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
上海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生育福利政策探讨

周海旺 高慧

摘要：本文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的6000个上海样本数据，分析了全面二孩背景下上海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并结合55个育龄妇女的深入访谈和一系列座谈交流，提出了应对上海超低生育水平的一些政策建议：加快研究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可能性和应对方案，完善生育相关的就业政策法规，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加大对二孩家庭的支持力度，提供公益性婚介服务。

关键词：上海 二孩政策 生育水平

继2013年11月15日我国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后，2016年1月1日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当前低生育水平下我国生育水平变化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上海生育水平长期处于超低水平，近几年有所上升，但2017年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也仅为1，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很低的水平。长期过低的生育水平，再加上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造成上海少子化、老龄化等人口结构失衡问题越来越严重，迫切需要研究出台有关对策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本文主要利用上海市生育统计数据和“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在全面二孩背景下上海生育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影响生育水平的因素，并在开展深入访谈和一系列座谈交流调研活动的基础上，提出应对上海超低生育水平的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 上海生育水平变化趋势及宏观影响因素分析

本部分主要利用2010年以来上海历年生育统计数据，分析上海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宏观影响因素。

（一）上海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1．出生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自2003年开始上海迎来了新一轮户籍人口出生高峰，再加上2014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影响，符合政策生育二孩的数量增加，上海出生人口规模趋于扩大。

从户籍出生人口规模变化看，2010年以来整体处于增加趋势，尤其是2014年、2016年因为生育政策的放开，出生人口规模有了大幅度的增加，2014年户籍人口出生12.41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1.52万人，2016年出生13.07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2.48万人，达到这几年中的最大规模。外来常住出生人口规模变化趋势与户籍出生人口基本一致，其中2016年出生8.92万人，比2015年增加了1.11万人，总体来说外来人口出生规模受生育政策的影响比户籍人口出生规模小。相应地，上海常住人口出生规模也一直趋于增加，2014年、2016年增加尤其明显，分别比2013年、2015年增加了0.58万人、3.65万人，分别达到20.20万人、21.84万人，2016年也达到这几年中的最大规模（见图1）。

从表1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海户籍出生人口的波动增加主要是因为二孩的快速增加。2010年以来，上海户籍二孩出生规模持续增加，尤其是2014年、2016年因为生育政策调整，二孩出生规模快速增加，分别比2013年、2015年增加了0.72万人、1.18万人，2013年以来上海户籍二孩出生规模增加了2.5万人，而一孩出生规模反而在波动中减少，2013年以来减少了2.29万人。

2．出生人口孩次变化趋势

近几年随着政策放开，出生二孩的家庭增多了，上海户籍和外来出生人口的孩次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从图2可以看出，上海户籍出生人口孩次构成中，2010年尤其是2013年以来一孩率大幅度下降，由2013年的89.4%下降到2017年的66.5%，下降了22.9个百分点，而二孩率则大幅度上升，由2013年的10.5%上升到2017年的32.5%，上升了22个百分点。

从图3可以看出，上海外来出生人口孩次构成中，2014年以来一孩率趋于下降，由2014年的64.3%下降到2017年的47.0%，下降了17.3个百分点，而二孩率持续上升，由2014年的32.7%上升到2017年的47.5%，上升了14.8个百分点，并且在2017年超过了一孩率，同时多孩率由2014年的3.0%上升到2017年的5.5%。

3．总和生育率变化趋势

随着户籍出生人口的增加，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总体上趋于增加，由2010年的0.89增加到2017年的1.00，其中2014年达到最高值1.13, 2016年也达到第二高值1.10（见图4）。

从以上宏观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2014年“单独二孩”还是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上海生育水平提升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二）影响上海生育水平的宏观因素变化

尽管2010年以来户籍人口出生规模趋于增加，尤其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时增加更明显，但因总和生育率、已婚育龄妇女规模、平均初育年龄、生育意愿等因素的变化，未来上海户籍出生人口状况不容乐观。

