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现象论析
服饰，既是人的一种文化表征，也是社会文化的体现方式之一。它具有鲜明的社会性，人们的服饰因身份及文化倾向的差异有着不同的规定。一般而言，人们的服饰会比较直接地反映其社会地位及身份，道服
自然是道士身份的重要标志。隋唐时期，道教内部对道士服饰要求颇为严格，道服体现了严格的宗教禁忌与制度规定。道服作为道徒身份外在特征之一，世俗人士极少穿着。五代北宋，世俗人士，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穿着道服成为较为常见的社会文化现象。本文旨在梳理这一现象，并探讨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的文化意义，试图从这个角度考察道教在北宋社会存在的具体形态及其对文人士大夫生活、心态的影响。
一、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社会风气的形成
隋唐时，穿道服的文人士大夫大多是道教信徒。例如，晚年为道的贺知章曾衣道服。《北梦琐言》卷七记载曾在茅山学道的“顾况著作披道服在茅山”。玄宗之子恒王李瑱“好方士，常服道士服”。唐代公主入道者颇多，她们也穿道服，如唐玄宗时亲受道箓的和政公主吩咐仆人死后给自己穿道服。唐代宗时寿安公主“常令衣道服，主香火”。曾短暂入道的杨玉环觐见玄宗时“衣道士服，号曰‘太真’”。薛涛“暮年屏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开元二十五年（737），身为“谏议大夫”的道士尹愔甚至“衣道士服视事”。
然而，隋唐时期穿道服的文人士大夫也有一些未曾入道，他们所穿道服主要是为掩饰身份所用。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世俗人士穿道服的案例出现在《隋书·萧
传》：“遣王哀守吴州，自将拒述。述遣兵别道袭吴州，哀惧，衣道士服弃城而遁。”《旧唐书·房玄龄传》云：“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阁计事。”晚唐人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程，天复末登进士第。崔魏公领盐铁，署为巡官。昭宗迁洛阳，柳璨陷右族，程避地河朔，客游燕、赵，或衣道士服，干谒藩伯，人未知之。”可见，隋唐时代，普通世人穿道服的现象较为罕见。
至五代，自古道风盛炽的蜀地出现了世俗人士常穿道服的现象。《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六载：“咸康秋九月，（王）衍奉其母徐妃同游于青城山，驻于上清宫。时宫人皆衣道服，顶金莲花冠，衣画云霞，望之若神仙。”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时尚动向：唐末五代，原为道士专用的莲花冠，在俗家女性当中也风行起来。和凝《宫词》就展示了一位得宠宫妃的仪态：“芙蓉冠子水晶簪，闲对君王理玉琴。”《新五代史》卷六十三《前蜀世家·王衍》载：“后宫皆戴金莲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号‘醉妆’，国中之人皆效之。”宋郑文宝《南唐近事》卷一记载李璟“道服见诸学士”。后主李煜也曾穿道服。宋范坰、林禹《吴越备史》卷四载：吴越国顺德夫人“颇尚黄老学，居常被道士服，余皆布绢而已”。从上述材料可知，世俗人士穿道服风尚的形成，与蜀地、江南的崇道氛围和帝王的推动有很大关系。至此，可以这样说：世俗人士穿道服的现象在隋唐只是零星出现，且为掩饰身份所用，形成社会习气则始于五代。
“北宋道教发达，实起于朝廷的崇奉。远的渊源，当溯之于唐代崇重道教；近之要受到五代十国中前蜀与南唐崇道的影响。”北宋时期，世俗人士穿道服的社会习气在前蜀、南唐的基础上更加盛行，这自然也离不开帝王的崇尚。御赐道服成了皇帝重视道教的一个重要举措。《宋史》卷四六一：“赵自然，太平繁昌人，家荻港旁，以鬻茗为业，本名王久，始十三，疾甚，父抱诣青华观，许为道士。……太宗召赴阙，亲问之，赐道士服，改名自然，赍钱三十万。”华镇《题赵先生传后》：“（赵万宗）自托于道家者流，朝廷（真宗）不夺其志，赐以道士服，终于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诏真州守臣以礼敦遣长芦隐士张自牧赴行在，宣和末，或有言自牧沉毅知兵，召至东都，赐道士服，下梁师成。不果用，以不肯屈。”御赐道服，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道服在北宋社会的流行。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社会风尚颇为盛行。那么，北宋社会中哪些文人士大夫在哪些情况下穿道服呢？
