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反思性别气质的心理建构
心理学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中的精神分析理论传递的知识是:性以及对性的感知是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并与性别气质和性别期望联系在一起。性别气质应与生理性别一致,当性别气质与生理性别相符时,他/她就能够获得较好的心理适应,否则便会出现心理问题。那些具有男性气质的男人和具有女性气质的女人是心理健康的人;否则是心理有问题的人,是需要治疗的人。因此本节将回顾性心理学有关性别气质的理论,并展示女权主义理论对性心理学的反思与批判。同时展示中国性心理学的发展和特点。
一、主流心理学和精神分析
主流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和拉康,他们通过精神分析建立了对自我形成、性格的认识,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1856—1939)是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对学术界有重要影响。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开创的精神分析学对两性气质的阐述作了积极的努力,其影响是巨大的。弗氏理论来源于医学实践,其伟大之处在于,他抛弃了正统的学术观点,向欧洲文化中有关性别的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提出了质疑。现代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深受其影响。
第一,弗氏反对性别气质是天然形成的,在他看来,人们的性别认同取决于人们对阉割的恐惧。弗洛伊德提出有关“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即男孩的“恋母情结”和女孩的“恋父情结”,这种情感纠葛是性和性别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对于男孩子来说,与父亲的对抗和对阉割的恐惧加深了他们“恋母情结”的危机感,这种对母亲的依恋使男孩子渴望自己和父亲的身份相一致。一方面,他对父亲的攻击性在发展;另一方面,他内化了父亲所代表的权威和相关规范,责备自己的乱伦倾向,形成超我。在道德规范的指引下,男孩子的成长表现为:原有的“恋母情结”越明显,受到的压制越强烈,形成的超我就越有力,两者成正比。由此成为男性气质研究的最初成果。此时,弗洛伊德以完全对应的方式理解女孩的成长经历,提出“恋父情结”。他认为,女孩最初对母亲有爱恋,认为自己同父亲是一致的。但是到5岁左右她发现了两性生殖器的差别,她因为没有男性生殖器而做出消极反应,产生了“阉割情结”,认为自己的身体是不健全的,并为此感到痛苦。于是,女孩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男性化要求,转而认同母亲的身份,并设法引诱父亲,形成“恋父情结”。在“阉割情结”与“恋父情结”的共同作用下,女孩的受挫感越来越强烈,一方面她爱着自己的父亲,另一方面又徒劳地想和他一样。在超我的发展过程中,乱伦倾向受到压抑,但由于社会对“恋父情结”的规定不如对“恋母情结”的规定那么严格,因此女性的超我力量不强,她们出于“阴茎羡妒”(penis envy)而接受了自身的次等地位。
第二,人格结构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是一种自然我,受到性欲和攻击性等原始欲望的支配;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可见的我;超我是受道德约束的我,是由社会化力量形成的自我。超我对本我进行监督,类似于人的良知,它是人在把父母的要求、社会规范和“自我理想”等外在的东西内化于自身后形成的两者互相斗争和妥协,最终通过不违背社会规范的言行表现在自我上。超我具有性别特征,孩子与父亲的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超我是文化控制个人欲望特别是攻击性倾向的手段。
第三,本能压抑与本能升华理论。弗洛伊德认为,人具有性本能和攻击本能——潜意识,本能绝对不可能被消灭,本能只能被“压抑”,被打入潜意识,将本能封闭在潜意识中的是“超我”,超我内化了群体要求和压力。那么自我永远悬置在两种力量之间:一种力量是本能,它被压抑,并充满活力;另一种力量是超我,它强迫自我把冲动保持在潜意识中。这两种相反的力量相互作用于个体,使人常常处于两难境地。社会不可能满足本我的无约束要求,个体只有经过压抑本能的需求,或用道德规范的力量将本能转化为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进行升华。
弗洛伊德理论奠基了他在精神分析学上的学术地位,他强调文化对男性气质的作用,男性气质从不是单纯的状态,而是多层情感共存,并充满矛盾的,性别经验具有复杂性,男人性格中永远会有女性气质。对于这一点,保守的精神分析家们放弃了他的雌雄同体的理论,使其对性别气质的重要洞察被彻底抛弃了。
(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
