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资产阶级改良派管理思想的特征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管理思想与洋务派的管理思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来看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改良派的观点更为积极主动，政治觉醒程度更高。洋务派的改革是迫于内在压力而显得被动，改良派的改革是基于民族存亡而积极主动；洋务派改革强调“守本”，以维持基本价值和制度、缓和现实矛盾为其特征，改良派改革重在全面创新，以实现国家富强、建立立宪政治为明确目标。洋务派与改良派，由于社会地位不同、利害关系不同、价值观念不同，使双方首先在对传统体制的认同与变革上出现对立，进而导致双方在改革的重要问题上发生分歧与差异。从本质上讲，这些分歧体现出改革者政治觉醒程度的高低。这些差异，使主张改革的洋务派对改良派采取或观望、或等待、或漠视、或反对的态度，无形之中使力量微弱的改良派孤掌难鸣，陷于政治孤立的绝境，客观上加速了维新变法的失败。

第二，改良派的理论本源主要是西学，其中作为灵魂和核心的则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与天赋人权学说。例如，作为改良派领袖的康有为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充满进化论思想的自然观、历史观和充满人性平等思想的自然人性论，前者主要为反对泥古守旧、主张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根据，后者则为维新变法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君主立宪制提供理论根据。在康有为维新思想体系中，尽管儒学、佛学、西学多种成分并存，显得十分庞杂，“貌似不中不西，亦中亦西”（梁启超语），但戊戌时期他以兴民权、设议院、发展资本主义为中心的维新思想体系，本质上是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相对立的，论其性质，只能姓“西”不姓“中”。对此尽管康有为本人极力加以掩饰或回避，梁启超在为其师作传时，也说他“无所凭籍，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不过接着又承认其思想“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实际上也无形之中透露了康有为思想体系的本来面目。改良派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抉择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顺应时代潮流的相对先进性、适应社会需要的现实性、对西方文化认识的相对深入性、认识与抉择中存在的矛盾性。

第三，改良派的观点比较循序渐进，注重舆论和理论的先导作用。改良派维新变法过程具有如下四个显著特点：从思想启蒙教育入手，为变法做了长期和大量的舆论准备，形成一股强有力、波及全国的维新思潮，为变法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在变法理论的研究上，注意横向比较借鉴与纵向探索改造相结合，逐步形成一套兼具中西方特色和长处的变法理论；在同各种反对变法的思想进行斗争的过程中，逐步丰富和完善变法理论，促进了变法总体方案的制定；从理论到实践，在变法总体方案的指导下，进行变法的实际运动。

第四，改良派的经济自由思想与亚当·斯密并不完全一致，有自己的特点。早在亚当·斯密的《原富》被严复译成中文出版之前，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已经提出了让民间自由雇工、自由经营各种新式工矿交通企业，并任其自由竞争，反对封建官僚实行干涉、垄断的经济自由思想。严复选译《原富》，使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自由思想较前阶段更为丰富。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自由思想具有不同于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特点：反对清政府官僚垄断；抵御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不彻底，即主张的历史暂时性和在对外贸易方面的矛盾；在政治要求方面的软弱性；理论上的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