帝王退位、官员致仕或退隐后常穿道服。王铚《默记》卷上、米芾《画史》均有后主李煜降宋后穿道服的记载。《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七载有宋徽宗被俘后身穿道服。钱惟演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时，曾会见洛阳隐士郭延卿时“欣然相接，道服对谈”。彭乘《墨客挥犀》卷七载欧阳修“既致政，凡有宾客上谒，率以道服华阳巾便坐延见”。苏轼也曾见欧阳修晚年穿道服的模样：“我怀汝阴六一老，眉宇秀发如春峦。羽衣鹤氅古仙伯，岌岌两柱扶霜纨。”（苏轼《欧阳晦夫遗接鬻琴枕戏作此诗谢之》）又据王巩《闻见近录》载：“张文懿既致政，而安健如少年。一日西京看花回，道帽道服，乘马张盖，以女乐从入郑门。”
在职官员在家中或非因公务会见宾客时常穿道服。例如，《邵氏闻见录》卷十载：“韩魏公（琦）留守北京，李稷以国子博士为漕，颇慢公，公不为较，待之甚礼，俄潞公（文彦博）代魏公为留守。未至，扬言云：李稷之父绚，我门下士也。……（韩魏）公至北京，李稷谒见，……公着道士服出，语之曰：‘尔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获己，如数拜之。”这是在职官员接见官位、辈分比自己低的宾客时穿道服的情况。有些性格放浪不羁的低级官员因某种原因见高级官员时也穿道服，但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据《宋史·张商英传》载：
张商英，字天觉，蜀州新津人。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俶傥，豪视一世。调通川主簿。渝州蛮叛，说降其酋。辟知南川县。章惇经制夔夷，狎侮郡县吏，无敢与共语。部使者念独商英足抗之，檄至夔。惇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着道士服，长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随机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为上客。归，荐诸王安石，因召对，以检正中书礼房擢监察御史。
性情放浪不羁、傲然凛风的张商英针对“无敢与共语”的章惇，用穿道服这一方式作为抗拒的手段之一，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然，这也与章惇本人喜欢穿道服的习惯有关（后详）。
在职官员参加道教斋醮活动时穿道服。宋代斋醮活动颇盛，“自祥符天书一出，斋醮糜费甚众，京城之内一夕数处”。每遇道场，宫观官、知州、知县要去祷告行礼。此时的他们往往穿道服，以示恭敬庄重。据《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五十载：赵灵运“宋太宗雍熙中，为莫州莫县令。岁大旱，祈祷不应，慨然叹曰：‘吾为令而旱如是，如将不得粒食，吾何以生为耶？’积薪于庭，着道士服，执简焚香，请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
文人生日寿辰穿道服。据陶宗仪《说郛》卷七十一载：“寇忠愍（寇准）知永兴军，于其诞日排设如圣节仪，晩衣黄道服，簪花走马。”韦骧《廷评庆寿口号》中记载北宋文人李廷评生日时身穿道服（后引此诗）。
文人在学堂、书斋等场合穿道服。石介《宗儒名孟生》云：“予向以《春秋》授诸生，学中孟生，衣道士服，升吾堂上，预诸生列，受吾说焉。”王禹偁《书斋》诗：“年年赁宅住闲坊，也作幽斋着道装。”其《送礼部苏侍郎赴南阳》诗中也云“书斋着道装”。除书斋外，在其它地方也穿道服，如王禹偁《赢得褰帷恣吟兴落花飞絮满车茵》诗：“道服日斜披鹤氅，药畦春暖步龙鳞。”孔平仲《投柴殿院》诗：“笋蕨供家馔，园林着道装。”
绝仕的归隐文士也着道服。《涧泉日记》卷上载钱若水“即日毁裂冠带，被道士服，佯狂归嵩山。上大骇，累召之，不起，以终其身”。庞昌《赠养素先生》诗中云：“圣泽浓云隐逸身，道装宜用葛为巾。”养素先生即北宋道士诗人蓝方。今人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宋代服饰”中也指出：“褐衣是宽博之衣，又为道家所服用，当时的文人隐士亦着此以为隐者之服。”
通过以上分析得知，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时空：一是在职官员非公务的私人生活，一般指官员娱乐休闲活动或居家生活；一是贬官或无官的在野文人生活，这种文人大致有为官后遭遇贬谪者、告老或主动退出官场选择归隐者、无缘为官者等类型。
二、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的特征
道服作为北宋社会较为流行的服饰，它的外部特征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道服原为道士专用的服饰，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与此有渊源关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道士服饰作一介绍。具体而言，北宋道士举行道教仪式、斋醮活动所穿“法服”与日常生活中所穿“常服”又有较为明显的区别。
