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代“问题皇帝”及其表征
皇帝只有做到“勉者在勤政、讲学、敬天、法祖、节用、爱士、重农、备武；戒者在声色、货利、土木、神仙、游玩、骑射、拒谏、启宠”[52]时，才能真正实现由“自我”向“超我”的转化，才符合皇帝的角色规范。
一 皇帝分类及划分标准
明代皇帝在其彰显人格特征时，大多未能体现出“超我”境界，反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病症，因而谓之“问题皇帝”。学术界基本存在两种看法：其一，根据明代皇帝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国家、社会尤其是民族历史命运的负面影响，其多数的存在意义令人质疑。[53]“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明朝十六位皇帝中，只有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比较有作为，其余的皇帝普遍昏庸不堪，其怠政可谓一个胜过一个”。[54]其二，主张将明代皇帝从圣坛还原为平凡人，将其视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痛苦、有困惑、有无奈的人，从而对他们的荒唐怪诞的行为予以理解，而非一味地予以否定和批判。[55]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来，持同情之理解者越来越多。
明人李贽在其著作《初潭集》中以较大的篇幅总结、分类中国历史上的君主与帝王，具体分为圣君、贤君、明君、英君、暴君、昏君、纵君、庸君八类。[56]其行文尤其着意那些不合君道的君主——“暴君”、“昏君”、“纵君”、“庸君”四种。可以说正体现了当时的士大夫对本朝不称职皇帝的基本理解和评价。李贽的这一做法颇值得留意，在传统的分类[57]中，未曾得见“纵君”一说。联系到明世宗与神宗的极度荒政怠政、明武宗的放荡不羁、明熹宗溺于木艺手工制作的行径，可以说，“纵君”正是对这些皇帝最贴切的比喻与评价。按照李贽的分类标准，惠帝、仁宗、孝宗属于中间类型，武宗、世宗、思宗属于暴君，景帝、英宗、宪宗、穆宗、光宗属于昏君，武宗、神宗、光宗、熹宗属于纵君。按张分田的分类标准，太祖、成祖、武宗、世宗、思宗属于暴君，宪宗、穆宗、光宗、熹宗属于愚君，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神宗、熹宗属于荒君。
目前，史学界关于明朝皇帝的基本评价和分类大体如下：太祖乃创业之君，成祖是开创之主，孝宗为中兴之主，仁宗、宣宗、穆宗属于守成之君，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神宗、光宗、熹宗属于昏庸之主。陈宝良认为，“如果将明朝皇帝看成一个社会群体，再加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恪守儒家传统的礼仪准则，勤俭治国，崇儒重道，一生勤于政事，以开国君主朱元璋为代表，相类者有成祖、仁宗、宣宗等；另一类对礼教多少有点背道而驰，甚至带有反叛精神，厌倦于宫廷生活，或醉心于道教，或嬉戏成癖，以武宗、熹宗为代表，相类者有世宗、神宗等”。[58]但这种分类明显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无法给惠帝、景帝、思宗定位；第二，对于只有一年统治时间的仁宗和一月天子光宗的定位、评价是否恰当？第三，居于中间位置的昏庸之主——英宗、宪宗、武宗、世宗、神宗、熹宗显然并不处于同一层面。该分类过于简单、笼统。
