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谈“新”

第一部分

臧棣提出的几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还是先谈谈对桑克的关于“艺术的本质是新的”的一点看法吧。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过于绝断、比较笼统的大道理，因为说新没有错，但什么是新呢？是不是新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呢？这是需要先提出来的问题，尤其是在涉及什么什么的“本质”时，更应该如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在我们没有对“新”做出一个明确的界定时，对之的谈论就很可能是不着边际的。也许人们会说，“新”怎么能够界定呢，我们对未知能够界定吗？但是，中国近20年来的诗歌发展，以新为旗号的标举，把什么都往极端上靠的做法，我们实在看得太多了，可是在如此众多的“新”中，真“新”与假“新”无疑是存在的，所谓良莠不齐是也，极端更是带来了认识上的混乱。所以在谈论“艺术的本质是新的”这样的话题前，我们应该警惕的是，不要以一种绝对主义的态度来说问题。因为，这样会导致问题的简单化，使得凡是新就是对的成为不容辩驳的真理。

我历来不喜欢这样绝对的东西。就是说到“艺术”，我也不敢肯定它的“本质”就真是新的，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说“艺术的本质是旧的”呢。对这一说法，我仍然能够找到相应的理论支撑，譬如，艺术对人类的精神的探究，无非是在具体环境中对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尽管有着时间上的前进为其延伸的基础，但它所要穷尽的，也无非是人类从有文化以来在自我认识的范围内认识自我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形式上有变化，但其内在的基点却可能变化不大，我们今天用艺术表达的仍然是那些基本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哪里又见新呢？但是，我不会这样说，因为我知道，这样说仍然是危险的。所以，在对待一些问题时，我宁愿以折衷主义的态度来看待它们。所谓新旧、新旧，它们总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成立的。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某一方面，很容易让人感到简单。譬如我就觉得关于“艺术的本质是新的，是活力”，是一种非常表面的看法，因为它把艺术形式主义化了。

而就我个人看到的一部艺术历史，并非是如此简单就能概括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对旧的强调，所谓“温故而知新”，促成了艺术的发展，就像欧洲的文艺复兴，就像陈子昂、韩愈在不同时候发起的古诗、古文运动。在这种对旧的、基本的东西的强调中，我们反而看到的是对发展的贡献。其实就是我们看到的一部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图景，也是这样的。这一问题早在很多年前，格雷厄姆·霍夫就做过很好的总结。尽管他与当时的很多人一样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章，对现代主义的源起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做出“断奶”似的判断，并为之找到具有权威性意义的解释，但他亦不得不看到在不少诗人那里，文化的母体的存在，是怎样使他们的创新处在与历史的纠缠中。因此，我的意思是：文学的内在肌理从来都是复杂的构成，而非单质的。有时候新亦不新，旧亦非旧，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样的东西。

如此一来，再延伸到臧棣所谈到的原则问题，我认为也必须对之做具体的看待。因为原则当然没有错，康德关于独创性与艺术的本质的说法也很好。我自然不会傻到说我不知道诗歌所要求的是创造。但是我个人更关心的是在被我们看做原则的原则中，是什么使得原则成为原则？也就是说，我关心的是为什么新，在何种意义上它能够被断定是有价值的新？因为我觉得仅仅谈到“创新，独创”，这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但也没有触到文学写作的根本。我希望我们能够在具体的写作中明确这些东西的所指。而做这样的考虑，是因为我看到在目前的诗歌环境中，很多人真的没有找到对“原则的原则”的认定，只是一味以“独创、创新”做了自己诗歌的幌子，从而生出“不新不奇不为诗”的风气。我对这样的风气有看法。

我个人宁愿认为，在当今的诗歌氛围中，哪怕是对曾经给予了我们巨大影响的，庞德所倡导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也应该做一次再认识，即他的关于诗歌“日日新”的提倡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下做出的，他依据的又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以及包括他本人在诗歌上的“日日新”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就我个人对之的了解，庞德诗歌创作的新，也是在旧的基础上完成的。有时候我甚至认为他的新并非新，而是一种旧，或者我真的认为庞德是一个旧诗人，包括艾略特也是。这一点只要看看艾略特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的一段话“如果我们不抱那种先入的成见去研究某位诗人，我们反而会发现不仅他作品中最好的部分，而且是最具有个性的部分，很可能正是已故诗人，也就是他的先辈诗人们，最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作品之所以不朽的部分”，就十分清楚了。

这里，我想谈到的还是新的含义的问题。在今天，我认为最最有必要搞清楚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我们就很可能真的简单地理解了“新”。这并不是文化政治，而是一种对于诗歌的基本认识，即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把诗看做诗的。或许这个问题的确是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它可能引发的是我们对诗歌的重新认识。而我相信的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地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再怎么谈论“新”，也只是在浅的层面上谈论它。另外，我还感到，既然我们谈到文化政治，那么也就应该警惕，把对“新”的强调最后也赋予了“政治正确”的色彩。因为它很容易打着革命的旗号，把自己放在天然正确的位置上。何况20世纪一些革命性的诗歌主张，并没有在根本上保证创作本身的高质量。譬如说超现实主义，并没有保证布勒东、阿拉贡等人写出伟大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很多。所以说，虽然我们可以将“新”看做是对文学发展的要求，但不能将之看做是文学的标准。这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