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成果的方法特色

一 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为主

这不仅是日本国民性研究方法的特色，恐怕也可谓是全世界国民性研究的一大方法特色。这是由国民性研究与生俱来的特点造就的。“国民性”，本是西方文化人类学从事规模小且单一社会形态研究时所创出的术语。在西方，国民性研究的产生，最早应追溯到心理学家冯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后来，一批人类学家继承了冯特的研究方法，把心理学引入人类学，开创了文化人类学，国民性研究成为其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们不再使用“民族心理”这一概念，而是用“国民性”这一术语取而代之。^[27]人类学家始终坚持以研究落后民族为职志，随着“原始社会”逐渐现代化以及地区研究兴起的影响，如今已把重心转移到国内的少数民族，现在几乎成为治理国内少数民族的代名词。“国民性”一词本身虽然无褒贬之意，但由于其内容本是指称所谓未开化民族特性的词，所以也就暗含了一些贬义的成分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国民性”一词被一些学者称为是殖民话语或也不为过。^[28]

“文化人类学家研究国民性使用的主要方法是分析审视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资料，通过它们投射出国民性格的底蕴；再加上文化人类学的传统方法即实地调查、参与观察、访谈等。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但实践证明，仅用这种方法，要对国民性这样复杂的问题作出高度概括性的结论，还是远远不够的。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难以让人信服的。特别是在研究条件受到限制，资料不够充分的条件下得出的研究结论就更是如此。不少被称为著名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29]既不懂日语，也没去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仅凭日本的报纸杂志及影视资料和对在美的日本人的访谈便撰写的《菊与刀》，虽然是首次将西方的国民性理论应用于现实问题研究的经典著作，但是也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方面的缺陷，并受到大家的批判。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与人格”学派，专事国民性研究，《菊与刀》的著者本尼迪克特正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该学派理论的特色在于：它是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等诸学科的交接点，旨在重视研究个人与文化的关系，即揭示文化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中文化对于人格形成的影响。为了探讨一个民族大多数人具有的性格，该学派的学者开发出不少研究工具，例如“社会人格”（social personality）、“众趋人格”（modal personality）、“基本人格”（basic personality）或“地位人格”（status personality）等，^[30]但这些工具都无法同时处理在某一特定社会被大多数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共享的信念，以及作为一个群体的大多数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模式，以至于作出的研究缺乏说服力，遭致严厉的批评。如有的学者就批评说：“如果说哲学家是一群在黑屋中寻找根本不存在的黑猫的盲人的话，国民性研究者也大体如此，只不过他们寻找的是文化人类学家所坚信存在的黑猫。但是，近年来他们对此已不那么坚信无疑了。”^[31]因为苦于没有更好的分析工具，导致国民性研究徘徊不前。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直至20世纪末，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都是在遵循以往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所以也存在着基本同样的问题。

二 统计学和历史学方法为辅

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运用这种手法进行国民性研究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或个案访谈等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在运用统计学的手法进行日本国民性研究方面，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和日本NHK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大的。统计数理研究所国民性调查委员会从1953年开始至1988年间每隔五年就进行一次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五版《日本人的国民性》；日本NHK放送世论调查所从1973年开始也每隔五年进行一次关于日本人的意识的调查，并且也将调查结果编辑成书。近些年来，日本的其他一些新闻媒体，如《读卖新闻》等也开始注重通过舆论调查等来分析日本国民性的一些特点。^[32]

在一个社会中，虽然个体的人格有着非常大的差异，但通过各类设问，采纳统计方法对各类回答加以集中排比时就会发现，很多不同的人在性格等方面也往往具有很多共性的东西。运用统计方法获得一种文化中最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人格类型，使国民性研究在方法上更加趋于实证化，确有其值得评价之处。但是，依靠这种办法进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虽不能否认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所谓的科学性，但还是不免令人担心其缺乏代表性。因为纵使研究者不是依据主观好恶或围绕一定观点在收集数据，对其所采纳的极为有限的调查个案数据而言或许客观性很强，但以通过极少的个案调查得出的结果，去作为某一国家民族群体人格的代表，这还是需要慎重下结论的。由于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的研究水平，致使在方法论上也基本上是处于追随日美的境地，至今很多关于日本人的研究，依然在沿用这一方法。^[33]

