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环境政策对投资和贸易的影响

（一）模型介绍

通常用于环境和能源政策实证研究的模型包括四类（李善同、翟凡，2001）：项目级模型（如LEAP模型等）、局部均衡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 Computable Equilibrium Model）以及集成评价模型。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以后，Hudson和Jorgenson（1975）开发了第一个应用于能源政策分析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此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开始用于能源环境政策分析 [如Manne（1977）, Kopp（1990）, Bergman（1990）, Burniaux（1992）等]。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优点在于其与微观经济理论的一致性、模型详细的结构特征和其一般均衡特性。它的一般均衡框架使它能描述多个市场和机构的相互作用，可以估计某一特殊的政策变化所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及对经济整体的全局性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另一特点在于其通常对实际政策机制有较详细的刻画，因而适于用来分析各种实际政策问题。近年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成为能源和环境税收政策分析的首选工具。

本文研究中采用的中国CGE模型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DRC-CGE模型的2009版（以下简称DRC-CGE 2009）, DRC-CGE 2009包括34个生产部门和分城乡的两类居民家庭，以及五种初级生产要素——农用土地、资本、农业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专业劳动力，以及特殊要素。

1．生产结构与要素市场

模型的生产过程是用多层嵌套的常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描述的。在第一层次，最终产出由非能源中间投入和能源-增加值合成束二者的组合决定。在第二层次，非能源中间投入用列昂惕夫结构描述，即它们之间不存在可替代性。能源-增加值合成束进一步被分解为总劳动投入和资本-能源合成束。劳动需求被分解成三类不同熟练程度的劳动力，后者则分解成能源与资本-土地-特殊要素束。最后，能源再分解为三种不同的类型，而资本-土地-特殊要素束在农业部门分解为资本和土地和特殊要素。以第一层嵌套为例，各种投入采用CES生产函数，厂商依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选择投入组合：

其中，XPi, z、NDi, z和KELi, z分别表示总产出、非能源中间投入和能源-增加值合成束；和分别表示两种投入的份额参数，σi, z为两种投入的替代弹性；PNDi, z和PKELi, z表示非能源中间投入和能源-增加值合成束的价格。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求解可以得到非能源中间投入和能源-增加值合成束的需求：

同时可以得到生产约束的影子价格，即单位生产成本：

模型中区分了新和旧两种资本。这种资本年代（vintage）结构的假设可以允许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根据资本的年代不同而有所差别。模型也反映了资本市场的调整刚性。模型假设每一类劳动力在部门间是完全流动的。模型通过假设农业劳动力和生产性工人之间具有部分流动性来反映这种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这种流动取决于农业劳动力和生产性工人的相对工资以及不变的转换弹性。

2．污染排放与环境税

在模型中我们引入三种污染物，分别是CO2、SO2和COD。基于Dessus等人的研究成果（O'Connor等，2003），将总的污染排放分解成三部分：由中间投入（能源）带来的污染排放、由生产工艺带来的污染排放和由最终消费带来的污染排放。模型引入如下的污染排放方程：

其中，j表示部门，i表示被投入/消耗的商品。XAPi, j表示中间投入，XPj表示各部门的总产出，XFDi表示最终消费，αi, j表示j部门消耗单位i商品带来的污染排放量，βj表示j部门单位产出直接带来的污染排放量，γi表示消耗单位i商品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因此上面等式右边的三项依次表示与中间投入、部门产出和最终消费相关的污染排放量。

通常减少某一部门的污染排放量有三种方法：其一，减少部门的产出规模；其二，改变投入结构，采用更为洁净的投入品；其三，污染排放过程中采用减排设施或者减排技术减少污染排放强度。因此，只要是能够影响这三个渠道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控制污染的排放。从征税的角度来看，直接的途径就是对于能源投入或者污染排放进行征税，即所谓的前端控制和末端控制。前者如燃油税、能源税等，后者如碳税、硫税等。本研究下一部分模拟情景将设计不同的碳税情景。