下面我们先看道士法服。北宋道书《玉音法事》卷下记载了宋真宗时《披戴颂》的有关规定，道士所穿法服包括：“云履”、“星冠”、“道裙”、“云袖”、“羽服”、“帔”、“朝简”七部分，并用五言六句韵语分别对法服各部分的装饰图案、宗教功能作了简单介绍，引用如下：
云履：飞凫步云舄。登蹑九玄坛。举意游三界，乘风五汉间。愿今一履迹。腾踏谒金颜。星冠：焕烂七星冠，飘飖降自天。受之有科简，宿命应神仙。愿今一顶戴。永保大椿年。道裙：六幅华裙异，天人副羽衣。飞裙凌宝殿，缓带步金墀。愿今一击佩，缥缈赴瑶池。云袖：蒨璨素云袖，上下统裙裳。织自扶桑茧，犹闻月殿香。愿今一被体，游宴玉琼房。羽服：上界神仙服，天宝自然裳。轻盈六铢妙，佩服应三光。愿今一披奉，逍遥不死乡。拜坛（帔）：三级依瑶砌，八卦列方隅。隔秽敷裙帔，除尘护法裾。愿今一升蹑，朝修上帝居。朝简：西台无疵玉，磨琢侍三皇。正体除邪虑，持心启上苍。愿今一秉执，瑶阶礼虚皇。
北宋道士参加道教活动仪式时必须穿戴领持这些服饰、佩戴，每种服饰部件有不同的象征意味，每条后七字表示侧重。北宋道士贾善翔撰《太上出家传度仪》所载道士服饰也有类似分类，一般包括以上七个部分，并对这些部分富含的宗教象征含义及宗教功用进行了更为周详的阐述。从这两部道书的记载来看，北宋道士所穿法服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构造较为复杂，穿戴必须齐整，七个组成部分缺一不可，每个部分有着不同的宗教含义，共同组成了法服的宗教文化特征；其二，质地优良，做工精细，且外表颇为华丽。
北宋道士常服与法服的外部特征有较大差异。北宋道士常服的特点，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八有介绍：
褐制若裘，今道士所服者是也。裘，即如今之道服也。斜领交裾，与今长背子略同。其异者，背子开胯，裘则缝合两腋也。然今世道士所服又略与裘异，裘之两裾交相掩拥，而道士则两裾直垂也。……《太平御览》有《仙公请问经》，其文曰：“太极真人曰：‘学道当洁净衣服，备巾褐制度，名曰道之法服也。’”巾者，冠中之巾也；褐者，长裾通冒其外衣也。巾褐皆具乃中道家法服之制。今世衣直掇为道服者，必本诸此也。
程氏认为，道服与裘相似，大概是指鹤氅模式的毛皮衣服，这种道服大多为道士冬衣。盛行于唐宋的道教上清派规定：“凡修上清道经、《大洞真经三十九章》，入室之日，当身冠法服，作鹿皮之巾，不者，葛巾亦可。当披鹿皮之帔，无者，紫青可用，当以紫为表，青为里。”因此，宋代文人也多以紫裘为道士服装。如程公许《梦李白》：“仙姑紫绮裘，飞步白玉京。”道士白玉蟾《六铢》五首其四：“我着紫绮裘，俯视蓬莱洲。”程氏还认为，道士常服的主要特点是“斜领”，“两裾直垂”。并指出，巾褐制度源于道士法服。其实，道士常服中出现的冠、巾、绦、履等道服附件应该都与法服相关。《渑水燕谈录》卷四载：宋初道士陈抟“服华阳巾，草履垂绦”。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六载：吕洞宾“系青结巾，黄道服，皂绦，草履，手持棕笠，自题曰知命先生。”程氏还断言：“直掇为道服者，必本诸此也。”“直掇”有时也称道袍，北宋文人士大夫致仕、隐居后常穿直掇，朱彧《萍洲可谈》卷三载：“富郑公（弼）致政归西都，尝着布直掇，跨驴出郊。”林逋《寄太白李山人》诗曰：“身上祗衣粗直掇，马前长带古偏提。”苏辙《答孔平仲惠蕉布二绝》其二：“更得双蕉缝直掇，都人浑作道人看。”直掇用粗布、蕉布缝制而成，可见道士常服制作材料颇为粗糙简陋。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道士所穿常服看，只有道巾、发簪、道裙、道鞋，并且样式和颜色都十分单一、朴素，制作也相对粗糙、便宜。《宣和遗事》中记载的道士所穿常服也只是“青布幅巾”而已。北宋周渭《赠道士吴崇岳》诗中“楮为冠子布为裳，吞得丹霞寿最长”是当时道士所穿常服的真实写照。
我们再来看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的道服。王禹偁《道服》诗首句“楮冠布褐皂纱衣，曾忝西垣寓直人”说明作者所穿道服的质地材料，木制的道冠和粗制毛麻织成的褐衣。黄庭坚甚至用椰壳做道冠：“有核如匏可雕琢，道装宜作玉人冠。”（黄庭坚《以椰子小冠送子予》）可见，北宋世俗人士穿的道服与北宋道士常服相同或相似，制作材料与质地方面，用木材、毛麻布粗制而成，而不像法服那样昂贵、优良。道服简单朴素的特点也符合北宋“崇尚淳朴”、“务从简朴”服饰观。这或许是道服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间流行的原因之一。