法国心理学大师拉康(Lacan, Jacques)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进行了重新阐释,建立了拉康派精神分析学。他强调,“父亲的法则”是文化和交往的基础。性别气质不是经验事实,也不是永远的类型,而是处于符号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中。俄狄浦斯的压抑产生了符号秩序系统,阴茎是一种象征,并非是任何真实的阴茎,但是象征的意义在于它使其拥有者处于中心地位。当把性别视为符号关系系统时,它呈现的就不是人的固定的现实,而是承认男人地位;对男性地位的否定是可能的,但后果是严重的。拉康的理论对女权主义精神分析有重要影响,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法国的卢斯·伊莉嘉瑞、美国的南希·乔多萝等都深受其影响。
拉康认为,性行为(sexuality)包括三个层面,性别身份、性别差异和性关系。对于“恋母情结”,他从三界——“想象界、符号界和真实界”说明其思想,并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加以批评和发展。拉康认为,人或儿童的性冲动的转换过程是非自然的,而“他人”干预、否定和要求的结果,是一个由父权制文化编码的程序化过程。“对阉割的恐惧贯穿于这一发展中的所有阶段。它主导着阉割实际发生之前的所有关系——如在断奶和用厕所训练过程中。”男女的生理差异并不能决定儿童的性心理发展,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母亲都是其欲望的对象,父亲都是其竞争对手,都会有“恋母情结”,人们恐惧的是对符号化阴茎的阉割,即对父亲地位的恐惧。
他认为,男人和女人都接受了符号界,但两者在符号界中的境遇却不同。在符号界中,男人的本质被赋予了普遍的文化意义,与“父亲之名”和“父亲的法则”相联系;阴茎被符号化的同时,符号也被阴茎化了:“阴茎”是符号界的第一能指,也是符号界中唯一与性有关的能指,这就使符号界成了以阴茎(父母的法则)为中心的世界。这种状况也决定了女性在符号界找不到自身位置的状况,因为以阴茎为中心的符号界不能赋予“女人”以任何文化意义;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女人惟有认同于符号界的秩序才能最终解决其恋母情结危机,也惟有接受符号化的男性统治才能为符号界所认可。
拉康关注语言的作用和语言的象征性。他指出,“真理是随着语言的出现而形成的”,真理不仅是被说出的,而且是被语言建构的。性别认同和个人的其他认同同时发生,是不稳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婴儿通过被谈论、倾听、学着说话等方式在使用语言之前就已开始了解语言了。因此,人们早在认识到性别差异有直接意义之前,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就通过语言和下意识使人们了解了性别文化的象征意义,并强加在婴儿内心。从开始发展社会意识的最初一刻起,女孩就进入到了男性优先的文化中。因此,女性要在文化生活中占有正面地位,必须从一开始就进行反对不平等的斗争。
二、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的发展和特点
当面对女性气质、自我认同和抑郁等问题时,女权主义学者感受到了主流精神分析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整个主流精神分析是根植于父权制文化之中,学术取向体现了男性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所谓的价值中立、客观科学本质上却是“情境剥离”(context-stripped)的,忽视了作为内在偏见的社会情境及个体间的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作用,这本身就强化了女性的屈从地位。第二,精神分析理论约束和限制了对女性经验的理解,女性经验被无形化、边缘化和病态化。第三,社会具有多元文化,两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同时不同社会地位的妇女有着不同的受压迫的经验。对此,一批女权主义学者提出了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理论。
(一)波伏娃——“女性是被造成的”
法国哲学家波伏娃在其名著《第二性》(1949年)中把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用于性别。她指出:
弗洛伊德的理论依据的是男性模式,他假定了女人自认为是一个身体不健全的人。这种身体不健全的想法意味着比较和评价,有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少女对没有阴茎可能会感到遗憾,不过她并不会认为阴茎是从她身上割下来的;事实上,连这种遗憾也并不是普遍存在的。……小女孩的渴望即使存在,也是过高评价男性气质的结果。
女性自认为在身体构造上是不完备的说法只是男性的想象,是依据男性模式建立的。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对没有拥有男性性器官而普遍感到“受伤害”,即使女性真的认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样器官,也没有证据表明女性普遍会为此感到处境低劣。弗洛伊德所认为的,女性注定了在超我上不如男性,人格是不健全的说法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
