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语义学原则

4.3.1 语义学是语文性辞书的支撑点

领先的辞书编纂理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辞书本身的编纂理论，二是与之相关的语义学。后者是前者的支撑点，后者的高度决定前者的高度。布拉格学派的后裔拉迪斯拉夫·兹古斯塔的《词典学概论》所以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同类书的样本并向全世界推荐，主要在于其语义学部分的支撑点很高。把语义学的原则贯彻到词典编写中，具有操作性的一步，是把一个义位放置在一个或几个语义系统里考察。词义的11个子系统：（1）同义系统，（2）反义系统，（3）上下义系统，（4）层级系统，（5）类义系统，（6）总分系统，（7）多义系统，（8）交叉义系统，（9）义族系统，（10）序列系统，（11）组合系统。一个义位必须给定一两个子系统，考察以后，才能释义。这里只讨论其中跟释义相关的重要问题：义位（≈义项）的语义特征的选择问题。

4.3.2 语文性辞书对语义特征的选择

语文性辞书中的大多数义项是义位，少数义项是语素义或义丛。义位是由一束语义成分即义素组成的。义素也叫语义特征。因此语文性辞书大多数义项的释义过程，就是选择义位语义特征的过程。

义位的特征总共有三类：语义特征，语法特征，语用特征。一个义位同时具有多元特征。作为一个义项的释义不可能将多元特征尽列无遗，这就发生了选择问题：选择该义位的最显著的区别特征、最具个性的特征，这些特征组成了该义位区别于其他义位的个性综合体。综合体中的特征数目，多则臃肿，少则干瘪。

《现汉》所以能在总体上超过了前贤的同类佳作，就是因为它适量地选择了三类义位特征，并且用简明通畅的语言予以表述。因此，它是词典形态的语义学著作。它对语法特征、语用特征取舍有度，本文不予讨论。本文要讨论的是它对语义特征的选择。

4.3.3 普通义位和学科义位

普通义位，是对学科义位而言的。跟这对概念相当的是19世纪末俄国语言学家波铁布尼亚（1888：19）首创的近义（Ближайшее эначение）和远义（дальнейшее эначение），后来有些人又提出常识概念、朴素概念、生活概念或形式概念，跟科学概念相对应。近义和远义的内涵可取，理据不佳。常识概念和科学概念在词义学说史上属于词义的概念说，该学说已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斥为混淆了词义和概念；有许许多多的词只有意义，而不表示概念。不能以逻辑范畴代替语义范畴。逻辑范畴反映的是概念的本质或一般属性，语义范畴反映的是大众易识别的最显著的语义区别特征。因此，使用“普通义位”和“学科义位”，更符合语义学原则。

词和这两种义位的关系有三类情况：

A类，有些词只有普通义位，语文性和百科性辞书对它们的释义相差无几。

【筷子】用竹木、金属等制的夹饭菜或其他东西的细长棍儿。（《现汉》）夹取食物的用具。（《辞海》）

B类，有些词（主要是术语）只有学科义位，语文性和百科性辞书对它们的释义只是量的差别。

【光年】天文学上的一种距离单位，即以光在一年内在真空中走过的路程为一光年。光速每秒约30万公里，一光年约等于94，605亿公里。（《现汉》）

计量天体距离的一种单位。光在一年中所走的距离，约等于94，605亿公里。例如……（《辞海》）

C类，有些词既有普通义位，也有学科义位。语义学认为，这是一个义位的两种变体，在辞书中不能把它们并列为两个义项。通常情况，语文性辞书和百科性辞书是分别选择两种义位之一作为本辞书的唯一义项。少数情况，语文性辞书兼采两种义位的语义特征融为一个义项。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另列专节讨论。

4.3.4 义位变体的选择

语文性辞书的水平，当然表现在对只有普通义位和只有学科义位的词语的解释上，但是更主要地表现在对兼具普通义位和学科义位变体的词语的解释上，这是更高的艺术。下面比较一下《现汉》（2012年版，简称《H》）跟同是中型的、语文性的《简明牛津词典》（1990年牛津，简作《N》）和《俄语词典》（奥热果夫，1963年莫斯科，简作《E》）对“水”和“太阳”的义位变体及其特征的选择：