一是总和生育率持续偏低，低生育率趋势难以改变。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持续偏低，并且大多数年份不到1，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2.1，在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中都属于超低的生育水平，而且根据国际发展经验这种低生育水平很难逆转。

二是已婚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大幅减少，人口出生规模也将减少。随着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上海已婚育龄妇女规模持续大幅减少。由2010年的217.13万人减少到2017年的200.92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32万人，这种趋势还会持续，将导致出生人口规模减少。

三是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推迟，不利于人口出生。一般说来，女性的生育年龄在23～30岁为最佳时间。上海已婚育龄妇女初育年龄呈现不断推迟的趋势，由2010年的28.25岁推迟到2017年的29.81岁（见表2），即将错过最佳生育年龄，不利于人口出生。另外，晚婚晚育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降低代数，抑制人口增长。

四是户籍女性再生育意愿低，影响二孩政策效果。户籍女性再生育意愿低问题后面会重点分析。

二 上海女性生育二孩的现状、特征

近几年上海二孩家庭增加，分析这些家庭中女性的基本特征及生育二孩的原因，有助于判定影响上海女性生育行为的因素。

（一）上海女性生育二孩的现状

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6000人的上海样本中，有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的女性4461人，其中1031人生育了两个孩子，占23.1%。从户籍性质差异看，户籍女性中只有164人生育了二孩，仅占6.7%，而外来女性中有867人生育了二孩，占比高达42.8%（见表3）。可见，上海女性二孩生育率不足1/4，而户籍女性更低。

（二）上海二孩家庭女性的基本特征

通过不同类别女性生育子女的对比，分析2017年上海二孩家庭中女性在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收入等方面的基本特征，同时考虑到户籍女性与外来女性存在差异，因此对这两类人群分别进行分析、比较。

1．二孩家庭户籍女性的基本特征

通过不同类别女性生育子女数量/生育二孩比例的对比发现，户籍女性具有以下特征（见表4）。

一是分调查时年龄看，30～39岁的女性生育二孩比例最高，50岁及以上的女性生育二孩比例最低。从分年龄组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30～39岁年龄组最多（1.13个），其他3个年龄组比较接近；从分年龄组的二孩比例看，30～39岁年龄组比例最高（12.7%），其次是30岁以下，再次是40～49岁年龄组，而50岁及以上年龄组最低。也是说1978～1987年出生的户籍女性生二孩的比例高，1978年之前出生或者1987年之后出生的户籍女性生二孩的比例都比其低。

二是分文化程度看，大专及以上的女性生育二孩比例最高，而高中中专的女性生育二孩比例最低。分文化程度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大专及以上女性最多，为1.09个，高中中专最少，为1.04个；从分文化程度的二孩比例看，大专及以上女性的比例最高，为9.2%，而高中中专最低，为4.1%。

三是分职业看，白领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略高于蓝领职业女性。从分职业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白领职业女性为1.08个，略多于蓝领职业女性的1.07个；从分职业的二孩比例看，白领职业女性的比例为8.4%，略高于蓝领职业女性的7.2%。

四是分收入看，高收入家庭的女性生育二孩比例最高，中收入家庭的女性生育二孩比例最低。从分家庭收入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最多（1.10个）, 10万～20万元中收入家庭的女性最少（1.05个）；从分家庭收入的二孩比例看，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女性的比例最高（10.4%），而10万～20万元中收入家庭女性的比例最低（4.8%）。

另外从表5可以看出，户籍女性中，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大专及以上高文化程度者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11.2%）, 10万～20万元中收入家庭、高中中专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二孩的比例最低（3.2%）。

可见，二孩比例高的户籍女性具有以下特征：调查时年龄在30～39岁，文化程度在大专及以上，职业为白领，家庭收入处于高水平。

2．二孩家庭外来女性的基本特征

通过不同类别女性生育子女数量/生育二孩比例的对比发现，二孩家庭外来女性具有与户籍女性基本相反的特征：调查时年龄在50岁及以上，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职业为蓝领，家庭收入处于低水平（见表6）。