3．贸易

尽管对于部分商品而言，中国在国际市场份额已经很大，但是考虑到中国的进口对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较为有限，模型对于进口采用“小国假设”。对于进口品和国产品，模型遵循Armington假设（Armington, 1969）。出口需求用不变弹性的需求曲线刻画，价格弹性较高但不为无穷大，这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很有限。出口的供给采用不变转换弹性函数（CET函数）刻画。

4．收入分配与国内需求

居民收入来自资本、劳动和土地收入；另外，还来自企业分配的利润、政府和国外对其的转移支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商品、服务的消费和储蓄。与以往的DRC-CGE模型不同的是，该模型采用AIDADS消费支出函数替代了以前的ELES支出函数。AIDADS函数可以看成是线性支出函数（LES）的扩展，或者说LES函数是AIDADS函数的特例。AIDADS函数将LES函数中固定不变的边际消费倾向改变成收入的函数，即边际消费倾向内生与收入的变化，因此可以更好地反映收入的变化对于消费结构/方式的影响。

企业收入来自资本收入，扣除缴纳的税金及分配给员工的，形成企业储蓄，用于新的投资和折旧。政府收入来自各种税收，扣除各种补贴和转移支付之后用于政府消费和公共投资。政府消费和投资需求按固定支出份额的函数刻画。中间需求、居民消费以及其他最终需求共同构成了Armington合成商品的总需求。

5．市场均衡与宏观闭合

假设所有的商品市场都通过价格出清。模型中政府的实际支出外生，所有的税率和转移支付固定，而政府的实际储蓄内生。各种投资支出的总和等于各种储蓄的总和，各种储蓄包括企业留利、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国外资本流入。模型采用新古典闭合原则，即总投资是由各储蓄组成部分的和内生决定的，即模型由储蓄驱动。汇率为模型的价格因子。国外账户通过实际汇率的变动来实现均衡。

6．动态特性与模型数据

DRC-CGE 2009具有一个简单的递推动态结构。模型的动态特性通过以下因素反映：（1）生产要素的量的增长；（2）TFP的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偏向性；（3）资本的年代（vintage）结构。在本模型中，人口、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外生的。资本增长率由模型的储蓄/投资关系内生决定。模型的基年为2007年，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年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 SAM）。

（二）环境政策的情景设计

环境政策的手段很多，如税收、排放权交易、环境标准以及行政性手段等。从政策选择角度来看，过去我们采用行政性手段比较多。行政性手段虽然见效快，但会带来很多的效率损失，同时也缺乏长效机制，长远来看，市场化的手段才是更好的选择。本研究将侧重分析如何利用环境政策来优化产业结构、投资和贸易结构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效果。本研究考虑的环境政策是碳税，主要采用基于前面介绍的CGE模型的情景分析法。首先根据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和结构特点给出基准增长情景。基准增长情景是以过去和当前的发展特征为基础，并考虑最有可能的一些变化，包括人口、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的变化等，从而推导出来的可能情景。它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可能趋势，也反映了在没有重要的环境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未来污染排放的趋势，也提供了与其他情景比较的参照系。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设计征收不同税率的碳税情景。具体的情景设计见表1-12所示。

（三）环境政策模拟的结果分析

本研究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上述模拟情景进行了模拟分析，首先介绍基准情景的结果，然后在与基准情景对照的基础上给出碳税情景的结果。

1．基准情景

图1-8给出基准情景下的2010~2020年的经济增长的趋势。从图1-8数据反映的基准情景下GDP的增长状况来看，在基准情景的假设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呈逐步放缓的趋势。

图1-8除了给出了GDP的变化趋势，还给出了基准情景下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未来十年的变化趋势。从图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没有出台重大能源和环境政策的情景下，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也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从能源消费来看，在经济增长的带动下，能源消费总量仍将较快增长，未来十年能源消费总量将保持6%的增长速度。从能源消费结构来看，天然气和电力消费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其他化石能源，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煤炭资源较为丰富，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包括水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未来将增长迅速，但是仍然不能改变火电为主的电力生产模式，因此在电力需求的带动下，煤炭需求也将继续较快增长。而煤炭消费是能源消费带来的CO2排放的最主要的来源，因此在没有出台重大能源和环境政策的基准情景下，CO2的排放量将以6%左右的速度增长。从CO2排放强度的变化来看，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能源效率的改进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相对清洁化等因素的影响，CO2排放强度将继续朝着下降的趋势变化。根据图中的数据可以测算，在基准情景下，2020年CO2的排放强度将比2005年下降33%左右。

