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的管理思想

1．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比较明确地提出中国发展问题的两个方面（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的第一人。孙中山出身于农民家庭，在长兄孙眉资助下比较系统地接受过西式的近代教育。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他目睹清政府卖国、专制与腐败，开始产生反清和以资产阶级政治方案改造中国的思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孙中山曾经向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改革主张，但李鸿章置之不理。同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为誓词。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国外，但仍然继续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他详细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看到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在研究了多种流派的政治学说、与欧美各国进步人士进行接触之后，产生了具有特色的民生主义理论，三民主义思想初步形成。1905年，孙中山改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被采纳为同盟会纲领。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他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并取得成功，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3月颁布带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然而革命果实不久被袁世凯篡夺，但孙中山仍顽强地和各派军阀进行斗争。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新的党纲、党章，实际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选出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充实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孙中山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此后，中国革命开始出现一个新的反帝反封建的高潮。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肝癌去世，留下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其主要著作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

孙中山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国民经济管理思想。

首先是“救贫防不均”的国民经济管理目标，即通过振兴实业，在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实现救贫求富和防止贫富不均。这一战略目标集中体现在其民生主义学说中：“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这种把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但却明确表现了他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深切关心和对社会主义的真挚同情。他从中国同欧美国家的比较中，断言中国当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落后、国贫民穷。“贫”是中国最现实、最亟须解决的问题，而“不均”则是革命后可能发生的问题。为了“救贫”，他提出了“振兴实业”的主张；而为了“防不均”，他企图从土地和资本两方面防止垄断资本与大富、大贫的出现，这种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伦理思想是很难得的。

其次是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模式，孙中山对中国古代国家干预主义的“管（仲）桑（弘羊）之术”的富国之法极表赞同，对亚当·斯密放任私人自由竞争、国家不应干预的学说则不以为然。他主张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节、控制和管理，首先就是要大力振兴实业，他拟定的长达十万余言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便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主旨是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由政府计划发展中国实业，这是一个包括六大计划、涵盖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的、相当周密的、规模宏伟的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建设蓝图。为了实现发展实业时救贫、防不均的战略目标，他强调要靠国家干预，主要措施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理论基础是孙中山依据自然法的两个认识：自然资源不应由私人占有，地主坐享文明发达的成果是不劳而获。其平均地权的具体措施为：核定地价、照价征税、按价收买、增价归公。他还提出了“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的农业管理思想，即要发展中国农业，一要用科学的方法管理农业，二要广泛应用农业科学技术成果，三要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为了解决筹集资本和防止资本力量增强导致大资本垄断，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的纲领，并把“节制资本”划分为“发展国家资本”和“节制私人资本”两个方面。对于贫穷落后的中国来说，必须发展国家资本、节制私人资本，发展中小资本、节制私人垄断资本。同时要发挥国家和私人两方面的力量建设与经营实业，并由国家统一规划、组织、指导和调节，且占主导部分的大实业由国家经营。

最后是坚持国家主权和自主管辖权的开放主义。为了能在对外开放中自操发展之权，孙中山对利用外资制定了几点管理措施：实行对外开放，必须事先有通盘的计划；利用外资必须以具有偿还能力为前提；同外国签订平等互利的条约；引进外资应尽可能采取“私对私”的方式，即采用纯商业性质的办法，而不向外国政府借款；经办人员必须具备实业建设和利用外资的有关知识；利用外资要善于掌握有利时机。尽管孙中山的国民经济管理思想并没有得到完全实现，但是作为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最先进的管理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二，行政管理思想。