北宋文人士大夫道服穿戴灵活多样，简单随意，不像穿戴法服那样齐整、严格。道士法服穿戴时各个部分都要齐备，缺一不可。文人所穿道服则不然，他们往往只穿戴法服中的某些部件。如欧阳修致仕后常穿道服、戴华阳巾，但未见其穿道履。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三记载北宋李公麟所绘《西园雅集图》中苏轼身穿道服，却头戴乌帽，而非道冠。吕本中《童蒙训》卷下载熙宁年间张芸叟“芒履道服”。他们不仅穿戴道服随意多变，制作道服样式也多种多样。黄庭坚晚年所穿道服被称为“山谷褐”，这种道服直到南宋还有广泛影响。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十一云：“明清兄弟儿时，先妣制道服，先人云；‘须异于俗人者乃佳。旧见黄太史鲁直所服绝胜。’时在临安，呼匠者教令染之，久之始就，名之曰‘山谷褐’。数十年来，则人人学之，几遍国中矣。”可见，相对法服穿戴的严格，文人穿道服的灵活性可能是北宋社会道服流行的又一原因。
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的颜色与道士法服颜色有一定联系，但其色彩单一，没有图案装饰，不像道士法服那样华丽斑斓。正如吕陶《和周简州寄范蜀公三章》诗所云：“道服岂烦垂宝带，安居何用饰华缨。”北宋文人所穿道服中黄色居多。如王巩《闻见近录》中载寇准曾“晚衣黄道服，簪花走马承受”。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中苏轼穿的也是黄道服。尹炖《和靖集》卷七记程颐也穿黄道服。世俗人士着道服以黄色为主，与道教法服的规定一致。道书《洞玄灵宝道学科仪》卷上《制法服品》云：“内外法服，须有条准。……皆以中央黄色为正。若行上法，听着紫。年法小，为下座者，勿着紫。若中衣法衫、筒袖、广袖，并以黄及余浅净九色为之。”由此可见，法服以黄色最为常见。紫色法服则被视为高道大德之象征，一般道士及世俗人士是禁止穿紫色道服的。这一服饰制度方面的禁令到宋初至道元年（995）得以解除：“端拱二年十一月九日诏曰……诸色公子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得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至道元年六月后许庶人服紫，帝以时俗所好，冒法者众，故除其禁。”《宋史》卷一五三亦载：“至道元年，复许庶人服紫。”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云：“自唐开始赐李泌紫色之后，宋代也有赐林灵素以紫服的。”其实，宋徽宗不仅赐紫道服于道士林灵素，而且自己也着紫道服。《三朝北盟会编》卷八十七引《靖康遗录》云：“上皇（宋徽宗）乘轿子，至寨门下轿，着紫道服，戴逍遥巾，趋而入。”徽宗、李、林等穿道服大概是高道大德的象征。由于禁令的解除，北宋也出现了文人士大夫穿紫色道服的现象。据米芾《西园雅集图记》载，苏辙“道帽紫衣”、道士诗人陈景元着“琴尾冠、紫道服”等。陈规《守城录》卷三载：建炎元年（1127），王申在京城曾“着紫道服”。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宣和遗事》指出北宋秀才穿紫色道服。文人也有穿其它颜色道服的。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十记蔡京“作相时，衣青道衣，谓之‘太师青’”。
此外，道服最明显的特征是它宽大的外形。正如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所云：“近岁衣道服者，以大为美。”司马光《续温公诗话》亦云：处士韩退“好着宽袖鹤氅”。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第九章“宋代服饰”谈及道服时也指出：“褐衣”由“麻布或毛布制作，比短褐长而宽大，为文人隐士及道士所服”，“道衣”为“斜领交裾，衣身宽大，四周用黑布为缘。有的以茶褐色布作成袍则称道袍，为文人或道士所穿”。
综之，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在质地、制作、穿戴要求、宽大外形等方面与北宋道士所穿常服相似或相同，具有粗糙、朴素、简单灵活的特点。颜色与法服的规定性有一致之处，但其色彩单一，不像法服那样华丽斑斓。文人士大夫穿道服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是道教世俗化对文人影响在服饰方面的重要表现，这一现象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意蕴。
三、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文化意蕴
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社会习气虽然萌芽于隋唐，始于五代，但道服在世俗服饰的文化定位及其蕴含的宗教意义、文化观念至北宋才正式形成。北宋时，穿便宜朴素的道服甚至比穿昂贵华丽的衣服更能被时人认同、称赞。《能改斋漫录》卷十二“柴主与李主角富贵”条载：
