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词位及其变体

1868～1881年，由库尔德内（B. D. Courtenay 1845～1929）和克鱼舍夫斯基（N. b. Kruszewski 1851～1887）师生创造了音位（phoneme）概念。在这一理论的引导下，产生了义位（glosseme或sememe）、法位（tagmeme）、词位（lexeme）、字位（grapheme）等等概念，由此形成了位论。后来又产生了音素、义素、法素、词素、字素等等，位论和素论合称位素论。在位素论的历史大背景中，词位渐渐被学者们认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单视角、多视角到综合视角。

早在1889年俄国的波铁布尼亚（A. A. Потебня 1885～1891）还认为“词的任何变化都构成新词”。1928年谢尔巴（Л. В.Щерба 1880～1944）在《论俄语词类》（19页）中虽然认识到了一个词有不同形式，但是他给词的不同形式的界定是欠妥的：“词的不同形式在语言学中通常理解为物质上不同的词。”（维诺格拉多夫，1960：23，124）这说明他对词的变体问题还在摇摆，缺乏明确的见解。到了20世纪20年代彼什可夫斯基（Пешковский，А. М. 1878～1933）提出了“词位”（Лексема）。这一术语提出的用意是想消除“词”这个术语的歧义，建立一个更适合讨论语言词汇的抽象单位。（克里斯特尔，2000：202）此后，对词位便出现了多视角认识。

语义视角。从1923年到1944年，维诺格拉多夫（1894～1969）在《修辞学的任务》和《论词的形式》中把多义词整体叫作词位（Лексема），把言语中用于某个意义的词汇单位即语段词叫作词（слово），词位和词就是常体和变体的关系。高名凯先生（1963）接受了这一观点。语义视角下的另一提法是，词位“指语言意义系统中能区别于其他类似单位的最小单位”（J. C.理查兹等，2000：262），“指一种语言语义系统的最小区别性单位”。（克里斯特尔，2000：202）

语法视角。“一个词的整个词形变化体系，词形变化的全部形式有时候叫lexeme。”（兹古斯塔，1983：159）“词位是一种抽象单位，在实际口头或书面的句子中，它能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即使经过屈折变化，也仍被视为属于同一词位。”（理查兹，2000：262）“同一词位有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有相同的词汇意义和不同的语法意义。” （莱昂斯，1995：47）“它是一系列语法变体的基底形式”。（克里斯特尔，2000：203）

语音视角。词位是一个义位全部语音形式的总和或常体。（倪波等，1995：79）

词典视角。词典中，每一个词位都得作为一个单独的词条或次词条来处理。词位是指词典里的一个词。词位按惯例是在词典里作为词条单独列出的单位。

综合视角。学者们从语义、语法、语音、词典等多视角，揭示了词位的不同侧面，有利于理解和把握词位整体。综合各视角，词位是“一些语言学家给语言词汇（vocabulary）的基本单位起的名称”。（哈特曼等，1973）本文以下的讨论，就是在广义的词位视角下展开的。

1952年，莫斯科大学著名教授、权威语言学家斯米尔尼茨基（A. N. Смирницкий 1903～1954）发表了著名论文《论词的问题》的前篇《词的分离性问题》（1952），到1954年又发表了其姊妹篇（后篇）《词的同一性问题》，提出了“词汇语义变体”这一概念。到1956年，在他的遗著《英语词汇学》（35～45页）中进一步发挥了他的“词的同一性”和“词的变体”的思想。他从词位常体中分析出“词的语法变体、词的词汇变体、词的修辞变体、词的方言变体”。关于修辞变体，在1962年列夫科夫斯卡娅（K. A. Левковская）的《词论》（16页）中又得到进一步阐述。高名凯（1963）又提出“语音变体、语义变体”。除了以上这些变体，我们认为，还有词形变体、构词变体，再加上语法变体、语义（词汇）变体、语用（修辞）变体、方言变体、语音变体等，总共七种变体。

