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林贤治对当代诗的批评

作为写诗的业内人士，我应该，也必须站在为诗说话的一边。而一些批评当代诗写作的人由于面对活跃的当代诗“现象”已经眼花缭乱，加之自己又没有深入考察、仔细辨别的能力和耐心，所以总是在谈论问题时眉毛胡子一把抓，以他们自以为是的对当代诗的要求来评判诗人及其写作。而且，由于观念的原因，这种评判常常是被简单的概念左右着。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对当代诗的批评，不仅没有起到厘清当代诗发展线索的作用，反而像搅浑水一样，把本来可以清晰看到的当代诗写作进展反而搞得面目不清。一个典型的例子即是前不久，林贤治对90年代以来的诗所做的带有总结意味的批评。在他的关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情况的描述中，除了极个别诗人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之外，几乎几代诗人的写作都被看成了垃圾。很显然，林贤治关于当代诗状况的描述是吓人的，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十来年时间里大多数中国诗人在诗歌写作上的努力。这样的评价表面上打着严肃的幌子，但内里却让人感到是轻率和粗暴的，甚至有些想当然。因为当代诗写作呈现出的“现象”，不可能仅仅以一个人单一的认识对其做出评价。

作为一个研究当代思想发展史的学者，林贤治以出版过研究鲁迅的著作为人知晓。或许在对鲁迅的长期关注中他获得了一些心得，并因此得到了一些文学应该怎么干的认识，因而在面对当代诗时，他将这些认识拿出来作了标准，并以此标准对当代诗价值能否成立做出裁决。尽管我们可以大度，不否认他有这样干的权利，那是他的自由，他的认识，但是真正的事实却是，这样做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却几乎不可能达到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当代诗。正是如此，我们才看到了林贤治在文章中的很多关于当代诗的描述是不符合事实的，大而无当不说，还充满了个人偏见，尤其是他对于一些具体的诗人作品的评价更是让人感到他不单误解了他所评价的诗人的写作意义，而且还几乎是错误地得出了非常武断的结论。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当代诗形式主义的批评，让人感到他几乎没有考虑过什么是诗歌的形式主义，或者他太简单地理解了形式主义对于诗是什么。从这一点即可看出，林贤治对诗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仅仅是道德认识，而非诗学认识。他不过是在用一种与社会学相关的眼光对诗提出价值要求，从而用“道德的正当性”代替了诗艺的正当性。

从这一点来说，林贤治虽然一直由鲁迅出发谈论着文学的自由，但是他对文学自由的理解却是片面的。他没有看到从80年代开始至今，文学的自由不单是体现在写作的主题上，还体现在对诗的功能的多方面认识上。也就是说，正是在对诗需要不断发现写作的新可能性这一点上，当代诗人关于诗可以干什么的探究已经超出了林贤治能够理解的范围。他所谓的诗的历史意识也就简单地变成了人文学科中最基础也是最初级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诉求”。尽管对于这些涉及人的基本良知，以及关乎社会正义性的问题在当代诗写作中存在的必要性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但是在对之的理解上，林贤治给出的标准却让人感到局限性太明显，他没有看到对于诗来说，历史意识不单表现在人性、道德层面上，还必须与建构出诗的多种形态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对作为“语言艺术”的诗在写作层面上的创造性的发现，仅仅是将之当做意义传达的单纯工具，要说它已经具有了历史意识，那么这样的历史意识所体现出来的只能是功利主义的历史意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对诗以功利主义的态度要求，已经是很长一个时期以来不少人看待诗的价值的全部眼光。

任何民族的诗发展，从来都是以非常复杂的形态呈现出来的。就以中国诗传统为例，一部诗史所呈现出来的复杂性不是任何简单的描述就能概括的。在中国诗史上，既有在主题上关注人性、道德的建设的作品，也有不关注这些，而从形式上追求形式的完善的作品，这些不同的作品的存在从来不是否定了什么，弱化了什么，而是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我们民族对事物的感知能力。其实有一些例子是可以非常简单地就说明问题的，譬如李白的诗，像他的《将进酒》，不过是写了放纵的人生态度，其中有的亦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具体表白，但是谁又能说这样的诗不是中国诗宝库中最瑰丽的珍宝？还有就是不少人爱拿杜甫说事，将杜甫说成是充满了“广大的悲悯情怀”的诗人，这一点当然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以此来看待杜甫对中国诗的贡献，无疑是浅解了杜甫存在的价值。其实就更广泛的意义来言，杜甫是从多方面丰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的人物。像他晚年的一些诗，并没有在题材上延伸到社会的道德领域，只是不断地表现出作为具体的个人对时间、生命的认识，有时候甚至还是发发牢骚。但哪怕是他个人发牢骚的诗，我们在今天也看到其对于诗的形式而言，具有非凡价值。