仁宗朝，驸马柴公宗庆与驸马李公遵勖连袂。柴主贤而李亦贤，柴主欲与李主角富贵。李先诣柴第，柴之夫妇盛饰以为胜，左右皆草草。次之柴主之过李第，李之夫妇道装而已，左右皆盛饰，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颇自愧，士论高之。
可见，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虽然质地普通，样式朴素，但其中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及社会认同价值是一般服饰难以企及的。穿道服在世人心目中几乎成为一种时尚，道服甚至作为礼物在文人间互相赠送。王禹偁《谢同年黄法曹送道服》诗云：“鲍照贻我羽人衣，下直何妨尽日披。老去自堪将野鹤，客来休更佩金龟。官供谩说青绫被，私便全胜白接罹。未脱朝簪恋明主，耿怀空作谢君诗。”写时任“法曹”的同年黄氏赠送自己道服后的感想。王禹偁同年冯伉（字仲咸）也曾送道服给友人喻蟾，王禹偁《和送道服与喻宰》：“朝客吟诗送羽衣，应知彭泽久思归。三年官满谁留得，领鹤携琴赋式微。”把道服作为赠送友人的礼物，一方面说明道服在当时文人中颇为流行；另一方面说明道服在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及丰富的文化意蕴。
下面我们从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宗教象征意义及对文人生活态度、礼仪交往、处世心态的影响等方面探讨这一社会现象的文化意蕴。
（一）穿道服与宗教信仰
道服具有标识身份、代表道教信仰、超凡脱俗等宗教内含和象征意义。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虽然与道士的道服有别，但它毕竟源于道士服饰，因此与道家道教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在文人心目中，它甚至是道教的一个象征物。邹浩《送许羿秀才还旧隐叙》载：河南许德制，“无求于世者也。……躬儒者行，出释子语，间以道士服易其衣冠”。这说明，在三教融合的宋代，道服对文人来说，是思想中道教成分的象征。因此，一个地方的道教信仰历史及兴盛程度对这个地域道士数量、穿道服人数的多寡也有影响。苏辙《筠州圣寿院法堂记》：“高安郡（今江西高安）……昔东晋太宁之间，道士许逊与其徒十有二人散居山中，能以术救民疾苦，民尊而化之，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至于妇人孺子亦喜为道士服。”
具有道教信仰而未出家或居家修炼的文人士大夫日常穿道服无疑带有强烈的宗教意味。而他们常穿道服，正是道教在世俗人世存在的一种形式。《宋史》卷三〇六《谢泌传》：“（谢）泌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学，疾革，服道士服，端坐死。”而居家穿道服的悠闲、舒适往往使文人想起道家道教提倡的无为逍遥生活理想。王禹偁《寄献润州赵舍人二首》：“闻说秋来自高尚，道装筇竹鹤成双。”穿道服兴奋之余，接着又云：“记言彩笔罢摛华，郡阁高闲似道家。”
道教以追求长生为根本，因此文人生日时也穿道服，以增其寿，如韦骧《廷评庆寿口号》：
纳庆新春八十年，更逢诞日一开筵。童颜鹤发人间贵，道服乌巾地上仙。玉盏辉辉擎寿酒，金炉苒苒泛香烟。暂停丝管听祈颂，愿见恩书历九迁。
这首诗是作者为好友李廷评八十大寿所作祝语。在宋代十分稀少的八十高龄，身穿道服在香烟袅袅的金炉旁饮酒听乐，俨然“地上仙”。在庆寿筵上如此妆扮，也反映了时人通过穿道服来追求长生的心态。作者还有《醉蓬莱·廷平庆寿》（《全宋词》卷三六）一词也表达了“惟愿增高，龟年鹤算，鸿恩紫诏”的祝愿。
关于道士服饰与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内涵和文化意义上的关联和区别，邵雍《道装吟》组诗有更清楚地说明：
道家仪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尧夫须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仪用此巾衣，师外曾闻更拜谁。何故尧夫须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师。
安车尘尾道衣装，里闬过从乃是常。闻说洞天多似此，吾乡殊不异仙乡。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功夫自可寻。若说衣巾便为道，尧夫何者敢披襟。
他指出世俗人士所穿道服虽不像道士服饰具有浓厚的宗教含义，但是，对世俗礼仪的超越则来源于道士拜神时所穿道服的象征意义。虽然道士的道服常常和洞天、仙乡等超越性空间相联系，而普通人的道服则与现实空间有关，然而，穿道服的空间仍“不异仙乡”。最后，作者体悟到道在人心，而非服饰，穿道服只是寻求造化自然的手段而已，说明了道教的世俗化以及文人士大夫穿道服源于道教而又超越道教的社会事实和文化意义。