2．环境政策的宏观影响分析

通常大多数CO2的排放来源于化石能源的使用。从排放的过程来看主要来源于能源作为燃料燃烧而产生。因此从税收工具的角度来看，比较直接的方法就是对污染的排放征税或者对能源的使用征税。在此本研究模拟从2011年开始对所有排放CO2征收不同程度的碳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共设计了四种不同幅度的碳税情景。四种情景都是从2011年开始征收，而且开始的税率都是每吨CO210元，不同之处在于从2011~2020年碳税提高的幅度不同，第一种碳税情景，从2011~2020年碳税税率都保持在每吨CO210元的水平，后三种情景则是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碳税税率提高至每吨CO250元、100元和200元。

图1-9给出不同幅度的碳税对GDP的影响。从图中反映的影响来看，碳税的征收将会给GDP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碳税分别为每吨CO210元、50元、100元和200元的情况下，到2020年GDP相对于没有碳税的情景下将分别下降0.03%、0.16%、0.37%和0.85%。从影响结果来看碳税在100元以下时，碳税对GDP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当碳税不断升高时，碳税对GDP的影响呈递增的趋势。由于我国目前的能源利用效率还较低，能源强度和CO2排放强度较高，从能源替代、技术替代以及结构的调整角度来看，边际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因此整体来看，碳税对GDP的影响都还比较小。

3．环境政策对行业及投资的影响

从行业角度来看，碳税首先会影响各种能源产品的使用成本，含碳程度越高的产品，在同样碳税的情况下，其使用成本将上升得越多；通过能源产品成本的上升以及生产链的延续，碳税的影响将逐渐传递到其他行业。图1-10给出了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况下，各行业产品含税价格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化。可以看出，受碳税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能源产品，其中煤炭影响最大。相同当量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的含碳量要比石油高30%以上，比天然气高70%以上。从图1-10显示的模拟结果来看，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况下，2020年煤炭的含税价格要比基准情景（无碳税情景）下高出33%左右。类似可以发现，碳税将使得天然气的价格上升17%，石油制品的价格上升7%，石油的价格上升1%左右。同时可以发现由于能源之间的替代导致相对清洁的能源天然气的价格上升程度要高于石油制品。电力虽然本身属于不含碳的能源，但是由于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导致电力生产主要以火电为主，因而在征收碳税的情景下，电力的价格也会因成本的上升而上升。从图1-10的数据可以看出100元/吨的碳税将使得电力整体价格上升8.5%，具体就煤电来说，100元/吨的碳税将使得煤电成本上升10%以上。除了能源产品，价格受碳税影响最大的就是能源密集型行业，如冶金、非金属矿物制品以及金属制品业。这三个行业在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价格将上升1% ~2%。因碳税而导致价格上升的行业还有自来水、建筑、化工、电气设备、金属矿采掘业、机械、交通运输。

另外，从图中反映的结果来看，对于那些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来说，如纺织、服装、电子、食品加工等，碳税征收反倒使得其价格有所下降。究其原因来说，主要是由于要素价格的下降导致成本的下降。碳税的征收会导致收入效应，使得需求下降，需求的下降会进一步导致要素的价格下降，当这些要素价格下降的程度抵消了中间投入品价格上升的程度，就会导致这些部门整体成本的下降。从服务业来看，除了交通运输业属于能源密集型行业外，其他行业的能源密集程度很低，因而除了交通运输业价格上升外，其他服务业的成本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最后，农业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其原因与服务业以及部分制造业一样。

