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选题缘由
有清一代，我国商品流通的范围较明代有了明显扩大。随着海禁的开放，华北平原、长江中上游各省的经济发展，以及东北、台湾等新区的开发，沿海、沿江贸易都有了大规模拓展，新疆、蒙古等地与内地的贸易也有了长足发展。[1]与此同时，对于中国经济变迁的历史阐释，已产生了由大而化之的宏观论述逐渐发展到寻求个案研究微观突破的趋势。在此背景下，清代沿海、沿江、运河沿线地区所形成和带动的商品流通及社会经济发展已成为不少明清经济史学者论证的重心所在，并以此为基础，对16—19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程度也提出了新的评估。[2]与南方贸易遥相辉映的北部边疆贸易活动，一方面使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通过频繁的商贸往来，有力地推动了口内外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则以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为契机，最终将中国纳入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国际性区域市场之中。因此，清代北路贸易已构成了中国商业史发展过程中不可磨灭的一笔，更是中国北部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主要力量和重要体现。正如滨下武志所言：“伴随着俄罗斯向亚洲的贸易进展，经由蒙古、俄罗斯的贸易重要性也开始增强。”[3]显而易见，对清代北路贸易展开较为系统的研究，势必会对我国清代北部边疆地区的商品流通规模、市场网络体系构建及其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关影响有更为直观的把握。
值得关注的是，基于明代钞关发展起来的用于征收长途商品流通税的清代榷关，在官员的委派、税则税率的规范、对商人的管理、关税的征收和使用等方面均有重大建树，逐步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盐业的国家税课中商业税的主体，完全可以从客观上反映全国范围内长距离商品流通的繁荣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由此而来，作为清代北路贸易最有力的见证者，地处北部边疆的榷关便成为本书研究内容的关键点。
二 学术回顾
清代榷关是规范商品流通、增加国赋的经济部门，其形成的制度成为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是政府强制性征收、保证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更是研究清代经济制度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基于“榷关”这个点，既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商品生产状况、人们的消费情况，也可以还原商品流通的全貌。民国年间，有关中国“关税”问题的焦点集中于近代海关，仅是在研究成果中才会述及清代前期的榷关。如日本学者高柳松一郎的《中国关税制度论》（李达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陈向元的《中国关税史》（世界书局1926年版）、吴兆莘的《中国关税史》（上海书店1937年版）、英国学者莱特的《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廙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以及彭雨新的《清代关税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等，其所提到的关税，均指海关关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清代榷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运用不同分析视角，展示清代榷关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历史作用及影响。就具体研究内容来看，比较集中于榷关设置及其分类、榷关与财政、榷关与关税制度、榷关与商品流通、榷关与城市发展以及晚清榷关的改革与衰落等方面。
（一）榷关的设置、改革与衰落
榷关始创于明代，清代榷关是对明代钞关之继承和发展。首先，在清代榷关数量统计方面，祁美琴认为清初对明代钞关进行整合，通过合并、划拨、裁革商关等手段，至乾隆年间，清代户部管理的榷关已达到34处。[4]邓亦兵在排除清代前期沿海海关的前提下，统计出全国榷关至乾隆年间已发展为40处。[5]廖声丰则指出清代前期共有榷关50个，其中包括户部关35个，工部关15个。[6]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统计，可以肯定的是，清代榷关增建最多的时期是顺治和康熙年间，因此，迟至康熙年间已经基本达到了后来的榷关规模。其次，有关榷关的划分，涉及多种角度。对于中央关与地方关的划分，祁美琴指出清初具有全国性税关地位的税口被划归榷关系统管理，其余的则划归地方或归入杂税项下征收，成为地方关。地方关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实是地方政府根据需要而设立。[7]邓亦兵从财政税收学的角度出发，将征收中央关税的关口称为中央关，而征收地方关税的关口称为地方关。[8]此外，按照对于明代钞关的延续和承继关系，邓亦兵将清前期税关分为三类，即继承了明代的税关、由明代税课司和茶马市场改设的税关以及清代前期新设立的税关。吴建雍则依据商品流通情况将榷关划分为运河、长江、沿海、内陆四种榷关[9]。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榷关税收急剧下降。对于晚清榷关衰落的原因，部分学者从财政体系、外部环境以及榷关自身的痼疾等角度展开了深入研究。任智勇以江南四榷关为例，对清末关厘之争的过程进行探讨，分析厘局得以扩张的原因，并指出虽然历史上厘金的恶名更为昭著，但厘金相比于榷税是一种更为合理的商税。[10]廖声丰则指出近代常关的衰落并不是一蹴而就，其过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11]而近代交通格局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变迁、海关税和子口税对常关税的掠夺、战争的影响等各种因素则是导致近代常关衰落的主要原因。[12]虽然光绪朝后期，清政府先后通过厘清吏治，精简机构，陋规归公、杜绝贪污，厘定税则，增减征税口岸等措施对一些常关进行了整顿，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果，但在国家主权部分丧失的历史背景下，不可能挽救其彻底衰落的历史命运。[13]