而如果将李白、杜甫，以及像宋代江西诗派的很多作品，用林贤治所使用的标准看，它们通通都只能算中国诗的垃圾了。当然还有王维的《辋川集》也是。我一直搞不懂的是，不少从事当代诗批评的人，一方面自诩了解诗的历史，一方面又表现出来对诗的历史的真正无知，难道他们真的没有想过，如果以他们的那一套简单的标准来要求诗，岂不是一部中国诗史中的半数作品的价值都不存在了吗？说起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照他们的那套标准，像杜甫的，被有人称为千年七律第一首的《登高》一诗，那“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老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的咏叹，除了是个人的悲吟，还会是什么呢？在这样的诗中我们从哪里看到了林贤治要求的“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呢？但是，我相信林贤治即使再胆大，恐怕也不敢说杜甫的这首诗不是伟大的作品吧。因为正是在这样的虽然只是感慨个人晚年生活境域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人在面对生命与永恒的关系时，所生发出来的带有深刻意义的感叹。诗的写作，并非只有面对公共主题时，才会呈现出所谓的价值。对于人而言，世界是太复杂的存在，要求人对之做出的反应也是多方面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非常反感的正是以局限性的认识来要求中国当代诗的做法。诗人应不应该关心政治，应不应该有基本的政治立场？当然应该。但是并不是在诗中直接谈论了政治，对某种政治现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表明了自己是有政治立场的诗人。林贤治虽然没有在文章中直接露骨地说90年代的诗人面对政治几乎失声，但他关于90年代只有少数几个人的写作有意义的说法却表明了他的观点。难道他真的以为，提出了“红色写作”、“拒绝体制”等说法，就完成了作品的价值建构吗？如果写作真是如此简单，那就好了。问题是任何时代，体现在诗中的时代性，并不仅仅是由对主题的选择来决定的，还必须看到在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的总体氛围中，需要以什么样的策略来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建构。从这点上看，林贤治的确是没有真正了解从8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诗人对建构诗的多种方法，像什么反讽、戏剧化、叙述、引文嵌入等手段的强调，实际上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意义。他没有懂得从多方面的技术强调中呈现出来的，正是中国当代诗人对政治表面化的社会现实的表态。在这一点上他把思想的反对派与诗的反对派等同了。

而可以肯定地说，这种等同决定了他的诗意识只能让他表面地看中国当代诗。看一看他对一些诗人的批评吧。当他说别人放弃了灵魂，当他说别人只是在玩弄词藻，以及当他说别人的写作徒有色情时，他哪里看到了当代诗人对“语言伦理”的理解，哪里看到了在处理色情时当代诗人同时也是在处理社会现象？他当然更不知道文学发展到今天这样的阶段，有时候对词本身的态度已经是一件具有伦理价值意义的事情。说到底，这里面涉及的是诗学观这样的重大问题，即对于每一个写作的人来说，关于诗是什么，应该写什么，实际上不单是简单的人生观问题，还必定包含着他怎样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相比之下，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文学科中都存在的问题，不然的话，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只是从语言出发谈论哲学的人，不是亦没有对人性这样的问题发言么？他的研究事物与语言关系的哲学岂不是没有存在的道理？但恰恰它们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们告诉了人们，语言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能干什么，已经干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诗对语言形式的关注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也是关注语言在诗中到底能干什么。这难道不可以吗？