从上表比较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1. 对“水”这个义位，《H》选择了7个语义特征，《N》选择了3个语义特征，《E》选择了2个语义特征。《H》比《N》、《E》多选了4～5个特征。

2. 对“太阳”这个义位，《H》选择了11个语义特征，《N》选择了2个语义特征，《E》选择了2个语义特征。《H》比《N》、《E》多选了9个特征。

3. 《H》比起《N》、《E》，向百科性倾斜，它选择的是科学义位或准科学义位。这样做，在词典编纂上也有一定的理论根据。兹古斯塔（1983：38）认为“在现代文明复杂的世界中，几乎所有使用语言的领域，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一种追求越来越精确的倾向……在那些有悠久的语文学、哲学和一般文化作品的语言中，有一大部分所指内容倾向于接近准确的概念……帮助并且促使（即便是间接地）这种概念和术语明确起来，是词典编纂者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当然，这项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是百科性辞书，而不是语文性辞书。

4. 《N》和《E》比起《H》，向语文性倾斜，它选择的是普通义位。

5. 在兹古斯塔（1983：348）看来，《N》和《E》尽管已经向语文性倾斜，但是不够。他认为“说明语义特征的依据”是“对说这种语言的普通人相关的东西，而不是通过科学研究才能感知的特点”。对此，他解释说：“这可能是词典学的语义处理和布龙菲尔德语义学之间差别的主要的一点。布氏语义学归根结底是以对所指客观对象的研究为依据的。”由此，他得出结论：

“英语water（水）一词（作为普通用语）定义‘the liquid as in rivers，lakes，seas and oceans’（江、湖、洋中的液体）比定义为‘the liquid when pure consists of hydrogen H2O’（纯净时仅由氢二氧一H2O构成的液体）要好得多。”

这种直观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是语文性辞书中最常用的“词典定义”。它不同于逻辑定义和科学概念，在俄语中，它们叫дефинция，而词典定义叫толкование（意为解释、说明。兹古斯塔1983：345），其间的区别较清楚。远在奥热果夫1949年编《俄语词典》发表了《词典编纂法一般理论初探》，其中第二部分“对立面之二：百科词典和普通词典”，结尾一段特别强调了术语在标准语和职业语中往往有不同的意义。例如эолотник（活塞阀）“普通词典只能做如下解释：‘蒸汽机上的一个零件’”。“总之，必须记住，没有任何理由给语言强加一些不是它固有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并非语言交际过程中必需的因素，这一点是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译文见石肆壬，1981：20～21）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成语义学家卡茨（J.Katz）把词义划分为“词典”意义和“百科”意义，并认为后者不属于语义学范围。可见，语文性辞书选择的语义特征是言语交际的必需因素。这一点在李行健先生（1988：76）的《概念意义和一般词义》中已经论述清楚了。

4.3.5 陪义的选择

科学义位和普通义位是义位的两种变体，也是一个义位在不同语域的两种义值，即义位的基义。跟基义相伴的是陪义。

基义是义位的基础义值、根基义值。陪义是义位的补充义值、伴随或附属性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传统词汇学称之为“色彩”，萨丕尔《语言论》1921年英文版（42页）称之为the feelingtones，1964年中译本直译为“情调”。英语现在通称为connotation。陪义是交际的必要因素，它们具有社团性、社会性、全民性、民族性。其中许多是具有稳定性的。

语文性辞书只是反映基义还不算完整，必须同时反映陪义，后者是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语文辞书的标志之一。

1911年初版的《简明牛津词典》已经有了良好的发端。《现汉》也充分反映了陪义，其中仅夹注褒贬的词条就有369条，内含贬义条358条，褒义条11条。此外，也有一些应该夹注褒贬而遗漏的。

什么类的词应该夹注褒贬的，什么类的词不应该夹注褒贬，其界限在《现汉》中是泾渭分明的。有的大学教材说，词典只注出有强烈鲜明的感情色彩的词。实际上，《现汉》对越是有强烈鲜明的感情的词，越是不注，因为这些词在基义里已经褒贬自明，或其在语素义和释语里褒贬自明。如：