（二）榷关与财政
财政税收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具体来讲，“清廷以地丁、盐课、关税为岁入之大端，以兵饷、河工为岁出之大端”，由此可见榷关收入已成为影响清代财政的重要因素。
20世纪80年代以后，清代财政赋税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何烈的《清咸、同时期的财政》（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1年版）、彭泽益的《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周育民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史志宏、徐毅的《晚清财政： 1851—1894》（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均从总体上研究了近代以来财政与经济问题，虽涉及榷关的内容不多，但在宏观把握清后期中国经济和财政形势方面值得参考。戴一峰对于近代海关与晚清财政的关系问题予以探讨，指出近代海关所扮演的双重角色，即既是列强扩大对华经济侵略、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命脉的工具，又是列强改造中国财政体制的样板。[14]日本学者香坂昌纪对嘉庆时期的国家财政状况和特点，以及关税收入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论述，说明了财政基础对清朝国家权力的形成、确立、发展及衰退、没落等产生的影响。[15]廖声丰在指出，清代常关税收逐渐成为国家赖以维持的重要财源的同时，强调了其对于中央与地方机构办公经费的重要性。[16]
与总体上宏观研究相对应，部分学者以关税档案资料为依据，对其他史料中出现的关税数据进行重新审视，进而对清代财政乃至经济波动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倪玉平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关税档案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抄档提供的数据，发现《石渠余纪》所载关税数据有许多可商榷之处，并指出道光晚期的关税征收量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因此，依靠“道光关税收入继续下降”，进而引申出“道光萧条”的论断恐怕是有问题的。[17]通过对全国不同区域榷关实征关税额进行考证之后，倪玉平再次指出嘉庆道光时期除因鸦片战争而导致关税收入稍有下降外，其余时间仍然保持了500余万两的水平，相较于乾隆时期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从而强调不能通过嘉道时期关税量的变化来论证“道光萧条”。[18]
清代财政分属户部与内务府两大机构管理，二者分别掌管军国度支与内廷供应，有其各自的职掌与权限。作为榷关税收的额税部分，大部分要交予户部，以维持国家财政的正常运转，而其盈余的很大一部分则被用来支撑皇室财政的正常运转。因此，清代榷关研究势必会与内务府有密切关联。何本方探究了内务府司员竭力垄断榷关差缺，榷关为皇室提供内帑的特殊关系。[19]中国台湾学者陈国栋专门对清代中叶以后重要税差专由内务府包衣担任做出相应解释，并认为户部及广储司为皇帝的左、右两个口袋。[20]祁美琴通过榷关收入对于内务府经费来源的相关分析，再次说明了清代皇帝插手官差遣派内务府垄断官差的真正目的。[21]中国台湾学者赖惠敏特别指出清乾隆时期中俄贸易量上涨带来的榷关税收增加使皇室获益良多，同时再次强调清朝皇帝借助内务府包衣扩展内帑范围的史实，而这最终导致贪污并成为清朝衰败主要原因。[22]
榷关对清代财政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还体现在晚清财政体制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微妙变化上。对于此，陈勇特别指出，由于地方利益的驱动，不同地区的税关在追逐关税资源过程中，在税源分割、税款支配方面产生了种种纠葛。这种带有地方本位意味的各地税关之间的利益对立，凸显出新的历史情境下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进一步松动的迹象。[23]
（三）榷关与关税制度
榷关制度是清政府商业政策的重要体现，剖析其演变和作用，对于说明清前期商品经济的兴衰具有特殊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的开放以及中国台湾有关档案的出版，学术界对于榷关制度的探讨逐渐增多，且已出版的清代榷关研究著作多以税关制度为研究对象。黄国盛全面论述了清代鸦片战争前的粤、闽、浙、江四海关的设置、沿革以及沿海地区的经贸及管理制度的演变状况。[24]祁美琴首次系统地梳理了清代榷关制度发展的完整历史过程，并通过“榷关”这个国家财政的“中枢神经”，对清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予以了深刻考虑。[25]邓亦兵则将视线集中于清代前期的关税制度，对其建设和改革，规范化进程和所存在的缺陷，以及政府作用展开了详细探讨。[26]
此外，诸多学者专门就榷关的官员委派、税率税则、榷关管理、免征措施等予以关注。
首先，在税则税率方面，日本学者香坂昌纪认为，清代商人承担的税负越来越重。[27]许檀、经君健则认为，清代物价从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而清代的税则条款和税额从整体上看是相当稳定的，因此税率是呈下降趋势的。[28]邓亦兵也依据不同时段税则的变化，通过计算部分商品税率，再次证明税率是比较低的。[29]