一是分调查时年龄看，女性年龄越大，生育二孩比例越高。从分年龄组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外来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增多，50岁及以上女性最多（1.5个）；从分年龄组的二孩比例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外来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其中50岁及以上的比例最高（50.2%）。

二是分文化程度看，女性文化程度越高，生育二孩比例越低。从分文化程度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外来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量减少，大专及以上女性最少（1.22个）；从分文化程度的二孩比例看，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外来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降低，其中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最低（21.6%）。

三是分职业看，蓝领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高于白领职业女性。从分职业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蓝领职业女性为1.48个，多于白领职业女性的1.19个；从分职业的二孩比例看，蓝领职业女性的比例为47.9%，远高于白领职业女性的18.6%。

四是分收入看，女性家庭收入越高，生育二孩的比例则越低。从分家庭收入的平均生育子女数来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减少，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的女性最少（1.29个）；从分家庭收入的二孩比例看，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女性生育二孩的比例下降，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女性的比例最低（29.3%）。

另外从表7可以看出，外来女性中，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大专及以上高文化程度者生育二孩的比例最低，为19.6%, 20万元及以上高收入家庭、初中及以下低文化程度者生育二孩的比例最高，为63.5%。

三 上海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及其主观因素分析

生育意愿反映了女性的生育需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育行为，而女性生育意愿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6000人的上海样本中，有一个孩子且在15～49岁年龄段的女性有2172人，其中户籍女性1137人，外来女性1035人。本部分主要分析这些已生育一孩的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同时比较户籍女性与外来女性存在的差异。

（一）有一孩的上海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

1．有一孩的女性打算生二孩的比例低，户籍女性更低

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2172位有一个孩子的15～49岁女性中，仅有16.4%打算生二孩，其中户籍女性打算生二孩的意愿尤其低，仅为7.6%，而外来女性相对高一点，为26.2%（见图5）。

2．有一孩的女性打算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让孩子有个伴

女性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女性打算生二孩（生育意愿）的原因，与女性生育二孩（生育行为）的原因类似，主要是让孩子有个伴，同时包括没有经济、孩子照料方面的顾虑。

3．近半数还没有想好何时生二孩，不生二孩的可能性会大

女性不仅生育二孩的意愿低，而且即使想生二孩的对何时生二孩，也有45.5%表示还没有想好，其中外来女性的比例为46%，另外分别有31.6%的女性打算2018年生，14.5%的女性打算2019年生（见表8）。近半数还没有想好的女性今后不生二孩的可能性会比打算最近两年生的女性大。

（二）上海女性生育二孩意愿的主观因素分析

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限于对问卷中涉及的变量进行定量分析的可能性，本文仅选择了调查时年龄、文化程度、户口性质、职业类别、家庭年收入等5个变量，并与女性生育意愿进行交叉分析。

1．年龄因素

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户籍女性还是外来女性打算再生育的意愿减弱。20～24岁年龄组户籍女性、外来女性打算再生育的比例分别高达33.3%、50%，到35～39岁年龄组则分别大幅度下降到6.1%、20.7%, 40～44岁年龄组进一步下降，45～49岁年龄组有所反弹，但反弹幅度很小（见图6）。

2．文化程度因素

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户籍女性打算再生育的意愿增强，由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女性的3.3%上升到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女性的10.1%；而外来女性则先增强后减弱，其中高中中专女性的意愿最强，为31.0%，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女性最弱，为21.8%，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女性位于两者之间（见图7）。

3．户口性质因素

户籍女性中，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打算再生育的比例（8.2%）高于农业户口者（3.6%），而外来女性正好相反，非农业户口的女性打算再生育的比例（20.8%）低于农业户口者（29.7%）（见图8）。

4．职业因素

随着职业层次的升高，户籍女性打算再生育的意愿先减弱后增强，其中农业及其他职业者再生育的意愿最强，为10.5%，蓝领职业者再生育的意愿最弱，为5.0%，白领职业者位居二者之间；而外来女性再生育意愿则趋于减弱，其中农业及其他职业者再生育的意愿最强，为28.6%，白领职业者再生育的意愿最弱，为19.8%（见图9）。

