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研究方法的历史地理学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 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22]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中国历史地理学是探索中国历史时期各种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生产劳动、社会活动的相互影响,并进而探索这样的演变和影响的规律,使其有利于人们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科学”的同时,还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既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就不能截然和历史学无关,尤其是历史时期的文献记载更是不能须臾稍稍离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固然不能离开历史学,就是历史学也是不应离开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学虽已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23]邹逸麟先生在赞同“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化、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同时,又强调历史地理学“也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交叉学科”。[24]而葛剑雄先生则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规律,是地理学的分支。但由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依靠历史文献,必须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为历史学所用,也被看作为历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25]。相似的观点还有很多,邹逸麟先生对此有简明的概述:[26]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地理,研究的资料和方法,既有历史的,也有地理的,还包括考古的,等等。其科学属性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即有讨论,有三种观点:一是历史学的分支,这往往是历史学出身的研究者所主张的;二是地理学的分支,往往是地理学出身的研究者所主张的;还有主张边缘学科的。现在比较一致认为它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目前在地理学中是三级学科,属二级学科人文地理学,受西方地理学影响,在历史学中由于传统地理学为史学的一部分,故定为二级学科。
这种争论不仅在中国,在西方国家实际上也一直存在,从来就没有统一过。对此,当代西方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阿兰·R.H.贝克教授(Alan R.H.baker)在其新著《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27]中有详细的介绍: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达比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当代人文地理学相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Darby,1979,1987)。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方法。[28]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很大的变化,经历过明显不同的发展阶段。
就西方而言,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发展阶段。近代历史地理学阶段自18世纪初“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一词正式出现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阶段历史地理研究主要是对历史事件与地理现象的叙述与描述,极少作有机的分析,研究者的思想方式还停留在“叙述和描述”的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起,许多学者在探讨历史地理学科的性质时,开始使用“复原(reconstruct)”这一术语。所谓“复原”,是指运用历史学的方法,主要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再现某一区域或地点被人类改造过的往日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至60年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复原”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得到普遍认同,至今仍然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内容,并在当代西方历史地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过理论方法的“反思”,西方历史地理学开始逐渐过渡到当代的“(历史)地理学构想”阶段,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1)不仅要研究往日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还要研究改造往日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的人类;(2)不仅要“复原”往日的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还要研究往日的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在当时人们头脑中的印象;(3)不仅研究人类改变往日地理或往日景观的行为,还要研究引发人类行为的思想意识。[29]
就中国而言,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也大致经历过传统沿革地理、现代历史地理和当代历史地理三个阶段。
沿革地理在我国起源很早,最初是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的,而且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所著的《汉书》中,专门列有《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期的政区设置、人口分布、河川流向等各种自然和人文地理现象,同时还对西汉以前的地理现象,如行政区划沿革、古地名位置等进行了考订和注释,开创了历史沿革地理研究的先河。此后沿革地理一直长盛不衰,不仅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十六部正史继承了这一传统,还出现了大量的如《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等地理总志及《通鉴地理通释》《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样的专门的沿革地理著作。
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连续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关于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历史地理学刍议》诸文,[30]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与沿革地理的关系进行了阐述,明确指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或以为在我国具有特殊发展的‘沿革地理’就是历史地理,这是不正确的。‘沿革地理’仅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初步,而不是最终目的。还有若干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并不借助于沿革地理的知识而依然可以顺利进行。”[31]从而奠定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基础,使我国历史地理学由传统的沿革地理向现代科学意义的历史地理学迅速转化,推动了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迅猛发展,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和区域历史地理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重视,特别是受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外学术交流频繁,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和相关学科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引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研究理论和研究内容上,人地关系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历史地理学者除了继续“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外,更加注重综合研究,开始自觉地关注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及其机制和地理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及人类社会的应对机制,环境与人类活动的关系问题、灾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历史社会地理等研究主题成为研究的热门课题,出现了《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田祖有神——明清以来的自然灾害及其社会应对机制》《灾害与两汉社会研究》《禳灾与减灾:秦汉社会自然灾害应对制度的形成》《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近世浙江民间信仰研究》《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32]等一批选题、研究内容、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都与以前有很大不同、由专业历史地理学者撰写的学术著作。而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分析方法外,对历史文献资料的量化处理和利用GIS系统分析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从中外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和有关争论来看,历史地理学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存在两个不同的流派:一是将历史地理学看作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复原”历史时期的各种地理现象(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甚至社会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历史学、地球科学及其他学科提供研究背景资料,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计量化、精细化、精确化,偏重于研究技术的更新和运用,因而可以称为“技术”的一派;二是将历史地理学看作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和理论方法,主张除了“复原”历史时期的各种地理现象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在“复原”的基础上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因此可以称为“思想”的一派或者是“文化”的一派。这两个派别在中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着,只是到了近年,其区别更加明显。
三 历史地理学既是学科又是方法论
如果单纯地就研究对象而言,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时期的各种地理现象,探索其在人类社会活动影响下变化的规律,与现代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一致,只是在时间上不同,毫无疑问地属于地理学。但就本学科所规定的研究对象的特点来说,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地理环境是对等的、相互作用的,而且人类社会的行为远较地理环境的变化复杂,不懂得人类的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运行机制,就无法科学地说明人地关系的真正内涵,因此,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又有区别,是一门综合性极强、人文社会科学特征明显的交叉学科。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33]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34]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35]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36]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原文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2]《中国历史地理纲要》第一章“绪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史念海:《〈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序》,《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
[4]见史先智《国内历史地理论著索引》,分别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1990年第3辑、1993年第1辑、1994年第2辑、1995年第1辑、1996年第1辑、1996年第4辑。
[5][英]R.J.约翰斯顿:《地理学与地理学家》,唐晓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6][英]R.J.约翰斯顿主编:《人文地理学词典》,柴彦威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22页。
[7]郭焕成主编:《黄淮海地区乡村地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8]郭焕成主编:《黄淮海地区乡村地理》,第6—7页;张小林、盛明:《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人文地理》2002年第17卷第1期,第81—84页。
[9]周心琴、张小林:《1990年以来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05年第5期,第8—12页。
[10][法]阿·德芒戎:《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1—13页。
[11]姜道章:《历史地理学》,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2、175页。
[12]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3]Hugh·D·Clout,Rural geography:an Introductory.Oxford:Pergamon,1972.
[14]Michael Pacione,Rural Geography,USA:Harper & Row,1984.
[15]陈兴中、周介铭:《中国乡村地理》,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8页。
[16]金其铭、董昕、张小林:《乡村地理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7]郭焕成主编:《黄淮海地区乡村地理》,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18]张小林、盛明:《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人文地理》2002年第17卷第1期,第81—84页。
[19]王社教:《历史农业地理学刍议》,《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106—111页。
[20]姚兆余:《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农村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中国农史》2002年第21卷第3期,第89—95页。
[21]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2]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载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四论》,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23]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页。
[24]邹逸麟:《基础研究与当代社会——谈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144—148页。
[25]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第31—39页。
[26]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27][英]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4—35页。
[28][英]阿兰·R.H.贝克:《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阙维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7页。
[29]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31]侯仁之:《历史地理学刍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2年第1期。
[33]葛剑雄:《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基础和前景》,《东南学术》2002年第4期,第31—39页。
[34]葛全胜、何凡能、郑景云:《中国历史地理学与“集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第22—26页。
[35]邹逸麟:《基础研究与当代社会——谈历史地理学的建设和发展》,《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第144—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