波伏娃分析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女性气质,并将女性欲望赋予了积极向上的意义。她超越了传统心理学静态的立场,强调性别气质是充满变化的,女性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二)米切尔——“象征意义”的学习
英国学者米切尔(J. Mitchell)批判性地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她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确具有“心胸狭窄、妒忌心强、缺乏理性、多愁善感、喜怒无常、依赖性强、自私自利、吝啬小气、消极被动、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的气质,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社会约束。她认同弗洛伊德强调形成女性气质的关键是俄狄浦斯阶段(Oedipal stage),但强调在这个阶段作用于两性的因素是不同的。对阉割的恐惧,迫使男孩必须停止对母亲的依恋,转而学习父亲的行为和规范;而女孩则不会面对这样的危险,她可以像母亲一样继续爱慕其父亲,这样她将来就能变成“第二个母亲”,充满母性。这种象征意义的学习要求女孩待在家或男人的保护下,借此建构了上述谈到的那些性别气质。
(三)乔多萝的“母亲与性别气质的学习”
乔多萝(Nancy Chodorow)在《女权主义和精神分析学理论》和《母性的复制》等著作中批判地继承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提出“去男性化”(demasculinize)的概念,强调婴幼儿期的经验和母亲的作用对形成性别气质的意义。
第一,在前俄狄浦斯阶段,两性经历不同,这主要是由母亲的行为造成的。大约在孩子3岁以前,母亲多是一方面将儿子推开,同时对他们的举动又充满爱;母亲对女儿则不同,将其视为自己生命的延伸。因此,到孩子3岁左右的时候出现了两种社会性别的样式。男孩确定男性身份和性别气质的问题是:一是要否定对母亲的依恋和依赖;二是要抑制在前俄狄浦斯阶段学到的女性特质;三是必须认同只是间歇性在场的男性角色模式。女孩不会面临上述问题,她们能够直接认同前俄狄浦斯阶段的爱恋对象——母亲,母亲一直是在场的,可亲近的。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同,乔多萝认为,女孩依恋父亲不是出于“阴茎羡妒”,而是希望摆脱对母亲的依恋和母亲的支配。
第二,前俄狄浦斯阶段和俄狄浦斯阶段的发展是无意识的,但随孩子的成长,前期经验会成为她(他)们有意识的性别角色和性别气质学习的基础。女孩很早就开始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她们在社会化中强调的是养育和助人的责任;而男孩的社会化强调的是成就和自立。成人性别气质的形成反映了无意识过程和有意识过程的综合,男人倾向个体主义、客观性和关系疏离;女性倾向于集体主义、主观性和亲密关系。乔多萝指出:
女性的生活相对于男性生活而言的特点就在于,她们的生活嵌入在社会互动和个人关系中。……她们的角色往往是依据特殊主义原则的,所涉及的也多是弥散性的关系和责任,而不是专门性的关系和责任。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人们都是从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女性。与女性不同,男人之间的联系更可能超越亲属关系的基本单位。他们的角色被限定在一代人之间,根据普遍主义的原则,所涉及的关系多与他们的专门性限定的关系和责任相关。
乔多萝的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把性别气质形成的心理过程看成了人类无意和有意建构的结果,并通过社会关系被制度化地再生产出来。
(四)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
受到拉康精神分析和法国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影响,巴特勒提出了性别的操演性生产(Performative production)理论,她将男性统治和异性恋体系相联系,反对那些诉诸统一的、两极化性别身份模式的话语和实践,打破了统一的性别身份的幻觉。
巴特勒认为,现代西方社会普遍存在两极化的性别身份,即将男性与女性视为两种相区别的、相互对立的人种,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并得到法律支持,有无意识的政治力量在起作用,强迫人们根据固定的、相互对立的性别身份来思考身体和行为。在异性恋体制下,个人必须展现对异性的欲望才能得到正常的性别身份,这就形成了性别的操演,即人们在性别想象中完成表演。就像人们学会根据情境来使用语言一样,人们也是在学习怎样像个女人或男人来“行为”的实践中,通过模仿、奖惩系统和语言,学会了使自己的身体、姿势、衣服、行走的姿态和谈话的样子成为女人或男人的风格。巴特勒强调,所谓的女人或男人的样子是被理想化的,是一种幻觉,是主流文化的表象。而其本质是制造了关于身体、性、性别认同和性征的自然的意象,掩盖了性别与男性主宰的生殖取向的异性恋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巴特勒的操演理论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它颠覆或打破了性别本身,即性别本身是不存在的,是社会为了实现以生殖为目的的异性恋制度而操演了性别的分化。