孙中山思想的精髓是“依法治国，振兴中华”，而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是“五权宪法”，这是他对欧美各国宪法进行批判地审视之后，并参酌中国固有的考试制度和监察制度而形成的。他在1906年12月《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第一次说道：“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而五权宪法正是以五权分立为基本内容的。在“五权宪法”理论体系中：（1）五权分立（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是“五权宪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孙中山不仅继承了西方“三权分立”中权力必须制约的制衡思想，更为可贵的是，他把人民权引入制约机制，大大发展了权力制约理论。（2）权能分开（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是“五权宪法”的基本理论。其内涵是把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即为“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这个“权”由人民来掌握；治权即为“能”，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这个“能”应当是有才能的人组成的政府掌握。“权能分开说”体现了孙中山民主主义精神的精髓，“主权在民”的思想被提到了首要地位，“人民有直接管理政府之权”和“政府的工作随时受人指挥”被奉为人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这种把近代化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既有民主主义又有高效率的政府机构的科学思想，为世界各国建设勤政、民主高效的政府机构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孙中山的“权能分开”观点含有朴素的民主集中观念的因素，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反映了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3）阶段发展是“五权宪法”的实施原则。孙中山指出：革命与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明确提出建立中华民国要分为三个时期，即军法之治的军政阶段、约法之治的训政阶段、宪法之治的宪政阶段。这种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不仅反映了民主革命运动的一般规律，也反映出中国国情的特征和创建民主制度的艰巨性：首先，“五权宪法”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政体的建立，需要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和不断巩固的过程；其次，孙中山在军政阶段和宪政阶段之间设置了训政阶段，这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当时各方面条件所作的正确选择；最后，他提出的“五权宪法”、三民主义、建设程序分为三期是科学的，是符合当时人民利益的。（4）三民主义是“五权宪法”的基本内核。首先，民权主义在三民主义体系中占主要地位，构成了孙中山政治思想的核心，而“五权宪法”又是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作为中华民国政体的基本框架，“五权宪法”完全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次，孙中山创制“五权宪法”的理论依据是三民主义，在“五权宪法”方案的设计上，完全以三民主义内容作为基本准则。（5）爱国主义是“五权宪法”的指导思想。孙中山爱国、变革和近代化思想，是他贫困的童年、艰苦的环境、爱国将士的影响和对封建帝制的憎恨之下逐渐形成和培养起来的。孙中山和廖仲恺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提出了系统的行政管理思想，为中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孙中山早年曾经努力争取日、英、法、美等国援助中国革命与建设，但均无所获。在晚年，他同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直接的斗争。他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精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孙中山的管理思想从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思潮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均汲取了适宜的成分，列宁曾经称赞其革命纲领“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2．廖仲恺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广东惠阳人，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廖仲恺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华侨家庭，1893年因父病故返回中国。1902年东渡扶桑，先后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系，在东京结识黎仲实、朱执信、胡汉民等革命青年，相互激励，萌发反清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出任同盟会总部会计长。武昌起义后返回广东，担任广东省军政府枢密处参议、财政司司长等职。1913年讨袁战争失败后，再度亡命日本，担任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副部长，与孙中山一起进行反袁斗争和护法斗争，致力于筹措革命经费和组织革命斗争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1922年受孙中山委托，与苏俄代表越飞同赴日本会谈联俄、联共问题，竭力拥护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4年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时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常委，改组过程中同国民党右派反动势力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国民党改组后，廖仲恺先后担任黄埔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广东省省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财政部部长、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等职，在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和国民党右派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坚决地肩负起完成孙中山未竟事业的责任，忠实执行其遗言，更加积极贯彻三大革命政策。同年8月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身亡。其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集中反映在《廖仲恺集》中。

廖仲恺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新国家建设”思想。

该管理理论在中国近代管理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以后新中国的国家建设起到过很大程度的影响。首先是新国家建设的前提，应该是“从政治上求解决”，即应该首先同帝国主义相斗争，然后才能寻求新国家的建设。当时中国所处的大环境是帝国主义通过军事侵略和经济手段以实现政治侵略，因此只有在战胜帝国主义后，才能谈到新国家的建设。具体来讲，必须废除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公开提高关税壁垒，通过关税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形成新国家建设的物质基础。其次是新国家建设的基础，应该是“平均地权”。因为土地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当时的土地私有制是造成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根源。廖仲恺平均地权的管理思想是对孙中山土地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提出的政策主张也与孙中山的基本一致，如“土地国有”、“稳定地价”、“增价归公”等。廖仲恺的土地管理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拟定的《广东都市土地税条例草案》中。最后是新国家建设的核心内容，应该是“发展铁路交通”。辛亥革命后，廖仲恺认识到人民群众的迷信、愚昧和落后是导致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他不仅看到了铁路是发展经济、促进交流的重要工具，而且还将铁路看作改变社会组织结构、冲击自然经济的得力武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二，对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的认识。