何况，从另一个角度讲，为什么一个诗人真的就一定要如林贤治要求的那样，寻找写作的意义呢？难道他不可以把他个人感兴趣的，与他个体的生命有关的东西当做写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吗？譬如他真的不可以在写作中谈论与时间的关系，不能谈论虚无这样的问题吗？难道这些问题对于人来说真的不重要，谈论了这些就一定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吗？所谓生命的积极态度，并不是仅仅去强调要面对社会现象说话。在对包括虚无这样的问题的探究中照样存在着积极的理解生命的人生态度。看一看中国诗从古到今，多少诗篇谈论了人在面对时间时的悲哀心态吧。如果按照林贤治的认识，那些关于“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的诗，那些“人生百年，白马过隙”的吟咏，岂不都是无病呻吟了吗？可是为什么就是它们支撑了中国诗的伟大呢？它们恰恰说明的是，在关于生命的思考中，社会价值并非价值的全部，它还包含一些应该被称为“绝对”的价值，像时间、死亡这样的内容。所以说，在诗这样的人感知世界的精神活动形式中，它能够提供给写作者的方向是非常多的，任何局限于一隅的对写作的限制，都不可能是站得住脚的。

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庆幸地感到，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化发展，尽管出现过秦嬴政焚书，出现过不少文禁之祸，但是在诗歌创作的要求上，除了不同时代不同文人对诗的不同认识外，还没有出现过那种以道德作为绝对尺度指责诗歌的事。如果真是那样，我们也就不会读到南朝诗人谢朓的对后世发生了巨大影响的诗，更不要说读到像梁简帝萧统这样的人选编的《文选》了。尽管后来者，如韩愈、柳宗元他们针对魏晋以降的文风发起了“古文运动”，希望通过对几百年来的旖旎文风的批判，重新将文化的发展引到与他们认为的古典的黄金时代相接的道路上去，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全盘否定那么魏晋前贤们写下的东西。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发展自有其内在脉络，只有那些教条主义者才会一味地以一种僵硬的认识提出要求。很显然，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变革的任务不仅仅只存在于对社会现实做出反映，对诗歌形式的认识仍然包含在社会现实之中。林贤治的确应该更深入地问一问，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写作的变化是向着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方向发展。如果他真的搞明白了，就不会那么贸然地说出一批诗人在度过90年代的最初几年后，失去了他们关注社会现实的能力的话。他的确太小看这些诗人了。

还有就是，林贤治在自己的文章中摘引了大量的中外现当代理论家与诗人关于文学的言论，似乎表明他是一个视野广阔的人。但是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视野？他为什么没有从别人的诗文中看到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上，诗歌的丰富是由写作对人类精神的每一个可能的方向的探索成就的呢？我们不需要再谈论马拉美、瓦雷里这些强调诗的纯粹性，也就是“纯诗”的诗人，只要也像林贤治一样吊一下书袋，就能轻而易举列一大堆诗人出来，并在对他们作品的分析中看到，诗是多么复杂而丰富的存在。如果仅仅是以自己对诗的认识来要求，那么我们真的就能否定像维庸、兰波、史蒂文斯，以及像什么卡瓦菲斯、里索斯等等诗人的伟大么？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维庸不过是一个杀人犯，兰波到头来成为了军火走私商，史蒂文斯是形式主义者，卡瓦菲斯有不健康的性取向不说还一个劲地以此写诗，再进而否定他们的诗的成就，这样干又有多少人会同意是正确的呢？难道当我们在看待别的国家的诗人时可以承认他们的写作的价值的存在，一旦中国当代诗人有了自己对诗的理解，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写作，就一下子成为罪人了？荒不荒唐？

这样一来，如果要说林贤治对诗的要求是在把当代诗写作往“一言堂”搞，也许就不是对他的指污。一个搞思想史，又一贯把自由这样的概念当做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权利的人，在面对几代诗人为自己的写作争取自由表达所付出的努力时，仅仅以一个“空寂”，几句断章摘句似的分析便一笔否定，这对于经历了无数文化动荡岁月，经历过写作的漫长喑哑时期的中国当代诗人来说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必须对林贤治这样的对诗的指责进行反驳？其他的，关于为什么以这样而非那样的形式写作的话都可以不说，因为那其中包含了太多关于写作的出发点这类需要长篇说明的东西，仅仅是从写作的权利这一点上谈也必须指出，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任何想对中国当代诗写作状况发言的人，都应该首先做到的一点是，不单从个人的观念出发，而是要全面地将问题放在更细致的背景上，真正深入地探察他所想要批评的对象是在什么样的写作理念支配下写作的。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告诫：不要出于自己的原因，总是以为中国当代诗人没有对诸如写作的意义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不要以为在审视自己生活的时代这样的问题时，别人都是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