由上可知，北宋文人士大夫穿道服对道服的宗教象征意义进行了选择性吸收，具有模仿道士常服的痕迹与文化动机，这一方面反映道教在北宋社会的盛行，带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另一方面反映文人士大夫甚至下层平民寻找精神超越生活方式在服饰文化方面的重大转变。
（二）穿道服与休闲生活
在某种意义上说，服饰是人们思想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朝服的体制和形式自然是儒家思想的直接表达。而道服则与道家道教思想密切相关。穿上道服代表着追求一种与严格等级的官场生活相对的自由适意生活。而道家道教思想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与官场儒学相左的生活哲学。北宋文人大多身居官位，平日官务缠身。他们渴望摆脱世俗事务，向往闲适生活。而脱去朝服，换上道服是这一生活状态在服饰方面的重要体现。王禹偁《道服》诗云：
楮冠布褐皂纱衣，曾忝西垣寓直人。此际暂披因假日，如今长着见闲身。濯缨未识三湘水，漉酒空经六里春。不为行香着朝服，二车谁信旧词臣。
对于为官的文人而言，平时是要穿朝服的。只有在休假及官僚事务之外的时间“暂披”道服，而一旦谢官致仕，就可“长着”道服。相对于华丽的朝服，简朴的道服恰能安闲度日，是忙碌的为官时期所难以比拟的。甚至很多文人在衙门穿朝服，回家后就立即换上道服。如李至《奉和小园独坐偶赋所怀》：“歌舞林亭不外求，朝回多着道衣游。”林逋《南亭》：“晩衙初散吏人归，独立南亭着道衣。浅酒小诗聊自乐，此心浑欲外轻肥。”韦骧《再和》：“静论国手饶棊路，闲喜官身着道衣。”魏野《上知府赵侍郎二首》之二：“公退无余事，逍遥只道装。”
道服与朝服的这种差异使文人士大夫颇喜爱制作、穿着道服。范仲淹《道服赞》并序云：
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赞”是古代一种专用于称颂的文体，常用四言韵语写成。时任平海书记的许琰新制道服，范仲淹为之赞，均表明北宋文人士大夫对其的钟爱。作者先称赞许氏的道服体面、潇洒，穿上它可以在精神上步入清虚之境。“虚室生白”出自《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意思是空虚的心境才能生出纯洁的情感，幸福才能来临。“华胥”典出《列子·黄帝》：“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是黄帝梦中的自然无欲之国。接着四句，作者笔锋一转，将官服与道服作比，说明官场的尔虞我诈及道服象征的恬淡无为。“青紫”指绶带的颜色，古代御史青绶，太尉紫绶。“狐貉”指贵族所服衣裳。最后四句卒章显志，希望朋友淡泊名利，乐世安处，这样才能无愧于先祖许逊。“旌阳”指东晋旌阳令许逊，后弃官学道，于洪州（今江西南昌）西山居家仙去，鸡犬飞升。诗人用此典故，紧扣“许”姓及“道服”之道教，可谓恰到好处！
范仲淹《道服赞》中将道服视为安贫乐道、淡泊名利、闲适自在生活的象征，得到了后人的认同。《范文正集补编》卷三明人戴仁云：“文正公为同年友许书记作《道服赞》，言皆至理，书特清劲，至今观之，悚然增敬。所谓‘宠为辱主’，‘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是又美不忘规，益可玩味，乃知异时丞相尧夫《布衾铭》实权舆于此。”戴氏认为司马光《布衾铭》一文创作思想源于《道服赞》，有一定道理。王十朋《四友堂记》：“乌巾道服，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吾之乐也。”其中“道服”也有安贫守道，闲适自然之意。
再看王禹偁《书斋》诗：
年年赁宅住闲坊，也作幽斋着道装。守静便为生白室，著书兼是草玄堂。屏山独卧千峰雪，御札时开一炷香。莫笑未归田里去，宦途机巧尽能忘。
这首诗写作者在书斋穿道服读书作诗，悠闲自适的生活情景。诗的颔联也用《庄子·人间世》“虚室生白”典故，接着用汉代扬雄写《太玄经》的“草玄堂”之典，均表达与所穿道服一致的道家思想。作者认为，在这样的空间中，燃上一炉香，尽管没有弃官隐居田野深山，也能忘却仕宦的勾心斗角之烦闷。
由上可知，在文人士大夫的心目中，道服与朝服包含不同的文化含义。透过对两种服饰的比较，我们隐约可见他们渴望摆脱世俗羁绊、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状态的道家道教文化心态。一般而言，文人为官时思想更倾向儒家，而贬谪、退隐后更倾向道家道教。从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上说，穿着道服更能代表贬谪、归隐退休后的清静淡泊、闲适无为。吕本中《童蒙训》卷下云：“崇宁间，张公芸叟既贬复归，闭门自守，不交人物，时时独游山寺，芒鞋道服，跨一羸马，所至从容饮食，一瓯淡面，更无他物。人皆服其清德，后生取法焉。”因为其精神清高，因此有“后生取法”的说法，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八就有大量士大夫退隐后穿道服的例子。