对于国家极端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当时有着种种解释并经常发生论战。廖仲恺则独到地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角度，明确指出社会政治制度是中国经济不发达和贫穷落后的主要根源，改变旧社会的政治制度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要扫除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则具有极端重要性。他历数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经济的束缚与危害，并将打倒军阀等反革命和打倒帝国主义结合起来。他还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质和掠夺殖民地的必然性作了分析，认为经济侵略比政治侵略更厉害，政治侵略可能亡国，加上经济侵略则不仅亡国，而且还要灭种。但是他仅仅从资本主义使用机器排斥工人的角度论述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必然性，这是其局限所在。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并非机器本身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食人，并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是为扩大其商品市场以防止国内工人革命进而保存资本主义制度，这是颇有见地的。

第三，人口思想。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反动思潮，一些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辩护的人，将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归结为“人满为患”。廖仲恺尖锐地批驳了这种谬论，认为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的人口论，并引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oy George, 1839—1897）所著《进步和贫困》书中的统计资料，认为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学者1873年的统计，中国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为139人，而英国却为422人，中国断不存在“人满为患”的问题。他指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而且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口增长会有一定的自然限度，但是他没有认识到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增长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第四，合作经济思想。

除了平均地权外，廖仲恺还提出发展合作社经济，以解决财产制度上的问题。他对孙中山发展国家资本的主张持有一些不同看法，认为在当时的政治条件和制度下，大力发展国营经济并不可行。而发展合作社经济，比发展国营经济要现实得多，会有更大的优越性，也比较平稳可行，并同样可以达到解决在中国出现私人垄断资本跋扈的问题。他主张大力发展合作运动，通过消费合作社逐步扩大经营范围，既经营消费物品，又可发展为直接经营生产企业，认为这是改革社会经济组织的主要途径。尽管存在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在无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和剥削制度仍然存在的社会里，通过发展合作社经济来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空想。

第五，货物本位思想。

廖仲恺对孙中山实行货币改革的主张进行了大力宣传，认识到了货币的某些职能，同时依据资本主义国家使用货币的实际情况，说明随商品经济的发展，从金属货币发展到纸币，是社会进步和时代需要的客观必然规律。他反对实行金银本位制，认为金银数量的增减会引起购买力的变动并引起物价涨落，还列举金银本位制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的实例，因此提出以货物作为纸币本位的主张。不过他抹煞了金银和纸币的区别，将金银货币和纸币的流通规律混为一谈。他将纸币说成是多种货物的代表，这是一种多元价值论，在货币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他认为实行货物本位制就能保证纸币购买力的稳定，从实践来说也是不正确的。

伟大的革命实践家廖仲恺将一生最宝贵的岁月献给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由一名普通的革命者逐步成长为孙中山的忠实战友与得力助手，由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日渐成长为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和国民党革命左派的领袖。其管理思想尽管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并不能真正贯彻实施，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

3．朱执信

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广东番禺（现广州）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著名理论家和活动家。十七岁便组织进步团体“群智社”，认真探求救国真理，并开始接触《天演论》等西方资产阶级著作。1904年以官费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次年加入同盟会，担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反对改良。1906年1月写作《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内容。同年回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和方言学堂任教，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黄花岗起义中作为进攻督署的敢死队员之一而负伤，起义失败后被迫逃亡香港。武昌起义后，先后担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广阳军务处督办及广东核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14—1915年间，奉命在广东进行反对军阀龙济光及讨伐袁世凯的武装斗争与理论宣传活动。1917年护法运动期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和掌管机要文书。1918年，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著名的《建国方略》一书，并任《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编辑，坚持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1920年到虎门调停桂军与东莞民军冲突时被桂系军阀杀害，年仅35岁。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朱执信的思想比较激进。他一生写了近百篇政论文章，有很多是谈论经济问题的，从各个方面宣传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基本观点和主张。朱执信是研究和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富有成效的先驱，对孙中山三大政策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可贵的影响。其主要著作编为《朱执信集》。