5．收入因素

随着家庭年收入的增加，无论是户籍女性还是外来女性的再生育意愿总体上增强，其中：家庭年收入10万元及以下的再生育意愿与10万～20万元的差异较小，但20万元及以上的生育意愿大幅度提高，分别达到12.4%和33.9%（见图10）。

四 上海女性生育二孩面临的障碍

上海女性生育二孩面临诸多障碍，需要政府、用人单位、社区提供配套公共服务。如表9所示，女性不打算生二孩的最主要原因是经济负担重（66.3%），年龄太大（50.4%）、没人带孩子（43.8%）也是两大重要原因，养育孩子太费心的比例（37.3%）也比较高，另外也有自己还没有想好、影响个人事业发展等原因。从户籍女性和外来女性的差异看，户籍女性更倾向于因为年龄太大（58.4%），而外来女性更倾向于因为没有人带孩子（49.9%）。

对55个生育有孩子的育龄妇女的访谈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些因素是上海女性生育二孩的障碍。

1．经济负担重

女性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女性“生”孩子成本（包括孕检、住院生孩子等）不高，并且女性如果缴纳生育保险的话还有生育津贴，同时“养”孩子的成本（包括孩子吃奶粉、买衣服、买玩具等）也不高，这些都是家庭能够承受的，但“育”孩子的成本（早教、托班、兴趣班、辅导课等）非常高，家庭子女教育投入很大。很多孩子很小就接受早教，不仅包括跳舞、唱歌、画画、跆拳道等文体类，还有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类，不仅幼儿园、小学要上辅导班，初中、高中也继续要上辅导班。很多孩子不仅周末安排满了各种班，非周末也安排了各种班。家长在这方面的花费也很多，每年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子女教育成为家庭重要的经济负担，也成为女性再生育的主要障碍。

女性个案访谈资料表明，女性对经济负担的顾虑不仅是从眼前考虑，也是从将来经济不确定这方面考虑。未来万一整个经济大环境不好，失业了，就没有现在赚得那么多了，但是其他那些外在的压力还会在，尤其是随着孩子的成长，教育花费会上升。一方面，级别越高，各种班的费用会越高；另一方面，孩子需要接触的东西越来越多，家长的花费也会越来越大，尤其到国外去旅游一次可能需要几万元。

另外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女性，担心第二个孩子如果还是男孩，则经济压力会更大。无论是外省市还是上海，男孩子成家往往需要买房子、买车子、送彩礼，尤其是买房子，费用很高，很多家庭承受不起。

2．年龄太大

一些年龄较大的女性，原来能生和想生二孩时，因为不符合政策没有生，现在政策放开了，年龄却大了，想生生不出。年龄是生育行为的生理基础，女性年龄大了，怀孕难度加大、流产可能性加大、怀孕综合征增多、身体健康也会变差。同时女性年龄大了，再养育一个孩子则体力、精力也都跟不上。另外，女性年龄大了，会造成两个孩子的生育间隔相差太大。年龄大的女性，第一个孩子往往十几岁了，有的甚至都上高中、大学了，再生一个的话，看起来都不像兄弟姐妹了。因此，年龄太大成为女性生育二孩的重要障碍。

3．没有人带孩子

目前绝大多数家庭是双职工家庭，家里往往需要双方父母帮着带孩子、接送孩子上下学。家里一个孩子已经让双方父母轮流带了，随着双方父母年龄的增加，帮忙照看孩子的能力减弱，如果再生二孩，他们也没有能力帮忙带了。

找保姆带孩子的话，费用高，也不放心。现在有关保姆虐待孩子的负面消息很多，即使有钱请保姆，如果不知根知底的话，往往还需要家里老人时刻盯着保姆。

另外也有女性明确表示，自己不会为了再生一个辞职当全职妈妈，尤其是一些外省市女性来上海不是为了生孩子、带孩子，而是想见识更多、想谋求个人发展。还有一些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如果只是生孩子、带孩子的话，认为自己多年的学都白上了。因此，没人带孩子成为女性再生育的一个重要障碍。