退隐后穿着道服吟诗会友，闲适逍遥的邵雍在诗《首尾吟》中云：“尧夫非是爱吟诗，诗是尧夫服老时。简尺每称林下士，过从或着道家衣。须将贤杰同星汉，直把身心比鹿麋。六十五年无事客，尧夫非是爱吟诗。”苏轼也曾在诗中表达对休官后穿道服的向往，其《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云：“乌府先生铁作肝，霜风卷地不知寒。犹嫌白发年前少，故点红灯雪里看。他日卜邻先有约，待君投绂我休官。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而苏轼晚年确有穿道服的经历，其诗《病中游祖塔院》云：“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东坡志林》卷二：“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独道服在耳，盖上宾也。”吕陶《眉州醴泉寺善庆堂记》亦云：“士君子少而从政，老而谢事，去仕途之劳，就林泉之佚。……道衣野服足以资萧散之味，凡尘埃网罗深可厌恶之事，无一毫辄累其怀。”
文人多在晚年穿道服，也是向往闲适安逸生活的一种表达。还有诗人“自咏”穿道服的自由悠闲生活。如魏野《四十自咏》：“闲心虽不动，记性觉潜衰。棋退难饶客，琴生却问儿。手慵农嚣信，身散道装知。笔砚将何用，天阴改旧诗。”邵雍《自咏》：“天下更无双，无知无所长。年颜李文爽，风度贺知章。静坐多茶饮，闲行或道装。傍人休用笑，安乐是吾乡。”
（三）穿道服与世俗礼仪、处世态度
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指出：“服饰在人类社会中，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除了其本身具有诸如御寒、审美等作用外，传统观念还把它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北宋文人为官者居多，对世俗礼仪颇为讲究。由于朝服是他们日常礼仪交往的服饰，同时也是文人作为士大夫的身份标识之一，他们在处理官僚事务、进行社会交往中常穿朝服或礼衣。“千官云拥御楼时，朝服纷纷换礼衣。”一般而言，在正式的社会交往场合，在官任上的文人是不允许穿道服接见宾客的。
在北宋，在职官员穿道服接见宾客，往往被视为一种失礼行为。王铚《默记》卷下载：
蒋希鲁守苏州，时范文正守杭州，极下士。王荆公兄弟时寄居于杭，平甫尚布衣少年也。一日，过苏见希鲁，以道士服见之。平甫内不能平，时时目其衣。希鲁觉之，因曰：“范希文在杭时，着道服以见客。”平甫对曰：“希文不至如此无礼。”
因为道服在文人士大夫来看，只是一种便装，很不正式，因此穿道服见客带有轻视的态度。所以王安石之弟王安国（字平甫）就认为蒋希鲁、范仲淹二人穿道服见客是一种无礼行为。
即使在任官员接见下属时穿道服也常不被人接受。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二载：
章丞相性豪迈，颇傲物，在相位数以道服接宾客，自八座而下，多不平。独见鲁公（曾布）则否。鲁公时为承旨，一日诣丞相府。故事，宰执出政事堂归第，有宾吏白侍从官在客次，大臣既舍辔即不还家，径从断事所而下以延客。及是章丞相返，不揖客，入舍易道服而后出，鲁公亟索去。于是章丞相作惭灼然而语公曰：“是必以衣服故得罪，然愿少留！”公曰：“某待罪禁林，实天子私人，非公僚佐，藉人微，顾不辱公乎？”遂起，欲行去。章以手掠公，目使留，致恳到。会荐汤而从者以骑至，故公得而拂褎，因卧家，具章白其事，且以辱朝廷而待罪焉。哲庙览公奏，深多公之得体，亟诏释之。因有旨：“宰臣章惇赎铜七斤。”仍命立法，以戒后来。自是，鲁公终章丞相之在相位而不以私见也。噫，前朝侍从臣卓尔风立乃如此，后来罕见之。
在任官员穿道服接见下属的情况也仅见于章惇、韩琦（接见李稷乃晚辈，与章惇不同）等少数人，“后来罕见之”。而这一行为常受到时人诟病。曾布“具章白其事”的详细内容出现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八“元符元年（1089）八月己丑”条，曾布对哲宗说：
“……（章惇）接从官，只着道衣，此尤非礼。”上曰：“着甚道衣？”布曰：“隐士帽，紫直掇，系一绦而已。”上又曰：“见蔡京何如？”布曰：“渠既例如此，想亦不为京变，然不曾问，兼只自去年来如此。臣昔作从官，亦曾谒之，相见差迟，问其故，云方着道衣接郭茂恂，以臣来，换衣服。盖是时惟以道衣接郎官辈。”上深哂之曰：“此诚不可。”布曰：“近臣乃人主所体貌，接之不当如此。”上又问：“卿等如何？”布曰：“莫非朝服。从官参，辞谢，必秉笏见之。”
从“直掇”“绦”等道服附件和道教尚紫色的传统来看，章惇所穿“道衣”与前文张商英接见章惇及蒋、范见客时所穿“道士服”大致相同。穿道服有抵抗儒家礼仪之文化含义。邵雍三辞不受官命后，“始为隐者之服，乌帽、绦、褐，见卿相不易也”，这种行为正是其蔑视权贵，自由出世思想的表现。这在大儒看来是不合礼仪的。材料中曾布就认为章惇“接从官，只着道衣，此尤非礼”，虽然会见曾布时章惇曾将道衣换下，而对官职较低的“郎官辈”才穿道服接见，曾布仍觉章惇不应该这样做。曾布认为“近臣乃人主所体貌”，服饰又是官员官品、身份的象征，因此，接见官员时，应穿“朝服”，“秉笏见之”，而不应当穿道服。