图1-11给出2020年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各部门产出（或者说是对该部门生产的产品需求）相对于基准情景的变化。价格的变化反映了产品的供求变化。各部门产出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与价格的变化存在很大的相似性。首先，部门产出受碳税影响最大的仍然是能源生产部门，不过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一是化石能源的生产部门以及利用化石能源发电部门的产出都存在大幅下降，图中的结果显示，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及其产品部门产出在100元/吨碳税情景下降分别下降13%、9%和3%，煤电也会因为碳税的征收导致发电量下降10%左右；其二是除了化石能源发电外的其他发电行业的产出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20年，100元/吨的碳税将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以及水电的发电量分别提高21%、17%和9%左右。其次，对于非能源生产的制造业也存在两个不同方向的变化。其一是那些能源密集制造业会因为碳税的征收导致需求和产出的下降，如金属矿采掘业、冶金、电气设备、金属制品、自来水、机械和化工等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产出将下降1% ~3%；其二是那些能源密集程度非常低的制造业会因为碳税的征收有所获益，产出有所提高，如服装、仪器仪表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出增长最高，达到1.3%。

对于服务业和农业来说，除了房地产行业外，其他部门都因碳税的征收导致产出有所下降，不过绝大多数行业影响幅度都不是很大。出现这些影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收入效应。碳税的征收使得居民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而服务需求的收入弹性相对较大，因而收入的下降导致了需求的下降，进而最终导致这些部门的产出下降。

产品需求的变化背后引起的是部门资本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变化。图1-12给出了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2020年相对于基准情景各部门新增投资的变化。从图1-12显示的结果来看，各部门新增投资的变化与各部门产出/需求的变化较为类似，但是也存在着一定差异，主要是投资的变化不仅与部门产品需求有关，还与其他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变化有关。整体来看，碳税的征收将导致资本和投资的重新配置。首先，与部门产出的影响一样，新增投资受碳税影响最大的也是能源生产部门，同样表现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化石能源的生产部门以及利用化石能源发电部门的新增投资需求与没有碳税的情景下相比都有大幅的下降，图中的结果显示，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及其产品部门新增投资在100元/吨碳税情景下降分别下降19%、15%和4%左右，具体来讲，新增投资需求将分别下降50亿、40亿和20亿元左右，煤电业也会因为碳税的征收导致新增投资需求下降14%左右；另一方面，除了化石能源发电外的其他发电行业将迎来巨大的投资机会，这些部门新增投资需求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2020年，100元/吨的碳税将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核电以及水电的新增投资需求分别提高26%、21%和11%左右，整体来看非化石能源发电业将新增投资需求近400亿元。其次，对于非能源生产的制造业也存在两个不同方向的变化。其一是那些能源密集型制造业会因为碳税的征收导致新增投资需求的下降，如金属矿采掘业、冶金、自来水、金属制品、电气设备、机械、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非金属矿采掘业等行业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新增投资需求将下降1% ~4%；其二是那些能源密集型程度非常低的制造业会因为碳税的征收有所获益，新增投资需求有所提高，如服装、仪器仪表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需求增长最高，达到2.4%。另外需要指出，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下降，出现劳动力对资本的替代，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增投资需求的下降，如纺织业等。

对于服务业和农业来说，模拟的结果显示除了商业和房地产业以外，其他行业的新增投资需求将有所下降，除了产品需求下降这一原因外，劳动力成本因总需求的下降而下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碳税对于未来FDI的影响，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与其他国家未来环境政策相对严厉程度。如果中国执行较为严厉的环境政策，如本文这里模拟的碳税政策，而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或部分发达国家没有执行相应的环境政策，那么势必会导致FDI向那些环境政策较为宽松（或者说环境成本较低）的国家转移，当然这种转移除了取决于环境政策，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如投资环境、人力成本等。另一方面，从国内来看，还会存在一个配置影响，即环境政策将使得FDI在不同的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比如说上面分析中那些新增投资需求下降的部门的FDI将有可能转向新增投资需求增加的部门。由于没有FDI的企业与国内投资的企业之间在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方面差异的数据，因而无法具体分析某一行业FDI可能受到的具体影响。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对于那些能源密集程度和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行业，如果FDI投资的企业能够在能源利用效率和减排效率方面优于国内企业，出台环境政策也会给这类FDI带来发展机会。