词位的七种变体，大多数是有交际价值的，我们称为有值变体。少数是没有交际价值的，我们称为无值变体。下面分别讨论各种变体跟词条的关系。

5.2.1 词形变体

词位的词形变体是书面语现象，它是指口语里说的是一个词的语音，而书面上却写成不同的形体。这是许多语言共有的现象，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里存在，日语里更常见。例如：在日语书面语言里，许多词都有两三种不同的形体，如动词“制作”可以写成“つくゐ”、“作ゐ”或“造ゐ”，形容词“热的”可以写成“ぁつぃ”或“热ぃ”，名词“朝阳”可以写成“ぁさひ”或“朝日”。这是因为日语同时使用汉字和拼音文字“假名”而造成了词的不同形体。即使在完全使用拼音文字的书面语言里，异体词也不是没有的。如英语的“房间”，口头上说［ru:m］（或［rum］），而书面上却写成“room”或“roum”（罕用）；“询问”，口头上说［inˡkwaiə（r）］，而书面上却写成“enquire”或“inquire”；“农夫”，口头上说［ˡplaumən］，而书面上英国人写作“ploughman”，美国人写成“plowman”。同一个词，英美的书写形式不同，并不罕见。但是，这类语言使用的毕竟是表音文字，异体词并不是很多的，没有引起特别的注意。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方言复杂，汉字表同一音意常有几种可能性，所以一个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的方言区、不同社团，有可能用不同的汉字来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逶迤”（wēiyí，路、山、水弯曲延续的样子）八十形（据《容斋随笔》、《联绵字典》、《辞通》等统计）。历史像一个大过滤器，当然也在过滤异形词，“文革”前的《新华字典》还有“逶迤”四种词形，今日的《新华字典》只剩下一种词形，就连中型的《现汉》也只剩下两种。该词典立为并列条目的异形词还有330多组，在现代汉语语言实践中存在的异形词也只有1000多种（含3000多个词），如“烦琐/繁琐，抹杀/抹煞”，其词形的不同是无值变体，这是异形词的最主要的类型，应该选取通用的、有理据的词形作为主条。

许多概念都是模糊的，其中的“元”构成的“集”都是变量T；所有的元，不能都具有等同的范畴属性，按具有属性的程度，元在集中形成梯度。根据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889～1951）1933年提出了“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理论，突破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范畴论。按照这个理论，用定义的属性去衡定所有的异形词成员，这是比较陈旧的思路。异形词的家族成员，在都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条件下，其近似值是有梯度的，由此可以分出中心成员、近中心成员、边缘成员。

5.2.2 语音变体

词位的语音变体是口语现象包括组合变体和聚合变体。这里只讨论聚合变体。词位的聚合语音变体，是指不受言语语流的影响，而是受古今、口书、方普、社团等差异的影响，在语言系统中存在的一个词的微小的语音差异变体。例如：

A luō·suo 啰唆 B bīnɡjīlínɡ 冰激凌

A1 luō·su 啰苏

B1 bīnɡqílínɡ 冰其凌

A2 lū·su 噜苏

B2 bīnɡqílín 冰淇淋

A3 lū·suo 噜嗦

C diào·erlánɡdānɡ 吊儿郎当

D ɡēn·tou 跟头

C1 diào·erlànɡdānɡ 吊儿郎当

D1 ɡēn·dou 跟头

C2 diào·erlànɡdànɡ 吊儿浪荡

E kōu·sou 抠搜

E1 kōu·suo 抠唆

F xún·si 寻思

F1 xín·si 寻思

G shénqì 神气

G1 shén·qi 神气

A和A1、2、3，微别在韵母上。B和B1、2，微别在后二字的声母和韵尾上。C和C1、2，微别在声调上。D和D1，微别在后一字的声母上。E和E1，微别在后一字的韵母上。F和F1，微别在前一字的韵母上。G和G1，微别在轻声上。这些微别都是无值的，没有辨义等交际价值。这些因为语音微别造成的一个词位的异音、异形，应该选取前一词作为主条。

5.2.3 构词变体

一个词位，因为古今、口书、方普、社团成员等因素使用了不同的语素或语序，形成了不同的构词变体。例如：

A 树墩/树墩儿 树枝/树枝儿 手车/手推车 数字/数目字

B 看风使舵/见风转舵 走投无路/走投没路

C 海拔/拔海 悲伤/伤悲 笨拙/拙笨 比较/较比 奋发图强/发奋图强

A类是使用的词缀、词根不同，B类是使用了同义语素，C类是语素、次序不同，A、B、C三类变体和常体的基义、陪义（附属义）都没有区别，即都是无值变体，有人认为是广义的异形词。照顾A类在口语里有不同的习惯说法。而B、C类之中的常体和变体并存则没有交际价值，都应该选取前一词作为主条，后一词作为副条。如果使用变体是为了韵律，那么可以临时用为修辞变体。