朱执信的管理思想主要有：

第一，军事思想。

朱执信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战争观与建军思想两部分。战争观方面，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战争的制造者，其“独占”殖民地政策是世界战争的根源。我们应该容许并支持反侵略战争，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则绝不容许”。国内军阀之间混战是“打满载而归的算盘”，“残忍横暴”，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而革命战争“其目的则为社会全体之幸福”。他十分强调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防卫国家最重要的是依靠民众。要想武力强大应具有军人精练、勇敢、智识和军械新利有余四个要素，前三个要素的发挥“须有人民有欲战之意志”，而要具备第四个要素，“则须人民有为之制造之意志”。武力要充分发挥其威力，就必须代表广大民众的意愿。民意要战胜武力，须使意志升华为更高级之感情，即“为主义而生，亦为主义而死”。建军思想方面，他总结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的失败经验，认为依靠会党、民国和地方军阀部队，不可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必须参酌欧洲国家的征兵制度以及苏俄红军的兵制，建立一支革命的“理想军队”。其基本主张是：以俄国赤卫军为榜样，实行“寓兵于工”，创建一支劳动军。具体应遵循以下原则：改造旧军制，建立完备的兵役制度；实行劳武结合，寓兵于工；军队内部要实现政治平等、分配合理；强调以“主义”教育官兵，提高官兵觉悟，使之具有“为主义而战的决心”；还要注意对军官进行“改业”后继续工作的教育。朱执信的军事思想和孙中山的建军思想一道，代表了在中国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形成之前，中国革命的军事思想家对战争和军队建设问题的最高认识，是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份宝贵财富。

第二，资本思想。

早在1906年，朱执信就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生平，还按照自己的理解，片断地译述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内容。朱执信对马克思高度赞扬，赞同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以及“资本家的资本来源于掠夺”的说法。但是朱执信把生产资料都看作是资本，认为个体劳动者的资本并不适用于马克思关于资本来源于掠夺的说法，对资本含义的理解并不确切。朱执信和孙中山的看法一样，也认为中国还没有出现如欧美等国的大资本家，但他比孙中山更激进，认为中国小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手段比欧美大资本家更残酷，中国劳动者所受压迫也要比其他国民痛苦多倍。他还对中国资本家所谓提倡实业的剥削本质进行了揭露。朱执信对提倡实业并不一概反对，也不主张取消资本主义制度，而想从分配上来解决问题，即从提高工人工资和增加工人就业的机会多少，来作为赞成还是反对的衡量标志。他主张兴办事业必须有利于提高工人的工资和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使工人能增加就业的机会，从而改变工人群众的贫苦状况。这种从分配上来解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阶级矛盾的思想，反映了他对劳动人民贫苦的同情，但是他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

第三，社会革命思想。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朱执信比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派所主张的阶级协调理论要激进得多。他认为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并将劳动阶级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将资产阶级视为社会革命的客体，这反映出他的思想受到马克思阶级学说的一定影响。他正确地认识到：将社会革命的原因仅仅归之于社会贫富悬殊是不够的，因为社会贫富悬殊也有原因，即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善。社会革命就是要改革社会经济组织中的弊病使其完善起来，这只要做到对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加以限制、使资本无从跋扈，就可实现。朱执信还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发生贫富悬殊问题，而只有贫富之分，进行社会革命主要是为了防患于未然。由于所代表的阶级局限性，朱执信实际上并未摆脱孙中山的阶级调和思想，在一些根本问题上采取了妥协的态度。比如，虽然他已认识到私有财产制度会造成贫富悬殊，但是又认为对其不能废除，而只能进行限制。他所谓的限制竞争和限制私有财产制，实际上与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朱执信曾将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内容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也只是他的主观社会主义理论，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

第四，土地国有思想。

朱执信是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积极拥护者，对土地国有主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论证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具体实施方法。他认为地主对土地的私有垄断会造成社会贫富悬殊并阻碍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实现，其出发点并不在于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而是为了解决工商业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需要，本质上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土地国有化主张。他对地价的升降与地租升降的关系已经有所认识，明确指出由于土地的特殊性质，土地的价格由地租决定，这实际上已经触及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价格即资本化地租这一问题。

在朱执信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他经历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阶段。在前一阶段，他积极阐发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反对袁世凯及封建军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后一阶段，他积极研究新形势下中国革命的道路，较早地将马列主义介绍给国人并为其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使他自身的思想认识超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范畴，走上了彻底革命的道路。他是与保皇派论战的急先锋，是革命起义的有力组织者，是捍卫民主、共和思想的旗手，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为国民革命而英勇牺牲。孙中山曾评论道：“执信乃革命中之圣人”，“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陈独秀在挽联中写道：“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照，死犹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