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鲁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一文，实际上是以文学史家的态度来论述作家作品的；他说《狂人日记》、《药》这些最初的小说受到了果戈理和安特莱夫等外国作家的影响，而以后就“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这个叙述是正确的。我们觉得使鲁迅完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的因素之一，是他意识地向中国文学去探索和学习了表现的方法，特别是古典小说。鲁迅自己说他的小说的特点是：

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我以为这不仅是鲁迅小说的风格特点，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一般的风格特点；而且正如鲁迅所说，是和古典戏剧和古典美术也有共同之点的。鲁迅对于美术是有很精湛的研究的，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称赞陶元庆的绘画时就说，“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这个批语指出了陶氏的绘画未消灭了类似旧日中国年画的那种朴素的风格，而表现的内容和思想又是现代化的；这其实是可以说明鲁迅自己的小说特色的，他也“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而是将其发展并给以现代化的。正是因为他承继并发展了这种“民族性”，才达到如他自己的谦逊的说法，“技巧稍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在中国古典文学中，除上节所谈者以外，与他的小说创作最有直接联系的当然是那些古典的白话小说，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全书中，以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为最高。这是有许多原因的；第一，鲁迅对于《儒林外史》所写的“士林”的风习是有深切的感受的，他对作者的讽刺和揭露不能不引起激动。据周作人的“日记”所记，鲁迅在18岁时到南京之前（戊戌闰三月）还遥从三味书屋受业，还在习做八股文和试帖诗。周氏戊戌三月的日记有云：“二十日：晴。下午接绍函，併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过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除他自己亲自受过这样的教育以外，可以想见他对于受过科举制度毒害的上一辈读书人的面貌是有过许多接触的，因此他深切地感到了《儒林外史》的艺术力量。后来他曾说：“《儒林外史》的手段何尝在罗贯中下，然而留学生漫天塞地以来，这部书就好像不永久，也不伟大了，伟大也要有人懂。”他对社会上不理解《儒林外史》的伟大感到很气愤，而归咎于漫天塞地的“留学生”不懂得《儒林外史》中所写的生活，不懂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的历史经历。因此在《白光》里，他写了陈士成的落第发疯；这不是历史题材，但却仍然是“外史”式的人物，只是没有可能再像范进那样的“大器晚成”罢了，而在精神世界里，却正是非常类似的。孔乙己是更其渺小而可怜的牺牲者，鲁迅在憎恨吃人的制度之余，甚至不能不给以某些同情；据孙伏园记载，这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作品，我以为这是与他自己的深刻感受有关的。

其次，《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也是使鲁迅喜爱的重要原因。鲁迅创作的目的既然“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则自然需要采取讽刺的手法来对不合理事物给予尖锐的批判，因此他是非常喜爱讽刺作品的；他对果戈理的作品是如此，对《儒林外史》也是如此。《中国小说史略》中只将《儒林外史》称为“讽刺小说”，他以为中国小说中之真正可称为讽刺，可与果戈理、斯惠夫特的讽刺艺术并称者，只有一部《儒林外史》。他说：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

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在对一些否定的人物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这是鲁迅的现实主义的重要成就之一，他写过两篇讲讽刺的文章，说明“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而所举的例子之一就是《儒林外史》中的写范举人守孝，鲁迅并且说“和这相似的情形是现在还可以遇见的。”我以为像《端午节》中方玄绰的买彩票的想法，像《肥皂》中“移风文社”那些人的聚会情形的描绘，是和范进丁忧的“翼翼尽礼”，“而情伪毕露”的写法可以媲美的；都可以说是“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类似这种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在赵太爷、举人老爷、七大人、慰老爷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可以在《儒林外史》中找出类似的表现手法来的；例如严贡生、张静斋、以及王德、王仁这些人的性格表现和处理方法，就和赵太爷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风波》中的赵七爷讲“倘若赵子龙在世”等等，是和匡超人讲自己是“先儒匡子”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的；而在七斤桌旁发生的那个争论的场面，是通过人物的简劲的对话来写出不同的性格的；这和《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写众人纷纷议论对杜少卿的意见的紧凑的性格化的对话，在写法上是颇有共同点的。鲁迅说：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

这可以理解为鲁迅对运用讽刺手法的现实主义原则，也是他对《儒林外史》给以高度评价的依据。他把清末吴趼人写的《瞎骗奇闻》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作品别名之为“谴责小说”，就因为这类“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作品较之《儒林外史》的“度量技术”是相去很远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的讽刺艺术的精神来。

第三，在形式和结构上，《儒林外史》也是最近于鲁迅小说的。唐宋传奇名虽短篇，但在有头有尾，故事性很强等特点上，其实是很近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的；而《儒林外史》则正如鲁迅所指出，是“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在《肥皂》、《离婚》等鲁迅自己觉得技巧圆熟的作品中，这种“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的结构特点就更明显；就是在《阿 Q正传》、《孤独者》等首尾毕具，人物性格随着情节的发展而展开的作品中，那种以突出的生活插曲来互相连接的写法也不是传奇体或演义体的，而更接近于《儒林外史》的方法。中国的古典文学在样式和风格上也是多样化的，《儒林外史》和《三国演义》就具有显然不同的特点；而鲁迅小说的形式结构，因为它是短篇，并受了外国近代短篇小说的影响，因此在向民族传统去探索时，就更容易受到《儒林外史》的影响了。

以上只是就主要方面而言；鲁迅先生是全面地研究了中国小说史的，因之他对其他一些古典作品也是推许过，并继承了其中的许多优点的。他称赞过《金瓶梅》的“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这些特点在鲁迅的作品中也是有所继承的。我们在鲁四老爷身上看到了贾政式的虚伪的“正派”，在“高老夫子”的形象中也可以看到应伯爵式的市井人物的影子。在描写技巧和语言的运用上，鲁迅先生也曾称赞过《红楼梦》等书的优点；他说：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对于这些优点，鲁迅是采取的；他自述他用的语言是“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象的白话。”在这当中，所谓“采说书”就是采自旧日的章回小说。他曾说他写完一篇之后，总要求“读得顺口”；“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希望总有人会懂，只有自己懂得或连自己也不懂的生造出来的字句，是不大用的。”与有些作家的习于用过分“欧化”的语言不同，他要求合乎我们祖国语言的规律和习惯，要求“顺口”；这在文学语言的继承性上就自然会在以前的白话小说和可用的古语中去采取了。这是构成鲁迅作品的风格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正是和我国的古典文学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