5.2.4 语法变体

斯米尔尼茨基（1954）把词位叫作“定形定义单位”（гдосса）。由此可以推导出，在一定的词位中，一个词的语法性的变形变义单位就是词位的语法变体。

英语的语法变体，就名词说，比俄语简单。英语名词只有所有格变体，而俄语名词一般都有12种变体。就动词说，英语动词常有16种时态变体（包括分析形式），俄语动词的各种变体总共有20来种。汉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等没有那么多语法变体，只有其重叠形式可视为语法变体：天/天天，看/看看，高/高高，清楚/清清楚楚。可以重叠的比例，名词极少（多视为量词重叠），动词只有12%，形容词有15%（叠语素的；叠词的只有0.1%，可视为形动兼类）（郭锐，2002）。词典反映重叠的办法常是：动词重叠多在例句中给出；形容词重叠语素的，也多在例句中给出；形容词，叠词的，多设置一个动词义项。有的单音形容词重叠后，词性和词义发生了较大变化，如“大大”“好好”，不是变体，而是变成另一个词，词典中必须另立词条。

任何语言的语法变体的意义都是有值的，其词位分配是互补分布。因此，语法变体的绝大多数跟异形词无关。个别的情况，同一个语法意义有两个语法形式，如俄语的чудо（怪物）的复数变体一个是чуда，一个是чуды，一新一旧。只是这种情况跟异形词有点关系，而且不必作为异形词的规范问题。

5.2.5 语义变体

斯米尔尼茨基1954年在《论词的问题（词的同一性问题）》中提出了新概念“词汇-语义变体”（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вариант，简称ЛСВ，见《语言研究所论集》第36页）。诺维科夫（《俄语语义学》第112页）再次强调，“术语‘词汇-语义变体’是属于斯米尔尼茨基的”。这个术语的提出，是为了区别于传统的“词”。词兼指一符号及其所有的意义（包括多义词的几个意义）。词汇-语义变体则指一个符号与一个意义的结合体，因此一个多义词包含多个词汇-语义变体，词位是这些变体的总和，这些变体就是词位的组成单位。如果是单义词，词位及其变体便是等同的。

高名凯先生1963年在《语言论》（247～248页）中引进了这一概念，改称“词位的语义变体”，指多义词的一个意义，也可以指附带意义的变体，如表情意义由尊敬到讽刺的变体。

汉语有另一类词位语义变体现象，今举要如下：

口语里的一个语音形式，在汉语书面上因为用汉字意符分化出不同的词形，并用于不同意义，形成互补分布。比较典型的就是gē·dɑ分化出的4组词形：（1）疙瘩（疸）：身上的，（2）圪垯（、塔）：土、地的，（3）纥：绳、线的，（4）咯嗒（哒）：面、菜的。

《现汉》的编者在“试印本”就以“疙瘩”为标准词形，把其余的形体作为非标准词形放括号里，不列为条目。这完全出于规范目的，可是词典还有备查功用，因此从“试用本”开始至新本又把附于括号中的各条目，分别列为正式条目、其后皆注“同‘疙瘩’”。这是以规范为主，兼顾描写、备查。

跟“gē·dɑ”一组相类似的，汉语还有“ménglóng”一组，也可以视为词位语义变体：用于目光，写作“蒙胧（矇眬）”；用于日光，写作“曚昽”；用于月光，写作“朦胧”。这是汉字意符令人强生区别，造出三个变体。其实，形有限，而意无穷，还有景色、暮色、烟、雾等等的不清楚、模糊，不能无限地造下去，只好把这些意义归属“朦胧”。说到底，这些朦胧以及月光、日光、目光不明、不清楚，都是视觉范围的事，不如选用一个“朦胧”为标准词形，一词以蔽之，这个词位语义变体具有更大的概括性。

跟词汇语义变体相关的是语义变体：一个义位在组合中发生了语流义变，如“我们认为……”的“我们”有时指“我”。语流义变种类较多，详见《词汇语义学》4.1.6节。词典中对语流义变，多不反映；只有语流义变上升到常见用法、准义位的层次，词典才给出用例、子义项。

5.2.6 语用变体

斯米尔尼茨基（1956：42～45）提出“词汇的修辞变体”，词在各种修辞色彩上都可能产生变体，例如英语的often（时常）用于中立语体，而它的同义近形词oft用于庄重-诗歌体。

我们所说的“语用变体”不仅包括修辞变体，而且包括各种用法变体，其前提又是词位的。

“及”和“暨”在春秋时代，在《书》、《诗》中，都用为连词“与”义。那时的读音，“及”为群母，缉部，郭锡良先生在《汉字古音手册》中的拟音为［gǐəp］；“暨”为群母，物部，拟音为［gǐət］。“及、暨”的音差别只在入声尾的p、t上。何乐士等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干脆把“暨”置于“及”后的括号中，注音为jí。我们认为，如果把“及、暨”视为词位变体，那么在上古则表现为语音变体，在现代还表现为修辞语用变体，“及jí”用于一般语体，“暨jì”用于庄重语体。不同词位（读音不同）的语体差别是语言丰富性的表现可以作为不同词条，同一词位（读音相同）的语体变体似乎可以作为异形词考虑。