(五)反思性别气质建构对男性的压迫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男人解放运动”,它模仿女性解放运动,带有同性恋解放运动的色彩,以“性别意识提高小组”的形式讨论男性气质带来的问题。这一运动以灵活性、反权威主义和富有创造性著称,并出版了一系列反思和批判男性气质和男性统治的论文和专著。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译作布尔迪厄、布丢)的《男性统治》一书影响深远。他指出,性别气质的建构对男女皆是压迫性的,其社会压迫的机制在于不断强化的两性气质的对立。女性在服从于贬低和否定其自身的社会化过程中,学会了克制、顺从和沉默的消极道德;男人同样是统治者的囚徒和暗中的受害者。与那些旨在使人服从的社会配置一样,男性气质并非是天性,而是社会化作用的结果。男性特权是个陷阱,对应它的永远是压力和紧张,它要求男人要在一切场合展示男子气概,这是他们的义务,这种情况会发展到荒谬的地步。布迪厄指出:
男子气概既被理解为生殖的、性欲的和社会的能力,也被理解为斗争或施暴的才能;但男子气概首先是一种责任。男人与女人相反,女人的荣誉基本上是消极的,只能得到维护或推动,女人的道德依次是贞洁和忠实。而“真正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扩大自己的荣誉,在公共领域内赢得光荣和尊敬。对男性价值的颂扬,其黑暗的对立面是女性特征引起的恐惧和焦虑。
……男子气概是一个相当具有关系意义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面向和针对其他男人并反对女性特征,在对女性且首先是在对自身的一种恐惧中形成的。
因此,男性只有在摈弃男子气概之时才能获得解放。
只有一种真正考虑到所有统治作用的政治行为,才会在长时期内借助不同的机制或相关的制度所固有的冲突,促进男性统治的逐渐消亡。因为所有统治作用都是通过被归并的结构和大制度的结构之间的客观同谋实现的,不仅男性秩序,甚至一切社会秩序都是在这些大制度中完成和再生的。从国家开始,国家以它的男人的“右手”和女人的“左手”之间的对立为中心构成的,学校负责一切基本观念和区分的有效再生产,它本身也是围绕相应的对立组成的。
这意味着批判性别气质的压迫时,必须批判与其配套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并改变性别气质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
三、我国对性别气质的研究
我国对性别气质的研究有一些积累,在此介绍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学的研究,性别关系用以理解中国社会的秩序;二是心理学研究,主要是延续西方的学术传统,从个体层面分析性别角色与性别气质。
在中国社会,君臣、长幼、男女之别是社会统治的基础。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私”、“私人关系”和“私人的道德”构成了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即“差序格局”,它是靠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在性别之间则是“男女有别”。费孝通指出“男女有别”是:
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还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洽。……因之发生了同性间的组合。……男女有别的界限,使中国传统的感情定向偏于向同性方面去发展。
……
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费老的真知灼见点出非常耐人寻味的议题,男女之别是为了实用的生活,以满足经济合作和生育的事业,却不与情感相关。男人同性间的“同生共死的兄弟情谊”解决了男性的情感需求。
心理学对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事。有学者在性别角色研究中使用了贝姆(Bem)量表进行修订,考察它在中国文化下的信度、效度。经过项目分析、因素分析等统计方法,最后形成了14项男性化条目和12项女性化条目的Bem量表简本。以修订后的Bem简表和王登峰等编制的中国人的人格量表为工具,对两城市4所高校的600名本科生的被试,探讨了大学生性别角色与中国人基本人格维度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男性化与外向性、才干、处世态度有较高相关;女性化与善良、人际关系有较高的相关;男性化、女性化与情绪维度的相关不显著。
研究表明,女孩更早地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对256名3到8岁儿童的愿望理解成绩是否会受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考察表明:儿童为他人选择玩具时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随年龄逐渐增强,在不知被预测角色玩具兴趣的情况下,女孩比男孩更刻板,所有被试对女性角色比对男性角色更刻板。这表明,我国性别刻板印象从3岁就开始产生,且对女孩有更直接的影响。
我国对性别气质的研究尚缺少系统性,但近年来的成果的起点较高,本土化特色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