当代学者张分田根据皇帝的人格结构将之分为圣君、英君、明君、荒君、昏君、愚君和暴君七类。[59]张分田指出，暴君的人格特点和行为趋向是：偏执、狂悖、忌刻、残忍、酷虐，他们喜怒无常、刚愎自用、无端猜忌、嗜血成性，往往以莫须有罪名而滥杀无辜，甚至以杀人取乐；愚君的人格特点是：智力低下、素质平平、庸庸碌碌，他们有的是幼童，有的是白痴，有的是低能；昏君指的是心智正常却不能体认正确的为君之道并努力遵守君主规范的帝王，其表现为对君道应知而不知，或知而不行，或不能始终遵行，在实践中有暴虐、愚蠢、荒淫行为；荒君属于无志君主，他们安享帝王尊荣，却怠于履行帝王职责，利用帝王权势为穷奢极欲开辟道路，醉心于个人嗜好，怠弃国务，甚至干脆不理朝政。在这几类君主中，暴君滥施淫威，愚君不识君道，昏君政术乖谬，荒君玩物丧志。[60]例如，明武宗荒嬉朝政，世宗崇道荒政，神宗不理朝政，熹宗终日嬉戏。熹宗不像太宗那样雄猜忌刻，不像武宗那样穷兵黩武，不像神宗那样聚敛财货，不像思宗那样刚愎自用，其行为特征集中在一个“玩”字上，因而是最典型的荒君。李贽的分类是建立在历史掌故的基础上，张分田对皇帝的分类则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和评判标准。
笔者关注皇帝的扮演者与角色本身的关系问题，将“制度之我”与“本我”分别审视，从角色扮演的过程和效果进行评价，以期更客观、公允地看待明朝皇帝。概言之，凡是遵守自己的角色规范，能成功、顺利地完成了自己角色所赋予的职责与使命的皇帝，即为圣贤之君、英明之主；而那些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角色扮演失败的皇帝，则归为平庸之君、昏聩之主、亡国之君。导致角色失败的因素很多，我们根据“角色冲突”的四个层面，探讨每位不称职皇帝的具体情况，分析其原因及最终造成的后果。
本书对明朝皇帝进行分类研究主要参照两个系数：第一，根据皇帝的角色规范来衡量每位皇帝在扮演皇帝角色时的态度、能力、实践活动、客观效果，并结合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进行研究。第二，根据皇帝的人格特征，对其扮演者的态度与行为予以评估，圣、明、英、哲、仁、昏、暗、愚、庸、暴、虐、残这些字眼作为君主的人格特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个体皇帝身上。特别是明朝皇帝，就其个性特征、扮演皇帝的客观效果而言，唯有这种细致的分类方法才能够更客观地评价他们，从而避免简单的标签式分类方法。
“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既是皇帝的基本职责与义务，也是君德的重要内容，此即所谓的皇帝的角色规范。皇帝作为最高首脑，统御万民，治理天下，担负着国泰民安、王朝兴盛的重担。他必须在君德与治国方面都有很大建树，方能实现太平之治。但这并不是要求每位皇帝都是出色的政治家，都具备很高的政治素养和能力。因为他毕竟是高高在上的君主，很多具体事务由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统来运作。
举大器者，不可以独运；居大业者，不可以独成。故择贤任能，布列庶位，安危协心，盛衰同德。昔殷周之兴也，用伊尹、周公诸贤，故卜世永久，历祚灵长。秦隋之季，弃群策于汉高，委英雄于唐主，独任其智，未几而亡。盖根疏者易拔，源浅者易涸。人君欲弘其德，惟当广览兼听，博达群情，则治益盛隆，道日光大矣。[61]
古之君子，德充于内而著乎外，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62]
以德服人、以德治民、以德治国是传统社会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因此评价皇帝称职与否时，并不一味地强调皇帝本人的素质和能力，而重点看皇帝对待自己职责与义务的态度、当政期间的表现以及选拔官员治理国家是否得当。只要他在位期间，尽心尽责，持之以恒，坚持做到敬天、法祖、勤政、爱民这四条，坚持上朝，虚心纳谏，勤于政务，知人善任，驭臣有术，就是称职合格的皇帝。但是，明代皇帝能够达到这两个要求的寥寥无几。
二 明代皇帝执政群像图