4．环境政策对贸易的影响

从贸易角度来看，征收碳税将改变国内产品的成本，影响其国际竞争力，最终影响出口和进口。从对贸易总量的影响来看，模拟结果显示，征收碳税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不过出口的影响要大于进口。比如：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2020年出口和进口相对于基准情景下将分别下降0.54%和0.47%。

图1-13给出碳税对于各行业出口的影响。从具体各行业的出口来看，受碳税负面影响的主要是能源部门和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比如：煤炭、石油制品以及石油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出口将分别下降10%、3.5%和2%左右；冶金、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矿采掘业、金属制品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出口将下降4% ~9%，其中冶金行业影响最大，其出口将下降9%；电气设备、机械、化工、建筑、非金属矿采掘业、交通设备等能源较为密集型行业出口也将会有所下降，为1% ~3%。与这些行业相对的是那些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服务业，这些行业污染密集程度很低，在征收碳税的情景下，由于总需求下降带来的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成本的下降，进而导致这些部门成本有所下降，出口竞争力反而有所提升，最终出口增加了。根据模拟结果，这些行业的出口将上升0.5% ~4%。

从模拟结果来看，对各行业进口的影响似乎跟出口的影响正好相反。图1-14给出碳税对于各行业进口的影响。首先，对于化石能源的生产部门来说，影响的结果与出口较为类似，不过原因不尽相同。对于进口和国内生产的化石能源，由于其都会产生CO2的排放，因而使用过程中都会被征收碳税，由于征收碳税使得国内的需求大幅下降，也会使得化石能源的进口存在较大幅度的下降。在征收100元/吨碳税的情景下，煤炭、原油和石油制品将分别下降10%、3%和2%左右。其次，对于能源密集程度高的行业来说，其进口将有所上升，如冶金、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的进口都将超过2%。最后，对于那些能源密集程度较低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和农业，碳税的征收将使得其进口有所下降，不过影响的幅度都不是很大。这些行业进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国内要素成本的下降使国产品比进口产品更具竞争力。

5．环境政策对CO2排放的影响

从以上的结果可以看出，碳税的征收将导致资本和投资的重新配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从而会影响到CO2的排放。总的来说，碳税的征收将提高含碳能源的使用成本，一方面将减少能源的利用量，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将使得需求由高碳能源转向低碳或不含碳的能源，最终降低碳的排放量。图1-15给出不同碳税对于CO2排放量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碳税的减排效果还是很明显的。碳税分别为10元/吨、50元/吨、100元/吨和200元/吨的情况下，到2020年CO2将分别比基准情景下少排放3亿吨、22亿吨、38亿吨和59亿吨。相对于基准情景排放量将分别下降1.95%、8.63%、14.9%和23.91%。另外从图中显示的结果来看，随着碳税的上升，碳税的边际减排效果在下降，换句话说就是CO2的边际减排成本在不断上升。

从CO2排放强度的角度来看，不同幅度的碳税在降低CO2排放量的同时，也就降低了CO2的排放强度。从模拟结果来看，在碳税分别为10元/吨、50元/吨、100元/吨和200元/吨的情况下，到2020年CO2的排放强度相对于基准情景分别下降了1.9%、8.5%、14.6%和23.3%（见图1-16）。

另外，图1-17给出不同碳税情景下，CO2排放强度相对于2005年的变化。结果显示，在碳税分别为10元/吨、50元/吨、100元/吨和200元/吨的情况下，到2020年CO2的排放强度相对2005年将分别下降31%、36%、40%和46%。

6．主要结论

（1）我国巨大的贸易顺差所导致的贸易不平衡，不但增加了我国对外贸易摩擦，而且也使我国隐性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而将大量污染物留在国内，加重了我国节能和环境保护的压力。