“词典”和“辞典”，20世纪初，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一种信号，在双语工具书和专科工具书范围内出现了，后来便在单语工具书和百科工具书范围内用开了。20年代至40年代，用“辞典”比“词典”稍多。50年代至今，“辞典”用于专科、百科的居多，“词典”用于语文工具书（包括单语的、双语的，指词语）的居多。可是，这种语用变体并非严格互补，也有交叉。

在汉语史上，一个词常有正体和俗体（孤负和辜负）之别，这是语用变体系列。后来常以俗为正。这里不再论列。

总之，词位的七种变体（方言变体，省略）之中，语法变体在词典中只经非规则变体出词条。语音变体，对常见的出条或括注。词形变体分出主副条，主条后或括注（不常用的），或在释义后提示“也作××”，这是描写原则；如贯彻规范原则，应该提示：“多不作××”。构词变体，按描写原则，在释义后提示“也叫××，也说××”；按规范原则，应该提示“多不叫（说）××”。语义变体和语用变体，如果变体用不同词形、词音，就得列为不同词条。

（1） 中心成员

中心成员的异形词，是不久之前并存的，后来因为语言文字出现了国颁标准，现在用A废B。对这类历时性的异形词，有些辞书只出A类条目，不出B类条目。这类中心成员的异形词包括5类：

由本字造成的异形词。如：抵牾/牴牾，诖误/罣误，瑰宝/瓌宝。

由繁简字造成的异形词。如：家具/傢具，蒙眬/矇眬，老板/老闆。

由“叠、覆、像、啰”恢复合法地位造成的异形词。如：重叠/重迭，折叠/折迭，覆灭/复灭。

跟《审音表》不符的异形词。如：便秘/便闭，盟誓/明誓，树阴/树荫。

使用非通用字的异形词。如：保佑/保祐，抽译/译，滴答/嘀哒。

从法制观点看，以上5类中斜杠后的词形是非法的、错误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写、印这类形体的仍然较多，还是把上列各类词作为异形词看待为好。

（2） 次中心成员

次中心成员的异形词，是常用和罕用形现在并存的，有些辞书区分出常用的主条词形和罕用的副条词形，在主条A下标明“亦作、也作”，副条B下标注“同A”。这类共时性的异形词，包括3类：

① 义位等同的异形词。如：烦琐/繁琐，号啕/号咷、嚎啕、嚎咷（单义位异形词）；人才/人材（多义位异形词）。

② 义位交叉的异形词。如：交代/交待（一个义位等同交叉）；作/做（两个义位等同交叉）。

③ 义位包含的异形词。如：其他/其它，成材/成才（前者义位范围广，后者义位范围较窄，包含于前者之中）。

（3） 边缘成员

边缘成员的异形词，介于异形词和非异形词之间，A、B两个词在语音、语义、语用上或有微异，或有无微异尚无定论。

报道/报导，因为第二个字的声调有去上之别，《现汉》未注为异形词。“导”，从《广韵》直至1957年出版的《汉语词典》（即《国语辞典》）都读去声，因此1999年版的《辞海》说“旧读dào”。从1957年至1962年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把“导”定为统读dǎo。这样就把本来属于次中心成员的异形词推到边缘成员，语音有点微异，是不是异形词，意见不一。

对于边缘成员，词典应该采取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对其中已有不同看法的，更应该慎重。“对于超过规范界限的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保持缄默。”（兹古斯塔，1983：400）

在汉语里，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方言复杂，特别是由于汉字主要以表义方法写词，所以一个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不同方言里，可能用不同的汉字来写。如“逶迤”这个词，到了宋代，据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九》记录，就有12种不同的形体。后来，有人据《联绵字典》和《辞通》统计，说有80多种形体。这个数字虽然夸大了一些，但至少也有六七十种形体。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的《国语辞典》里也还记载着这个词的4种形体：逶迤、委蛇、逶迆、逶移。

我们的先人，对异形词现象曾做过专门的研究、收集、辨析工作。唐代初年，陆德明在《经典释文》中，把异体词叫作“同言异字”。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吴玉搢编集了《别雅》，到了近代，朱起凤编集了《辞通》，都是集异形词研究之大成的工具书。

蠭门、逢门、蠭蒙，逢蒙也。《荀子·王霸》、《吕览·听言》作“蠭门”；《淮南子》、《汉书·王褒传》作“逢门”；《七略》作“蠭蒙”，即“逢蒙”也。“蠭”、“逢”字近，“门”、“蒙”声近。

现在，由于国家的空前统一，典范白话文著作的推广，异形词出现了逐渐减少的倾向。有关部门也在有意识地整理异形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