明太祖朱元璋“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63]；“每日星存而出，日入而休”[64]；“圣主观书居大善，三更龙辇未言归”。[65]明太祖虽日理万机，却毫无怨言，严格要求自己，“持身谨行，平日无优伶悻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踣忌。至若朝廷政事，稽谕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间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66]欲做一代圣主，委实不易，慎与勤缺一不可。明太祖“遇事必精思而后行，唯恐不当，致生奸弊，祸及百姓，不敢有顷刻安逸；凡出一言、行一事，兢兢业业，唯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懒”。[67]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日日勉励自己，“虽圣德日新而倦倦不忘儆戒，虽威加四海而兢兢不忘远虑”，朱元璋才得以跻身名主行列，是明代最成功的皇帝角色扮演者。
建文帝“旦暮亲政，勤励靡遑。复于乾清、坤宁南北二宫间为退朝燕处之殿，置古书圣训于其中，沉玩静思，名之曰‘省躬’”。[68]他对待祭祀非常谨慎小心，亲自“乘舆临视，殿坛戒饬。百吏涤牲省器，各严厥职，无敢或违”，“宿于斋宫”，“尚食进素膳，及期行事”[69]，态度值得嘉奖。
成祖朱棣登上皇位后，“朕心兢惕，寝食不宁，方反躬省愆，惶惶夙夜”，“夙夜拳拳，仰惟皇考创业艰难，惧弗堪负荷，不敢怠宁”，“旦夕袛谒奉天殿，未尝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礼”。为了处理好国政，他经常“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计”。此外，他还坚持“每旦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是时神清气爽，则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必得其当，后付所司行之。朝退未尝辄入宫中，间取四方奏牍，一一省览。间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因为“一怠惰则百度驰”，治国以“管束此心为切要”。[70]成祖颇具文治武功，是一个精力旺盛、积极有为、勇于开拓进取的皇帝。正因为他勤于治理，劳心治国，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惶惶夙夜”，才将明太祖的事业发扬光大，巩固政权，为子孙赢得权力的合法性，并成为明朝优秀的皇帝之一。
仁宗即位后专门建立弘文馆，经常临幸此处，听群臣讲解经史，毫不疲倦，“西角门前御仗回，弘文馆内讲筵开。君王不好霓裳舞，宣唤词臣上殿来”。[71]
宣宗在歌舞升平的年代，没有被锦衣玉食击倒、沉醉在声色犬马中，他念念不忘祖辈的创业与艰辛，以皇祖为标准，时刻警戒自己：“皇祖每教以慎修敬天，朕未尝敢忘。天人感应，惟天心仁爱人君，常示变以警之。惟明君必敬天于所警，皆有惕厉修省之诚，未尝忽也。”[72]观念决定行动，有了这样的觉悟与认识，他在位期间“夙夜慻慻”，“惟夙夜敬励不敢怠宁以仰负高皇帝讬付之重，奈何岂可忘慎德？”[73]为了提高执政能力，他在宣德八年（1433）专门修建广寒、清暑二座宫殿，存放书籍，经常前往观览学习。“广寒深殿下书帷”，“援琴自鼓猗兰曲，梦寐求贤侍女知。”[74]宣宗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关心民间疾苦，又有杨士奇等贤臣尽心辅佐，赢得官员百姓的爱戴。其统治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却海内外“治平”，呈现“仁宣之治”的盛况，被誉为“太平天子”，奠定了他在明代皇帝中的历史地位。
英宗冲龄继位，宠信宦官王振，对之言听计从，导致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特别是“土木之变”引发明朝统治危机，摇摇欲坠。幸亏景帝即位，于谦等社稷之臣精忠报国，才挽救了国家危亡。被俘经历与七年南宫的软禁生活使英宗痛定思痛，复辟后洗心革面，“每日五鼓初即起，拜天毕，阅奏牍，处分讫，乃朝庙，方视朝，退朝母后，还宫复阅奏牍罢进膳。饮食随分，未尝拣择，衣服并随便”[75]，尝读《四书》、《尚书》、二典三谟，对其后期的统治有所帮助。因而英宗统治的前期后期有巨大变化，需要以发展的眼光辩证看待。