近年来，我国进出口额大幅增加，2010年已达到29728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一。进出口差额从1978年的-11.4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831亿美元。虽然对外贸易中存在着大量贸易顺差，但是中国在对外贸易中将大量污染物留在了国内。如2007年和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的CO2顺差量分别占当年CO2排放总量的23%和18%, 2007年和200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隐含的SO2顺差量分别占当年SO2排放总量的31.52%和52%。

（2）从进出口贸易的结构变化来看，出口贸易中高能耗行业比重增加，进口贸易中高能耗行业的比重相对较低，且部分高能耗行业净出口急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相对于2002年，2007年高能耗行业不但出口额增加，而且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从2002年的15.95%增加到2007年的16.21%，出口贸易结构变化增加了我国的环境压力。相对于2002年，2007年虽然高能耗行业进口金额增加，且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从2002年的27.81%增加到2007年的29.69%，但是低能耗行业的进口比重过大（超过50%），高能耗行业的进口比重相对较低。另外一些高能耗行业的净出口大幅攀升，如单位产值能耗最大的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2006年开始由净进口变成净出口，从2006年到2008年的年均净出口增长率高达288.84%。因此，有必要进行进出口贸易结构优化升级和绿色转型。

（3）从出口贸易中隐含污染物的结构分解来看，出口贸易总量的变化使得出口隐含CO2增长1858.25百万吨，贡献率达153.10%，低成本优势导致的出口贸易量大幅增加是我国出口隐含CO2增加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出口贸易出现了大幅增加，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3240.7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2166.88亿美元，升幅达275.43%。而出口贸易量的迅速扩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低成本优势，这些低成本优势一方面来自于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来自于能源和资源的扭曲价格机制，能源、资源价格没有反映其稀缺状况，也降低了出口商品的成本。如水、电、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和能源产品的定价机制，没有很好地反映商品稀缺状况，存在价格过低的现象。

（4）出口贸易结构和投入产出结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污染物排放，从而加重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

出口贸易结构变化使出口贸易隐含CO2增长105.73百万吨，贡献率为8.71%，说明这段时期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在恶化，这与前面我国高能耗行业的出口比重相对增加的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相一致，加重了我国的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投入产出表中间结构变化使出口贸易隐含CO2平均增加1288.13百万吨，贡献率达106.13%，可能是因为我国生产过程中对一些能源消耗比较多的产品的投入相对比例增加。

（5）能源效率的提高、减排技术的改进带来的技术效用使得单位产值CO2排放量降低，对于抑制隐含CO2增长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单位产值CO2排放量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降低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产值CO2排放量降低使得出口贸易中隐含的CO2平均降低了2038.36百万吨，贡献率达-167.94%。这与该时期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节能减排意识增强、生产过程中能源消耗强度和CO2排放强度降低是相符的。但是，我国单位产值的污染物排放量依然远高于一些发达国家。例如，中国的化学工业的单位产值的CO2排放强度（2.935吨/万美元），是日本（0.7268吨/万美元）的4.04倍，美国（2.2444吨/万美元）的1.31倍，英国（1.036吨/万美元）的2.83倍，德国（0.7992吨/万美元）的3.67倍。

从贸易角度来看，环境政策（例如碳税）将改变国内产品的成本，影响其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从而会影响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环境政策（例如碳税）将导致出口和进口都存在一定幅度的下降，但是出口的影响要大于进口。从部门来看，受环境政策（例如碳税）负面影响的主要是能源部门和能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从而使贸易结构向低碳方向转变。

附录 高、中、低能耗行业的划分

根据2007年的各行业的单位产值能耗大小，排在前十位的行业为高能耗行业，排在第十一位到第二十位的为中能耗行业，其余的行业为低能耗行业。具体包括如下行业：

高能耗行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中能耗行业：金属采矿业、非金属和其他采矿业、造纸和印刷业、纺织业、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业、金属制品业、餐饮业、工艺品及其制造业、食品工业。

低能耗行业：社会服务业，设备制造业，木材和家具制造业，公共管理业，教育卫生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建筑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房地产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业等。

另外，《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中确认，六大高能耗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这都包含在本文划分的高能耗行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