4．养育孩子辛苦

目前，女性在养育孩子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女性一边上班，一边还要养育孩子，养育孩子除了大量的经济投入外，还需要大量的精力投入，比较辛苦，如果孩子体弱多病或者不听话，女性就更辛苦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女性再生育。

5．影响个人事业发展

女性个案访谈资料表明，生育对女性的个人事业或多或少有负面影响。从应聘工作来看，在应聘过程中有些单位歧视女性，增加了她们找工作的难度；从工作岗位、工资待遇看，有些女性产假回来主动或者被动调整了工作岗位，相应的工资待遇也减少了；从晋升看，有些女性因为生孩子丢掉了学习晋升的机会。

五 应对上海超低生育水平的相关政策建议

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全面二孩政策确实在短期内增加了上海的出生人口数量，提高了生育水平，但是出于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孩子养育成本高、女性就业压力大、缺乏公共托幼服务等原因，生育意愿并没有显著提高，生育水平的反弹和出生人口的增加只是昙花一现，2017年上海出生人口数量已经开始减少，未来会进一步减少，这会给上海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因此，需要采取综合性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支持和鼓励更多家庭按政策生育孩子，缓解上海人口结构失衡问题。

（一）加快研究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可能性和应对方案

上海早在1979年就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比全国早了21年，2017年户籍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3，老龄化正在向纵深发展，预计到2050年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超过40%，户籍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更高，将达到48%左右，未来的养老压力极为沉重。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人数减少，非常不利于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

2017年，上海户籍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1/3，外来出生人口中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已经达到一半以上，说明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出生堆积”的影响，即全面二孩政策使部分被压抑的二孩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但是在出生堆积的能量释放后，生育率将在现有水平上相应回落，这个时间段预期会很短，只有2～3年的时间。上海户籍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2012年之前长期保持在不足1的水平，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上海反弹到1.10, 2017年已经回落到1.00。

在考察生育政策的效果时，不仅要看生育水平的变化，更要看出生人口的变化。由于上海户籍妇女人数正在快速减少，特别是30～39岁生育高峰年龄段的育龄妇女人数正在快速减少，即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也可能导致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

因此，我国的生育政策要适应人口变动主要矛盾的变化，尽快做出相应调整。建议上海加紧研究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全面放开生育政策以后有关生育福利政策的新旧衔接问题，把生育权利还给家庭，并且给予家庭更多的帮扶，鼓励和支持家庭按照意愿生育孩子。

（二）完善生育相关的就业政策法规，保障女职工生育福利待遇

1．把男方的“陪产假”改为“陪护假”

鉴于女性从怀孕到生育再到孩子出生后一段时间内，都可能有丈夫不时陪同的需要，建议把狭义的“陪产假”改为“陪护假”，这样丈夫不单是在妻子生孩子期间可以休假，也可以在征得单位同意后分散时间使用陪护假，按照家庭的实际需要，在妻子孕检、孩子看病、打防疫针等需要的时间使用。

2．加强执法检查

调查发现，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欧美外资企业对于女性生育相关的劳动权益保护情况比较好，而一些私营企业存在损害女性生育权益的现象，劳动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劳动监督检查力度，对于损害女性生育权益的企业依法严惩，切实保护女职工生育权益。

（三）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保护女职工和企业双方的利益

1．把外来从业人员中的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纳入社会保险

现在上海外来人员参加社会保险，要求以单位参加形式，而大量外来从业人员是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可以缴费，个人想参加社会保险也不能参加，这类人群在上海有300多万人。建议把这个人群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一方面，可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强保险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女性的生育权益，让她们能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建立生育医疗补贴增长机制