而景帝执掌政权，化解危机后，将政治军事要务托付给于谦等人，自己转向个人享受，“君王近爱青楼舞，别起离宫召惜儿”。[76]
孝宗是明代中叶以来唯一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在其执政前期，“静数莲酬第五更，寒鸦金井未分明。批衣欲坐犹疑早，前殿连传警跸声”。[77]他平日留心政事，优礼大臣，一日数次召见大臣，请教治国爱民之道。即使回到宫中，仍细细回味大臣的建议，“稳坐御床无一语，但称难得老尚书”。[78]他时刻心系民众，忧国忧民，如果遇到水旱灾害，更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御前黄盖进羹汤，玉筯频停不肯尝。应是司农闻水旱，蹙眉时读两三行”。[79]“天颜消瘦源何事，只为司农水旱书。”[80]他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学习和政务，较少留恋后宫，“三千粉黛浑如扫，圣主重幡日讲章”[81]，“莫嫌宫监希恩赏，玉辇何曾更一来”。[82]他的这种忧国忧民、虚心纳谏的胸怀大大提升了他的“君德”，弥补了个人能力的不足，受到朝野上下的好评与衷心拥护，因而成就了“中兴”之业，被人们视为“中兴之主”。
但孝宗在其统治后期，“视朝渐迟，或日高数丈”；大臣“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唯有通过奏疏传达下情。皇帝却又“不以时断决”；也不再坚持学习，“每岁进讲不过数日，去年春夏日讲止得三次，秋冬经筵止得一次”；还将大量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修斋设醮烧丹炼药”[83]上。中后期的孝宗已经不再是称职的皇帝，沦为庸君、昏君。
武宗在位期间，荒唐事层出不穷。早晨精力来不及，就派中官传话免朝。“帐殿春眠日色饶，掖垣簪珥自群僚。中官又启排珰就，亭午传宣且放朝”[84]；“蜀马分弓对打球，纤腰贴地涴青油。金牌银鸳从渠爱，谁敢争先第一筹”[85]；“球场夜出濯龙门，万朵银云拥至尊。豹房车中谁第一，平康小妓最承恩”。[86]武宗纵情于游戏，经常不视朝，宠信宦官刘瑾。刘瑾“西南面倨之，鸿胪唱各官叩头而题奏下某部，与某某酒饭，皆其言语”[87]，在民间享有“站皇帝”的称号。武宗身为皇帝却不愿住皇宫，另建豹房，日日与优伶厮混，所谓“玉水垂杨面面裁，豹房官邸接天开。行人莫爱缠头锦，万乘亲歌压酒杯”。[88]他不留守京城，却多次巡幸大江南北，不肯回京；堂堂一国之君，却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自居，疏于政务，四处骑射打猎，“榆林绝塞破重围，白草黄沙万骑飞。元帅凯旋功第一，锋车载得美人归”[89]；不宠幸精挑细选、才貌双全的后宫佳丽，却偏偏喜爱他人之妇、寡妇、艺伎，强抢民女。可以说，其所作所为完全与皇帝角色、身份相背离。他完全不顾忌祖训制度的规范，冲破一切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胡作非为，为所欲为。武宗的确是一个彻底的“纵君”、“昏君”。
世宗在位45年，初年还励精图治，意欲有所作为，然而在其统治的中后期，端居西斋宫30年，不肯上朝，宠信阿谀奉承之徒；打击言官，力挫谏臣；喜祥瑞，薄于父子之情；不体恤冻馁灾民，却大修道观庙宇；甚至以“青词”为选官用人的标准，大封“青词宰相”；迷信道士的“二龙不得相见”邪说，致使储位虚悬20多年，国基不稳。对于世宗的这些行为，正如人们在一首诗中谈到的，“垂拱万年如一日，礼臣何必议青宫？”[90]世宗不在正殿办公，不住乾清宫，专门在西苑修建无逸殿和永寿宫。“天子每临无逸殿，词臣赐座讲豳风”。[91]率领大臣游筵其中，日夜敬神，专心玄修。“通天台上无人观，只有君王拜玉清”。[92]阁臣和各部大臣居住在附近，随时候命撰写青词，不复至殿办事。对于皇帝最重要的祭祀活动、春祈秋报大典，世宗不甚用心，全部遣官代行，而祭神各项礼仪却事必躬亲。“拜舞不同郊社礼，科仪一一圣人裁。”[93]“内宫新制玉清符，独赐亲臣道允服。何事官家频顾问，宰公冠上戴曾无。”[94]世宗对朝臣的关注只停留在臣子是否按照自己意愿佩戴道冠、玉清符，是否尽心撰写青词等上面，拖着臣子和自己一起疯狂修行，尊崇道教，置政治使命、国家责任于不顾，的确不是一位合格的皇帝，而是一位“荒君”。