对于仕宦文人来说，穿道服一般发生在官僚事务及相关礼仪之外的时间和空间，否则就是失礼行为。《文献通考·王礼考》载：“司马温公必居独乐园而后服之，吕荥阳、朱文公必休致而后服之，然则三君子当居官莅职见用于世之时，亦不敢服此，以取骇于俗观也。盖例以物外高人之野服视之矣，可胜唧哉。”在休闲时穿道服，则象征着一种悠闲、舒适、自然、超越世俗的生活状态和自由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道服就成了文人转换社会角色及相关行为方式的重要标志。
相对而言，无仕文人穿道服就不受世俗礼仪的约束，在日常生活中可随时随地穿道服。《宋史》卷四三九：“又有马应者，薄有文艺，多服道士衣，自称‘先生’。”《东都事略》卷一一八：“（种）放一日晨兴，忽取前后章疏稿焚之，服道士服，召诸生饮与诀，酒数行而卒。”他们甚至在觐见皇帝时也可以穿道服。《宋史》卷四七二载：“崇宁初，京党以学行修饬闻诸朝，与泉州布衣吕注皆着道士服，召入谒，累官拜给事中兼侍读。”结合为官文人与无官文人穿道服的不同情景，我们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穿道服是对世俗礼仪、官僚政治的一种超越，是文人在入世与出世间选择生活方式的表征之一。
一些文人在作品中还常将代表儒家入世的朝服和代表道家道教出世的道服作对比，以突出道服富含的文化象征意义。如王禹偁《病中书事上集贤钱侍郎》五首其一：“力疾奉朝谒，归来倦送迎。老为儒术误，瘦爱道装轻。”林逋《送有交师辇下》：“滤罗闲佩氎巾轻，秋籁随身指去程。辇下大僚多好事，退朝谁着道衣迎。”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在诗中，而且绘画中也有。晁迥《道院集要》卷三载李淑《澶渊晁公别录五事》云：“公少时尝闻方士之说。……公尝令画者王端图二像，一朝服者，钱思公为赞；一道服者，南阳杨文公为赞。议者谓：‘公邀二君为赞，出处之际，有深意焉。’”“钱思公”即钱惟演，“杨文公”即杨亿。晁迥之所以令画家王端将朝服、道服作为钱、杨二人之像的服饰，正反映其入世和出世的两种思想，正如议者所云：“出处之际，有深意焉。”
绝仕文人日常穿道服，则代表着与儒家入世思想格格不入的出世态度。《涧泉日记》卷上：钱若水去职后，“被道士服，佯狂归嵩山，上大骇，累召之，不起，以终其身。”显然钱若水归隐嵩山，穿道服是为了表达其无意仕宦的刚正之心。刘攽《内殿崇班康君墓志铭》更加直接地说：康君自云“方衣道士服而讲养生事，以示无仕宦意。”文人尚且如此，与道释有密切联系的隐士就更把穿道服当作与世无争处世态度的象征。黄裳《寄懒散子》其二云：“玉液净生仙况味，天香清惹道衣冠。”智圆《赠林逋处士》：“深居猨鸟共忘机，荀孟才华鹤氅衣。”有隐逸倾向的文人也穿道服。孔平仲诗《走笔》其三：“散漫皆书帙，逍遥或道装。墙东虽可隐，林下未能忘。”魏野《赠安邑知县方寺丞》亦云：“寻常少往还，门静似居山。书为家传秘，琴因国忌闲。坐衙更鹤氅，行乐到禅关。约我休官后，邻居竹树间。”
综上所述，北宋文人士大夫所穿道服的外部特征及其文化意蕴既源于道士服饰，又发生了变异。他们身穿道服但并不一定学仙修道、皈依道门，穿上它、看到它，就会联想到它所代表的内涵，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提醒自己内观于身，常使无欲。道家道教的出世哲学通过这一中介传达给文人士大夫，尤其是遭遇贬谪或挫折的文人，他们在作品中借道服来象征出世和超脱思想，表达向往道门、渴望道隐的心态，甚至可以通过它向世人宣布对儒家思想的偏离，来表达脱离官场的决心。道服作为道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文人士大夫穿道服的社会文化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在北宋社会的广泛传播，这也正是道教相对于隋唐来说进一步世俗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这种世俗化了的道教反过来又成为文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一个养料来源。北宋文人常把道服与官服对比，表现出对道服及其蕴含的悠闲、自适、逍遥生活的向往，这是对道服固有宗教含义的借鉴、吸收和改造。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人与道教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北宋文人士大夫思想方面儒道融合的特色较隋唐进一步加强；从隋唐的出世追求精神超越到北宋的入世同时寻找悠闲安适的转变。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