目前上海生育医疗津贴标准是3600元，并缺乏增长机制，而女职工生育医疗费用基本上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已成为家庭一项重要的经济负担。并且随着产检项目的增加、产检价格的上升、分娩方式的改变，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孕产妇的规模增加，女职工产检费用和分娩费用等医疗费用也会持续增加。因此，需要建立生育医疗补贴增长机制，建议每年的生育医疗补贴标准根据本市上一年医疗费用的增长速度进行调整。

（四）加大对二孩家庭的支持力度，减少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

1．降低家庭综合税负

国家正在对个人所得税制度进行改革，建议在改革中根据家庭养育孩子的数量多少在个人所得税中抵扣一部分养育成本，扣除一部分住房按揭贷款额。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个人所得税抵扣一部分孩子养育成本对于高收入家庭比较有利，而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只达到最低工资水平的人群反而享受不到这项优惠。因此，还需要建立普惠制的养育补贴制度。

2．对部分贫困家庭发放养育补贴

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有专门的养育补贴制度，日本的补贴强度还在不断加大。但现阶段上海大幅度发放养育补贴的条件还不成熟，一方面政府有没有足够的财力为所有婴幼儿发放养育补贴；另一方面需要先对现行的生育政策进行改革，首先是允许每个家庭自由生育孩子，下一步才能讨论是不是需要发放养育补贴。在现阶段不可能全面大幅度发放养育补贴的情况下，我们有三点建议：一是只对贫困家庭发放养育补贴，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贫困家庭养育补贴标准，帮助有生育意愿的贫困家庭减轻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对符合生育政策的贫困家庭发放的养育补贴资金来源为财政专项资金；二是深入研究国外发放养育补贴的效果，从成本效益角度进行分析借鉴，研究我们未来是不是需要发放养育补贴；三是鉴于本研究中发现的孩子的主要成本支出不是“生”和“养”，而是“育”，要加大对婴幼儿和青少年教育事业的投入，改革入学和升学考试制度，整顿各类社会办教育培训机构，从根本上减轻家庭“育”的经济压力。

（五）提供公益性婚介服务，支持和鼓励大龄青年婚配，降低不婚比例

从2015年底上海实有人口统计数据来看，20～49岁适婚人群中，男性人数为276.27万人，女性为274.70万人，两者只相差1.57万人，平均到每个年龄只相差约524人，基本是均衡的，25～34岁年龄段男性略微多于女性，35～44岁年龄段女性略多于男性（见表10）。

但是，上海每年大量的两地婚姻，造成了上海本地户籍女性择偶难，不能结婚也就不能生育。据统计，在1991～2017年27年间，上海两地婚姻超过80万对，其中大部分年份两地婚姻中本地男性与外地女性结婚的比例都超过75%。我们按照75%的本地男外地女的比例可以大致推算出这27年中本地男和外地女结婚的共有60万对，本地女和外地男结婚的有20万对，两者的差额为40万对。也就是说，通过两地婚姻，过去27年中有40万外地女性净迁入上海的婚姻市场，和上海本地女性争夺配偶，造成本地将近40万左右的女性难以找到配偶，并且这种情况还在进一步发展。

按照我国的国情，结婚后生育的孩子才能申报户口，而上海由于大量外来女性的进入，婚姻市场上本地户籍女性的择偶出现了很大困难，很多人被迫终生不婚，也就没法生育孩子。因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本市和各区政府部门要出台有关公益婚介扶持政策

提供资金、场地等支持，通过购买服务等手段，为大龄青年特别是本市大龄女性提供公益的可靠的婚介服务，帮助她们尽快找到合适的配偶。

2．研究调整有关法规允许单身生育的可能性，研究允许医疗机构协助提供单身人士生育的管理办法

有些非常优秀的女性，出于各种原因，找不到理想的配偶，自己又想养育孩子，对于单身人士生育现在政策上有限制，卫计部门要积极研究调整有关法规，研究允许她们采取试管婴儿或其他方式怀孕生育孩子的可能性。非婚生育的女性，只要不违反生育政策，不再进行处罚。对于医疗机构为单身人士提供生育服务的管理办法也要研究和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