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情歌变成圣歌，这种现象并非印度独有，在世界文学史能找到平行的例子。英国梵文学者E.阿诺德曾将他的《牧童歌》英译本题为《印度的雅歌》（伦敦，1875），这表明在西方读者眼中，《牧童歌》类似《圣经·旧约》中的《雅歌》。《旧约》原是上古时期处在亡国地位的以色列人，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用希伯来文编纂的一部历史、宗教和文学总集，后来它不仅成为犹太教的圣经，而且与《新约》一起成为基督教的圣经。《雅歌》是《旧约》中的一卷，诗歌体，共分八章，描写男女之间热恋的心情。例如，诗中的男子唱道：“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乐。你的身量，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抓住枝子。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你鼻子的气味香如苹果，你的口如上好的酒。”（第七章六一九节）诗中的女子唱道：“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第八章六一七节）^[8]任何一个不怀先入之见的读者都会判定这是情歌，然而犹太教和基督教僧侣一向认为这是圣歌。他们所作的解释可分成预示说和隐喻说两类：前者认为它是描写所罗门和埃及公主结婚之事，预示上帝宠爱以色列民族或基督宠爱教会；后者认为它象征崇高的圣爱——男方隐喻上帝，女方隐喻以色列民族，或男方隐喻基督，女方隐喻教会。这样，《雅歌》蒙上神圣的灵光，人间的爱情也随之套上宗教的枷锁，成为伊甸园里的禁果。经过文艺复兴时代，直至十九世纪，西方不少学者还认为《雅歌》中的爱情是大胆的和热烈的，为世俗所不允。在这种观念影响下，E.阿诺德在翻译《牧童歌》时畏首畏尾，因为《牧童歌》中的爱情比《雅歌》更大胆，更热烈。他的译笔尽量减却原作的热度，甚至完全删掉原作的最后一章。他还将译本题为《印度的雅歌》，给它披上一件宗教外衣，似乎不这样，不能登上大雅之堂。或许可以说，这是人间躲躲闪闪的恋爱或鬼鬼祟祟的偷情在文学翻译中的反映。

我国《诗经》中的《国风》也有与《雅歌》类似的遭遇。《国风》中爱情诗占很大比重，而且多数写得健康、纯真、热烈、大胆。孔子在世时，并不否认这些作品是爱情诗，只不过按照他自己的伦理标准，欣赏《关雎》一类的乐曲（《论语·八佾》：“《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而摒弃《郑风》一类的乐曲（《论语·卫灵公》：“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诗经》原来通称为《诗》或《诗三百》，是孔子教授学生的课本之一。孔子死后，儒家成为显学，因此在战国后期，《诗》连同孔子的其他五种教本一起被尊为“六经”（《庄子·天运》：“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五经”（《乐》已亡佚）设立博士，从此经学大盛。汉代儒生按照封建礼教的需要注经，以追求功名利禄。这就以《诗经》中的《国风》带来了厄运。通过他们的训诂笺注，《国风》中的爱情诗都变成了“政治诗”或“伦理诗”。他们脱离诗歌本义，穿凿附会。例如：《召南·野有死麕》描写猎人与少女的大胆爱情：“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而《毛诗序》曲解成：“恶无礼也。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郑风·狡童》描写女子失恋的痛苦：“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与我食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而《毛诗序》曲解成：“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尽管毛郑派的这种曲解在经学领域统治了数百年，但后来终于有人开始表示异议。宋代大儒朱熹在《诗集传》中，还《国风》中的许多爱情诗以本来面目，指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当然，他是从卫道立场出发的，认为孔子没有删去这些“淫奔之诗”是为了留作鉴戒：“诗可以观，岂不信哉！”这样，毛郑派给《国风》中的爱情诗披上儒教外衣，以曲解的方式否定这些爱情诗，而朱熹扯去毛郑派披上的儒教外衣，以揭露的方式否定这些爱情诗。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则更干脆，在《诗疑》中提出删去《诗经》里面《野有死麕》、《狡童》等三十二首“淫诗”。无独有偶，在犹太教历史上，也曾有拉比提出将《雅歌》从《圣经》中删去。但是，东西方道学家的这种删诗主张都未能实现，因为在统治阶级看来，删诗有损于经典的权威性，后果不佳，正如清人皮锡瑞所说：“始于疑经，渐至非圣。”（《经学历史》）

在印度，倒不存在这种“删诗”问题。艳情诗在梵语古典诗歌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阿摩卢的《百咏》和伐致诃利《艳情百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即使不以爱情为主题的一些诗歌，也常常掺杂有艳情描写，如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和婆罗维的《野人和阿周那》等，而且这些艳情描写的对象常常是印度教信奉的大神。印度教徒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甚至摒弃七情六欲的佛教徒，他们的文学作品也不完全排斥艳情描写，如马鸣的《佛所行赞》和《美难陀传》。在这一点上，印度文化传统显然与犹太教、基督教以及我国儒教文化传统不同。因此，我国古代高僧在翻译《佛所行赞》时，也像E.阿诺德翻译《牧童歌》那样，采取了冲淡或删节的方法。

尽管印度教允许爱情诗存在，但其中仍有披着宗教外衣的爱情诗和披着爱情外衣的宗教诗之区别，这是本文通过胜天的《牧童歌》想要辨明的。

（原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1辑，1984年）

[1] 《牧童歌》传本很多，诗节数目互有出入，本文依据的是B.S.密勒的校刊本（纽约，1971）。

[2] 转引自B.S.密勒《牧童歌》序（纽约，1971）。这里附带提一下，歌德对达尔伯格根据威廉·琼斯的英译本转译的德译本不满意，甚至想根据英译本重译这首诗［参阅温特尼茨《印度文学史》（德里，1977），第3卷，第1册，第166页］。

[3] S.K.查特吉《胜天》（德里，1978）第6章中，载有这二十六首诗的全部原文。

[4] 辛哈·班纳吉：《印度通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94页。

[5] R.巴兹：《伐尔勒伯虔信派》（法利达巴德，1976），第16页。

[6] S.K.查特吉：《胜天》（德里，1978），第41页。

[7] S.K.代：《梵语文学史》（加尔各答，1947），第392页。

[8] 引自《新旧约全书》汉译本（中华圣经会，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