另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虽是各个研究领域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但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单纯应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较具代表性的著作有汪向荣的《古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等。^[34]在论文方面，李文的《日本国民心理嬗变的原理与趋向》是新近发表的力作，正如作者开篇自述其文章的贡献在于：“将散见于已有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加以系统概括；揭示日本民族性的这一特征与其哲学、美学传统之间的关联性；从已厘清的脉络出发，预见未来一个时期日本国民心理的嬗变趋势”。^[35]作者遍览相关文献，对既往关于日本国民心理特征的观点进行了扼要精当的整理，这确是该文最大的贡献。但是，作者所持关于日本国民心理特征的看法却不无商榷之处。例如，作者认为：“日本人看法和态度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实力对比的变化通常是理解日本国民心理变化奥妙的关键。实力对比的结果通常就是权力格局和阶层结构的形成，而日本民族的一大特征就是普遍存在强烈的‘权力至上’倾向。”^[36]其实，且不说其他国家国民如何，扪心自问，观古今中国之诸般世相，中国人心理存在的“权力至上”倾向又何尝不强烈呢？而且，究竟该如何判断这种心理在哪国民众身上表现得更强烈一些，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更大一些，似乎目前还没有一个更为科学的方法。

三 心理文化学和知识社会学方法崭露头角

“心理文化学”与“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国外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早已不是什么新方法，但被引进到中国的日本国民性研究领域，还是近些年的事。

首先，所谓“心理文化学”，即以心理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和方法，从事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学问。该方法的创始人是美籍华裔学者许烺光（1909-1999年）。心理文化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与人格”学派的国民性研究。由于“文化与人格”学派在“人格”概念使用上的缺陷，后被许烺光以心理人类学所取代。而今，对于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这一部分，又从心理人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行为科学系统下的一个分支学科。2010年，尚会鹏先生与游国龙博士对许烺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严谨的学科定位，正式将许烺光的学说命名为“心理文化学”。由于心理文化学的发展背景使然，这门学科带有心理学色彩，但与普通心理学不同，它研究的不是人类心理活动的通则，而是关注影响个人的社会和文化心理特点，以及人格特征在维持、发展及社会变迁中的作用。心理文化学的基本理论包括：角色与情感理论，心理社会均衡理论，优势亲属关系假说以及次级团体理论和社会动力学等。^[37]

20世纪末，许烺光的著作就已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学界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38]但是，在亚洲，最早运用心理文化学的理论开展研究的是“日本文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滨口惠俊。滨口在许烺光的影响下，提出了著名的“间人”概念。他由“间人”概念出发，把与“间人”相关的价值观体系称为“间人主义”。^[39]滨口倡导“间人主义”，旨在提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社会文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倾向。他的这种努力虽然值得高度评价，但“间人主义”以及“间人社会”诸特征，“似乎并非日本所特有，其他非西方社会（如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社会似乎也具有这样的特点”。^[40]尚会鹏先生通过对许烺光的“心理-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理论的完善以及对滨口惠俊的“间人主义”理论的剖析，进一步提出了“缘人”“伦人”的概念。他建议作为“间人”的下位概念，用“缘人”指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用“伦人”指称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这将更有助于明确日本国民性格的特征。^[41]

其次，“知识社会学是科学地考查知识是如何在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下得到建构的一种研究方法”。^[42]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创始人为马克斯·舍勒，完善者为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主题是，只要思维方式的社会起源是模糊不清的，那就一定存在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思维方式。“知识社会学所探求的是理解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况背景下的思想”^[43]，知识社会学在对某一时期或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的思想进行分析时，所关注的不仅是盛行一时的思想和思维方式，还有这种思想产生的整个社会背景。此外，知识社会学想要清楚地说明某个社会集团如何在某种理论、学说和知识运动中找到对自身利益和目的的表达，与各种类型的知识相一致的认识以及用来发展各种知识的相应的社会资源，对于理解任何社会都至关重要，对于分析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也同样重要。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日本人论同宗教、数学、物理学一样，也是一种知识。既然是一种知识，探讨其内容受制于何种社会性束缚就成为一种必然。”^[44]杉本良夫、罗斯·摩尔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运用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日本人论得以建构的背景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45]并进而建构了其新的研究范式——多元化阶层模型。^[46]杉本良夫、罗斯·摩尔著《日本人论之方程式》，1982年由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发行，1995年由筑摩学艺文库出版增补版，2007年该书才被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日语系的师生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目前，在中国学界，尚未见有具体应用基于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起来的“多元化阶层模型”分析日本国民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