其次，在人事管理和税务管理方面，吴建雍引用大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对榷关的差委、征税和奏销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清朝榷关促进了清初经济的繁荣。[30]何本方研究了清代户部诸关的关制和作用，认为清代榷关制度有其对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但该制度健全与严密的发展时期，正是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废除封建关税的时期，这就决定了其悲剧式的历史命运。[31]鲁子健认为，清代前期由于实行“诱而征之”的方针，榷关客观上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中期以后，由于榷关关务腐败，吏治不修，其逐渐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32]马永山指出，清初定额报解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弊端，并强调通过顺治、康熙两朝统治者进行长期摸索与改革而逐步建立起的新的、比较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税制度，在中国关税制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33]廖声丰则将政府对榷关的管理主要分为官员管理、征税过程管理以及对商人和商业行为的保护三部分，并指出清前期榷关管理变化较大的原因在于政府试图寻找一条比较适合榷关管理体制的道路。[34]
基于榷关管理制度的研究，有关政府对于清代商业发展的态度和作用再次成为部分学者所关注的焦点。邓亦兵指出，作为向商人收税的抑商政策，确实贯穿于清代前期的始终，实践也证明这种政策的合理性，因为税收是每个政府管理国家经济的正当手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清代前期决策和执行者对抑末、抑商的看法却与我们把抑商完全赋予现代经济学的内容毫不相干。[35]廖声丰用现存的大量关税档案表明，清政府曾多次下拨资金整治河道和陆路，以保证商品的畅通。因此，清政府的商品流通政策与管理虽然以维护政权统治、社会安定为主要目的，但政策落实的客观效果却有利于商人经营和商品经济发展。[36]
（四）榷关与商品流通
我国关税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明以前历代设关的主要目的却只是盘查过往行人，控制重要物质流通，维护专制统治阶级的利益。[37]不容忽视的是，随着宋代以来城市商业的繁荣，关税征收额的增长从侧面客观反映出各地货物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逐渐凸显出“关市之征”与商贸活动的紧密联系。有清一代，基于明代钞关发展起来的用于征收长途商品流通税的清代榷关，逐步成为仅次于地丁钱粮、盐业的国家税课中商业税的主体。如是，以榷关为研究视角，对清代商业贸易状况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日渐提高。
从宏观角度来看，范毅军通过考察运河、长江、沿海等主要流通渠道沿线榷关的商品流通走向及其数量，论证清前期已经形成了全国的统一市场。[38]许檀利用税关资料及统计分析，探讨了明清时期全国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化，指出清代前期运河的航运价值逐渐被海运取代已成必然，而长江逐渐成为贯通东西的经济大动脉和重要流通渠道。[39]另外，许檀在对明清城乡市场网络体系进行相关研究时，专门突出了户部所属税关所在城市的地位，指出流通枢纽城市主要是指作为全国性或大区域的流通枢纽城市，其贸易范围一般多覆盖数省或十数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40]。日本学者滨下武志通过对清末海关税收与中央财政关系的阐释，以及外国人任职中国海关史实的梳理，详述了国际贸易与通商口岸市场圈对清末经济的作用。[41]廖声丰则明确指出，常关口岸是城市商品流通的重要载体，客观上对市场的发育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区域经济的发展则进一步促进了常关税收的增加。[42]
在个案研究层面，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山海关、龙江关、西新关、九江关、芜湖关、凤阳关、赣关、天津关、淮安关、北新关、浒墅关等榷关的税收与商品流通量、大宗商品流向及交通路线等内容，相继成为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彭泽益运用清初四海关一些年份的税收量估计了当时全国的商品流通额，并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历年的贸易规模，有助于我们理解18世纪中国国内外贸易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43]许檀先后对山海关与东北沿海贸易、九江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品流向及商品流通量关系，清代前期的龙江、西新关与南京商业的内在关系，以及乾隆至道光年间天津关的关税与海税变化所反映出的天津商业地位之变迁均予以了详细分析。[44]廖声丰则依据关税档案对清代前期芜湖关、凤阳关、北新关、粤海关、江海关以及清代赣关与鸦片战争前淮安关、天津关的税收及商品流通进行了相关探讨。[45]此外，中国台湾学者林子雅认为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经济关系上，浒墅关与苏州都具有紧密的联系，从而以浒墅关税收变化探究其与苏州经济地位之关系。[46]这些研究成果的明显特点是较为清晰地梳理了我国沿海、运河沿线、长江沿线诸关的商品流通及其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
（五）榷关与北路贸易
对于北路贸易过程中的榷关，由于史料阙如，以往一直鲜有成果问世。直到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于北路三关的关注逐渐加强，并先后出现了对其兴起、发展和历史作用进行探讨的相关研究。
