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情况，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举办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研讨班，是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的一个重要行动。十四大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关怀下，贯穿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重要谈话的精神。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我们抓住时机，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使得我们的经济能够比较快地上一个新台阶。我们的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在完成新的历史任务中，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贯彻十四大精神时，要认真研讨大中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

现在整个的形势非常好，思想工作的形势总的也是好的，不是什么“秋天”“冬天”的问题。因为从思想工作的根本任务来讲，就是把人心凝聚到党的领导下。毛泽东同志说过，共产党实现自己的领导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正确，你老不正确，人家不愿意跟你走；第二个条件，能给被领导者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我们党的路线就是反映了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愿望，使群众已经得到、并将继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开放14年的实践证明了这样走走得通，是正确的，可以实现中国的富强。对这条路线大家相信不会变，不管什么人，要想变，做不到。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全党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可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动员作用有多大！全国人心都调动起来了。邓小平同志谈话就是带头做思想工作，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做思想工作。

我们党做思想工作，做企业职工的思想工作，是有传统的。党成立之前，五四运动爆发，不到一个月时间，到6月3日，在上海变为工人的罢工游行。这时就有一批先进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工作。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2年就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当中开展党的工作，工作的进展也是相当迅速的。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1926年省港大罢工，震惊了帝国主义，从思想上、舆论上、人力上都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做了准备。我们历史上所做的思想工作大致有这么几种类型，一种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我们在企业里的工作也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但是，那时的任务不是为了保证生产，而是为了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推翻旧的统治。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思想工作大体上讲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的，有正确的方面，也有不正确的方面，就是错误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的方面，也与现在有许多的不同，因为那是在计划经济下以生产为中心，是为了保证计划任务的完成。

这十几年来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有了许多新的经验。这种新的情况是我们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工人队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可以从许多角度来研究。前些年，全国总工会曾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研究了许多新问题。这里边有工人队伍的扩大，有工人成分的变化，等等。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有几个大的变化需要我们注意。第一个大的变化，就是中国人吃饱饭了，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肚子吃饱了的人和肚子没有吃饱的人，他的思维状态、精神状态、思维方法、行为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不一样，针对这个不一样去做工作。我们能够代表没有吃饱肚子的工人，不等于他们吃饱了肚子之后我们还能够代表他们。人民有新的愿望、新的要求，能不能代表这些新愿望、新要求，是对我们的考验。第二个大的变化，是中国现在正逐步进入市场经济。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每一步的改革，都使得市场取向逐步加强，直到这次党的十四大明确地提出改革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变化不是个小变化，不只是多几个农贸市场，不只是买东西方便一点，它引起企业内部的变化，引起企业之间格局的变化，引起劳动者行为方式的变化，都是非常深刻的。现在大家说我们面临着许多新思想、新情况，没有出现过的问题都出现了，老办法行不通，新办法还没有学会。可不可以这样说，有些问题还没有都暴露出来呢！再走下去还会出现许多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预想到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中国不深化改革，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就会错过现有的有利时机，中国就不能在世界上占有自己应有的位置。

改革往前走必然要出现许多新问题，不应害怕它。比如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三产业要占40%以上，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吗？一批劳动者要改行，原来他熟悉的工作要丢掉了，要去做他原来不熟悉的工作了。在美国和欧洲，当产业结构变化激烈的时候，在社会上也引起了震荡，一批企业不能存在了，一批企业上升了。劳动力在改行中，知识多的人比知识少的人改行难，因为他太专了，老工人比青年工人转行也难一些。在企业内部，我们习惯的思路，是以生产做龙头的。中国台湾人、外国人来看我们的企业，感到很奇怪，说：你们企业怎么没订单就敢生产？他们是要先拿到订单，根据订单来做。我们的企业是先干完活，然后由上面统一收购；现在面向市场，国家不统一收购了，但一些企业还是先干出来再想办法推销。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龙头一变，企业里的许多关系都得跟着变。可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各种格局变过来容易吗？能没有痛苦、没有矛盾吗？第三个大变化是，科学技术在飞速地发展。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新技术，马上就会被甩下来、被淘汰下来。个人也是这样。企业要跟上新技术，要搞技术改造，就要付出代价。过去这种代价是由国家来付，现在企业独立自主了，这些投入要自己来付，思路转变得过来吗？有转变得过来的，有转变不过来的。因为这一块投入了，那一块就少了，反正一个企业今年赚来的钱是有限的。今天不投入，明天就可能没有饭吃。要挤，又会有痛苦；真等到没有饭吃的时候想挤也挤不成了。技术的进步对思想领域也有影响。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人对社会上的大事，信息来源大概有百分之七八十甚至90%是从支部书记那里获得的。因为那时候，1950年全国的报纸发行量才360多万份。现在光《人民日报》发行量就超过这个数目。现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就有1700多种，1.6亿多份。全国11亿人中有两亿多台收音机，有两亿多台电视机。因此群众的信息来源有70%来自大众传播手段，还有20%是从街谈巷议、邻居、班车、饭桌子上的小道消息那里来的，从支部书记那儿得来的不到10%。现在有些同志说小气候抵不过大气候。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技术进步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变了。我们就是需要研究这种变化，适应这种变化来改进我们的工作。群众喜欢唱卡拉OK，如果我们对卡拉OK瞧不起，那就会脱离群众。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尽可能利用先进技术手段，这样才能有领导权。

我们要抓住这些变化来研究我们的工作怎么向前发展。如果我们的工作完全是老一套，肯定不能适应新的形势。这就需要我们研究许多新问题，包括看看国外是怎么搞的。

我们讲爱国主义，但也要研究怎样做效果更好。最近铁道部编了一本书叫《漫话节日》，把中国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立夏、七月七、中秋节、重阳、腊八、祭灶这些都编进来，每个节日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来历，有什么故事，有什么风俗习惯，有什么诗词，有什么花，吃什么东西，统统编在一起，很有意思。不是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吗？目前，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分别有2000多万和600万中国人，新加坡华人有200万。思亲和思乡、爱国是一致的。人们从小就过节，这个节这么一套，那个节那么一套，一辈子忘不了。到了重阳登高这一天，他身在异乡过不上中国的节日了，那是什么心情？我们不能把这些都“淡化”了，说我们现在要搞现代化了，这些节日都是“四旧”，都不要过了。过节，对于形成人们的凝聚力肯定是有利的。我们很多工厂对自己的厂庆非常重视，而且非常引以为自豪。

现在需要研究的新问题相当多。我们完全有条件在新时期把思想工作做得更扎实更有效。因为已经有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指导，大家又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经验。但我们自身要提高水平，要努力学习党的路线和政策，学习新东西、了解新知识，特别是经济知识。我们现在有150万企业政工干部，大多数都有了各种不同的职称，相当一部分已经是高级政工师了，但不能认为政工这一套我都掌握了，恐怕还不是这样，还需要下功夫。要真正掌握这一门科学，真正做到得心应手，真正逐步进入自由王国，现在的条件比从前更有利。问题是需要我们解放思想，突破老一套，突破了就会看到更有利的条件。

（北京《支部生活》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