A 表率、模范、表扬、牺牲、爱戴、伟大；

B 诺言、流弊、利诱、卖国、武断、暴虐、丑陋。

有一类词的陪义里含褒贬，或其语素义和释语里褒贬不明。《现汉》对这类词夹注褒贬。如：

C 银燕、效果、老头儿；

D 嘴脸、手脚、破产、图谋、得宠、骨子里。

A、B类是基义含褒贬，C、D类是陪义含褒贬。两类现象应当分别地准确称之为“褒贬义词”（有的称为“评价词”）和“带褒贬色彩的词”。后者如果换掉“色彩”这一传统叫法，应当叫作“带褒贬陪义的词”。

陪义里的一个大类是态度评价感情陪义，其中主要内容是褒贬。陪义里的另一个大类是语体陪义，其中主要内容是口语和书面语。《现汉》分别标注为〈口〉、〈书〉。有的词还标注出“旧时”、“多用于早期白话”、“多用于文艺作品”等等。

跟语体相联系的是语域。它是社会、环境或职业性的语言变体。广义的语域，包括语体在内。狭义的语域，多指情景语言变体，大体类似“场合”。《现汉》尽可能予以标注：

【拜会】拜访会见（今多用于外交上的正式访问）。

【惠顾】惠临（多用于商店对顾客）。

【花好月圆】比喻美好团聚（多用于新婚的颂词）。

一个词在一定的语域用久了，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词或义位的风格陪义。《现汉》谨慎地予以标注：

【打屁股】比喻严厉批评（多含诙谐意）。

【大肚子】②指饭量大的人（用于不严肃的口气）。

【宴会】宾主在一起饮酒吃饭的集会（指比较隆重的）。

陪义十分复杂，种类繁多，常见的分三四种，有的分五六种，多则分十几种。陪义也具有隐性和不稳定性，辞书中的标注只能是有选择的：标注具有显性的、稳定性的、为众公认的几种。

4.3.6 义域的选择

语文性辞书除了解释基义、陪义之外，还要选出搭配，看来像弦外之音，义外之例，实际上是词的义域，好像是音域。

传统上称作“词语搭配”，现代语义学称作“义位组合”。前者反映的是表层词语共现现象，后者反映的是深层的语义黏着现象。义位组合从动态上，从义位之间关系上，反映义位的义值及其变体，反映着义域，反映着基义和陪义及其用法。伦敦学派的首领J.R.弗斯（1957：195）早就认为语义分析的原则是“意义取决于搭配”，“搭配”是词义的一部分，“观其伴，知其义”。莱昂斯（1977：613）也认为，“词的潜在搭配有理由看作词位意义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意见并不是所有语言学家都会接受的……即使词典编纂者认为（词的）使用范围不是词义本身的构成成分，他也必须把它看作有关的词怎样使用（或怎样不用）的具体规则（即不是范畴性的、一般的规则），看作是该词所指意义的一部分；结果反正一样，词典编纂者必须在词典中叙述限制条件”（兹古斯塔，1983：57～58）。这是现代语文性辞书的编写趋势之一。《简明牛津词典》在join（联结、连接、结合）释义后，分别列举了其主语是“事物”、“物”、“人”；在enjoin（命令）释义后，交代了其宾语是“人”。

名词的义域限制，形容词、动词搭配的义域限制，兹古斯塔（1983：50）用传统的术语称这为词的“使用范围”，并认为它是词义的第三个基本成分，转换语法又称之为“选择性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s）”，实际上就是义域。现代语文性辞书描写的义位就包含两个层次（义值层，义域层）、成分的三个语义特征。

综上所述，一部现代语文性辞书应该以先进的语义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地选取义位的语义特征、语法特征、语用特征，构建成自己的释义体系，从千千万万个义位、词位等微观世界映射并推进语义学这个宏观世界。反过来，语义学又以一部部科学的、规范的语文性辞书为样本，分析其中用自然语言表述的义位的语义特征，进而用人工语言分解义位特征的结构并列出表达式，最终再转换成义位语义特征的逻辑式，从而为即将成熟的机器翻译提供基础编码。因此，辞书学和语义学是互惠互利的姊妹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