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如铸

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把读书和著书喻为“铸钱”。他说：“我曾说今人著书立说正如古人铸铜造钱，古人从矿山中开采铜，而今人却靠收买旧铜钱做原料，前者铸的钱数量少，但品质精良，而后者不仅新铸造出来的铜钱质量粗劣，而且把古人传世之技艺给毁了。我一年多来，尽管从早到晚读书，反复研究，只不过考虑清了几个问题，数量虽少，但也算得上是直接从矿山中采铜吧！”

于矿砂中萃炼金石，赋予原料以全新的价值，这种创造性的劳动，是那些以旧铜钱为原料造出新铜钱的“改造”行为所不能比的。这其中的深意与读书和著书是一脉相通的。读书写作本来就是沙里淘金的事业，没有广泛的涉猎、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思考，就不会有有深度和见地的识见。然而可叹的是，三百多年前学人的一段比喻却真切地切中了当今的现实。时下的学界正是浮躁之风盛行：学问重数量而轻质量，粗制滥造，一年一本甚至几本，写书变得比写论文还要容易；文章大量兑水，重复自我、拼凑之作比比皆是；在利益驱动下的炒作、跟风盛行，写作变得日益概念化等等。

与这些“著作等身”的后辈学人相比，老一辈的学者们要“相形见绌”的多，他们中的很多人孜孜矻矻，一辈子只出了一部著作。有人把当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科院前身）的学术风气概括为“一本书主义”。郭沫若、范文澜、吕叔湘、侯外庐等老一辈学者反对研究工作中的急功近利，主张“板凳坐得十年冷”，耐得住寂寞，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最终拿出一本书来，即后人概括的“一本书主义”。但就是这“一本书”成了学术之途上的一个高度，其生命力历久不衰，十几年、几十年，仍能立在书架上，给后来者以启迪和教益。

很多时候，质量对于数量有着压倒一切的优势和权威。学问当然不是书报杂志类的快餐文化，其负载着学术和文明传承的重任，是一颗颗文明的种子，一个民族文化的兴盛绵延有赖于这些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学问也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业，那些为博取名利而仓促写出来的书，人为的催熟只能是毁了它，注定将是过眼烟云，无法丰富学术的积藏。

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一辈子只出了一本书——《逻辑哲学论》，而且薄薄的不到80页，以后便不再著书，因为他感到已经把哲学问题讲清楚了。直到他去世以后，别人才将他的笔记、讲义汇编成书。就是这本披沙拣金、历练而成的“小书”成就了大师一生的盛名，亦足以“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大师的这样一种集谦逊与自负，浪漫与勇气于一体的真诚真令人钦佩。我想这自信来自于深厚的积累和深入的思考；这谦逊来自于良好的学术操守和道德情怀；而这浪漫与勇气则来自于他优雅的气质和恰当的自我认知。

这是大师的风格和典范，也应该是学界的一杆标尺，既指引学问的方向，又标示涵养和道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