王德功先后就清廷西征与杀虎口繁荣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杀虎口税关始末做出相应解析，并予以大量史料作为支撑。[47]燕红忠、丰若非以杀虎口监督的一封奏折为基本史料，将杀虎口置于清代民族贸易的大背景之中，对其具体的人事管理制度以及由关税反映出的商贸发展水平进行了相关剖析。[48]
中国台湾学者吴美凤通过考察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杀虎口税关奏折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廓清了清代“远在边疆”的杀虎口税关财政、国家行政职能、土地和税关修缮等问题，并强调了杀虎口在清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49]许檀利用诸多碑铭资料对清代前期杀虎口商业予以考察，指出杀虎口税关对于西北边疆贸易顺利发展的积极保障作用。[50]邓亦兵认为，清前期杀虎口对于西部中原与蒙古经济联系起到了重要的陆路纽带作用，但也同时强调了这种作用对于当时经济发展的局限性。[51]
从经济史角度对张家口展开的探讨，主要集中于许檀先生的研究成果之上。其一方面指出，张家口是清代前期我国北方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清代中俄陆路贸易的重要口岸，并强调清代前期张家口的崛起是清代北疆贸易发展之必然；[52]另一方面则对清代后期张家口的发展轨迹做出分析，指明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的介入不仅使张家口税关的税收大量流失，而且山西商人在茶叶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也逐渐被俄商所取代。[53]
有关归化城商业发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原因就在于诸多对于北疆地区商业发展或涉及汉蒙民族贸易的研究成果都会以其为研究重点，卢明辉曾对清代蒙古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作出详细探讨，杨选第则对清代呼和浩特地区的工商杂税进行了深入分析。[54]此外，中国台湾学者黄丽生曾对14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呼和浩特地区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的社会经济变迁做过详细阐释，并简要地概括了清代归化城关税的消长过程及原因。[55]许檀则在指出归化城与张家口同为北疆贸易的两大重要枢纽基础上，利用税关资料和雁门关碑铭资料，对清代归化城的商业做出进一步考察。[56]
祁美琴在与明代长城边口互市相对比的基础上，对清代长城边口贸易存在的原因、贸易的特点、商品种类、贸易量、管理及其性质诸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57]米镇波则通过大量俄文资料对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演进过程、贸易额的变化情况以及中俄双方在贸易政策方面的探讨作出了详细阐释。[58]除此之外，廖声丰指出，张家口、杀虎口、归化城、多伦诺尔、古北口等榷关对于促进北疆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们使内地与北疆地区成为一个牢固的经济共同体，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59]乌云格日勒则从宗教、政治、军事和商贸等方面探讨了多伦诺尔在清代蒙古地区所形成的地位，概括地分析了多伦诺尔边城由极盛转向衰败的原因。[60]
三 选题意义
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学术界对于榷关与清代财政、关税制度和区域商品流通之间相互作用及影响的探讨，已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榷关与清代北路贸易发展之关联的前提和基础。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专门针对北路三关的商业发展，北部边疆其他关口以及北路贸易的性质提出了独到见解。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都彰显出清代榷关在北路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为北路贸易的客观量化分析提供了宝贵借鉴。
清代北路贸易本身涉及多方面内容，诸如其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条件、宏观形势、政策背景，贸易过程中的经济主体、货物流通、商运线路，以及贸易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等。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可以围绕主要榷关而展开，原因就在于依据榷关税收的盈缩变化，能够对区域市场内的贸易流通规模变迁拥有清晰把握。由此而来，清代北路贸易中的汉蒙贸易与中俄贸易的相互作用也可以得到相应解释。另外，北部边疆榷关自身所具备的独特战略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刻影响清政府和皇帝的政策倾向，并最终对该区域市场的商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然而，以往关于汉蒙民族贸易或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的研究，从研究视角层面来考虑，基本集中于单独就中俄恰克图边境贸易或汉蒙民族贸易进行局部分析，缺乏对北路贸易更为宏观、系统的整体性研究；从研究方法层面来考虑，由于史料阙如，大多数研究成果仍局限于定性研究，相关的定量研究则略显苍白，从而无法对北路贸易作出更为科学、客观的评价。
有鉴于此，本书正是通过对清代北部边疆非常关键的三个榷关——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进行相关分析，从其历史沿革、制度演进、财政地位，尤其是实征关税的波动、贸易项目的统计、贸易额估算等诸多方面来揭示清代北路贸易的一般发展路径，并依据量化分析对其做出相关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