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卫所武官的职掌

在卫所官制改变的同时，清代卫所武官的职掌也变得与明代不同。顺治三年以后，由于卫所的军事职能被八旗、绿营取代，卫所武官不再掌管操练、守御等军事事务，所剩职掌只有征收屯粮、听理词讼等行政事务。清人对此感慨，认为卫所“武弁与文吏不殊矣”。质言之，卫所武官的实际职务已经近似于州县文官。

征收屯粮是清代卫所武官最重要的职掌。上一节中提到，明代后期以来，不少卫所的屯粮已改由府州县文官征收，不过，及至清初，由卫所武官全权负责征收屯粮，或者卫所官与府州县官配合征收屯粮，两种情况仍广泛存在。现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内阁档案中，颇多褒奖或参劾卫所官员的题本。这些题本中对卫所官的褒奖，主要是征收屯粮足额高效，“不事敲朴而粮自乐输”、“屯政赖以清楚”；做出的指控，则主要是征收钱粮不能足额，或者在征粮过程中有贪污、扰民等行为。这些题本反映出清初卫所官中的相当一部分仍负有征收屯粮的职责，其考成的主要内容就是钱粮征收的完成程度。

同一卫所中同时存在的守备、千总、百总等不同武官，在征收屯粮一事上的职责有所重叠。上文已经提及，清初卫所千总、百总多被裁撤，一卫中往往只存留一二员卫千总、卫百总。因此，当这些较低级别的卫所武职与卫守备共同管理屯政时，其分工与明代上下统属、分征汇缴的关系有所不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卫百总主要来自明朝卫所官的后裔，通常更熟悉当地户口田粮，催征屯粮时更为得力。顺治年间，不少地方均以卫百总为最主要的屯粮征收官员。以江南都司卫所为例，催征屯粮时，除卫守备总督其成外，其次“舍部选之千总，而用革去之百总”，由“守备、百总临屯催征”。又如山西偏头所守御千总张士荣“止理地方事务，并不经管屯粮，其屯粮系百总李士俊经理”。

不过，正因为卫百总熟悉地方事务，一旦他们利用其影响力营私舞弊，也必然对卫所工作造成极大妨害。为了保证部选守备、千总对卫所的实际控制力，消解明代卫所官后裔的势力，清朝不少地方都较早裁汰了卫百总。如顺治八年，江宁巡按上官鉝称“征粮之官，旧时百总尽革不用，止用部选守备、千总，分任征催”。顺治十三年，福建巡按朱克俭也揭称卫百总“既考成之无关，亦升降所不及，恋缺营私，弊端百出，名为屯官，实则屯蠹”，请求全部裁撤。此后，福建省卫百总于当年全裁。只有少数地方卫百总一直存留，直到卫所被裁时方才一并裁撤。如甘肃省河西卫所，直至康熙中叶尚有卫百总。又如上文提到的直隶蔚州卫，顺治初年将全部卫千总和多数卫百总裁撤以后，仅存一员卫百总，一直保留到康熙三十二年蔚州卫裁撤之时。

清代卫所官的刑名职掌，现存史料中提到的很少。笔者检阅所及，明确提到卫所官员仍听理词讼的，只有康熙《永定卫志》一处。该志称，“本朝特设守备掌印，督征屯粮，兼理词讼”。是则听讼是该卫守备的职责。再如上文所引偏沅巡抚赵申乔的奏疏，称“人命重案，卫所备弁定例无承审之责”。是则细事词讼，当地卫所官员或许尚能负责审理。其余如直隶宣府诸卫所、山西平阳卫等处，卫所武官已不再负责审理词讼。

在清初的绝大多数卫所中，卫所官主要的刑名职掌在于缉捕盗贼、拘拿人犯。赵申乔前引奏疏之中，除规定控卫人命案件必须移送州县外，还进一步明确了人命、强盗等案件中州县、卫所官员的责任划分：

……若人犯已经移解，倘有推诿迟延，则参罚在于州县；如人命已经控卫，不即拿犯移解，任其脱逃，承审官移催不应，限满之时，应将该卫职名查参，照例令其限年缉拿。卫备既有应参处分，自必遵例拘解，庶重案得以早结。至于各卫盗案发觉，旧例具文通报，一面差役拘擒，详参疏防。如限年缉贼无获，俱参卫备；如卫备已经获盗，移解州县，承审迟延，则参州县。此例行之已久，应毋庸议。再如臣及各衙门间遇紧要词讼，必须准理者，其案内人犯或系各卫屯民，承审官奉文之日，即备关差役移提，该卫应即添差严拿，如卫备不速拘犯移解，或致迟延违误，即将卫备与承审之官一并查参，听部议处。

据此，无论人命、强盗案件还是细事词讼，但凡案内人犯系卫所屯户，卫所官都有拘捕、移解的责任。卫所官不能及时拘犯移解，都要受到参劾。如果已经将犯人解送到州县衙门，则承审系州县官的责任，再有迟延，即不干卫所之事。此外，直隶口北道王骘声称宣府卫所“受词有禁，用刑有禁”的同时，也指出“数弁名为地方印官，征粮、弭盗皆其职掌”。这说明与湖南卫所官相似，宣府镇各卫所的守备、千总等官也需要负责缉拿盗犯。

在一般卫所武官职掌的钱谷、刑名事务之外，漕运卫所官员又有特殊的职责，即领运漕粮。关于这一点，相关研究已经非常充分，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