资政策，在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背景下，早期多以吸引粗放型外资产业以获取短期效益为主，有些甚至不惜以牺牲国有资产和破坏环境为代价，当前投资法律与环境的相对脱节、缺乏对项目后期管理、对外资企业监管薄弱，均是导致我国引资结构不合理、环境破坏严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