穆宗在执政的第二年春天就开始“为龟山之乐，纵长夜之饮，极声色之娱，朝讲久废，章奏遏逆”。[95]在其身上看不到明初皇帝那种“战兢”、“谨慎”、“尽人事”的虔诚态度，更别提“夙夜拳拳”，为国殚精竭虑。穆宗以“好内”闻名，其朝出产的专供内廷使用的酒杯茗盛上，“俱绘男女私亵状”。穆宗的这种特殊爱好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富家宦世纷纷效仿，一掷千金购买这种瓷器。“千峰翠色越窑瓷，传合泥人别样奇。不道深宫行乐秘，茗杯先遣外间知。”[96]穆宗的言行决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少有作为的昏君。
神宗早年依靠张居正，支持张居正进行改革运动，使得明王朝一洗往日积弊，重现繁荣景象。客观地说，这些成绩的取得与神宗自身的才能、政绩关联不大。因为在这十年里，他还是一个懵懂的孩童，无法亲理政务。当神宗亲政后，可以承担自己对整个帝国的使命时，他却表现得异常懒惰，成年累月耽于酒色。“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迟，辄毙杖下”。[97]神宗长期身居九重，万事不理，荒政怠政极为突出。“近日嫔御女谒，怠于日讲，荒于经筵，一切施行，渐多颇僻。讲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日远”[98]，以“酒、色、财、气”闻名，爱发脾气，对大臣打击报复不遗余力；爱财如命，矿监税使骚扰天下；宠信郑贵妃，迟迟不立太子，“国本之争”长达二三十年，等等。神宗的行为很难让人联系到“中兴之主”、“有为之君”。在他身上看不到优秀帝王应该具备的素质。同他的祖父世宗一样，他不仅是一位昏君，更是一位荒怠、荒唐、荒淫的荒君。
只当了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光宗留下的记载更少。他在政治上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一上台就要求大臣选秀女，欣然接受昔日宿敌——郑贵妃的礼物（四位绝色美女），为郑氏收买，改变立场。除了政治上庸碌无为、生活上好色荒淫外，他几乎没有留下其他痕迹，也是一个昏聩无能的君主。
熹宗沉溺于游戏与玩耍。从爬树掏鸟窝、钻洞捉迷藏、养猫抓蟋蟀斗公鸡，到狗马骑射、溜冰划船、赏花采草、观看灯会、制作机关、登台演出等等，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艺，日日营作，乐此不疲。《明宫词》所描绘的熹宗是一个长不大的小顽童。夜宴时经常玩一种游戏，在筵席前悬挂一个银铃，命令宫人用帕蒙住头绕行，互相撞在一起就出局，触到铃铛就将银铃赏给她。“再系再触，终夜不倦”。他对女色不感兴趣，“灯影狮龙娱永夜，君王何暇伴纤腰”。每晚宴席结束后，就开始欣赏各种杂戏，深宵方就枕。[99]熹宗在原本用来处理政务、学习的场所——懋勤殿中挖了几个地坑，御宴演戏，经常临幸。可以说，熹宗在位的七年间，“斗鸡打马消长昼，一半春光戏里过”[100]，几乎全部是在这种嬉戏游玩中度过的。对于政务，“大事多教属厂臣，手营窄殿秘如神”，非亲昵内臣不得见。[101]熹宗不仅是一位昏君，还是一个彻底的“纵君”、“荒君”。
崇祯皇帝可以说是明代后期难得的一位好皇帝。他一改前面数位皇帝荒诞、慵懒、好色、逸乐的坏习惯、坏风气，重新遵循祖训制度的规范，力图做一个力挽狂澜、挽救危局的“中兴之主”。他勤政爱民，“绛蜡宵分跋几除，至尊永夜览文书。每逢水旱兵戎事，共睹龙颜惨不舒”。[102]“凡下科疏，类朱批日时，以防壅谒，多有子丑时者，盖批阅至丙夜不休也”。[103]“昨朝暖阁询边计，今日平台议用人。内宴排珰迟不御，相传弘治事重新”。[104]他对学习十分重视，喜欢读书，在各宫殿御座旁都放有卷帙，“坐则随手披览。尝作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因而颁行天下，士子咸诵焉”。“案头递筪御香熏，午夜犹闻诵典坟。才闻外间科目鬼，君王还习四书文。”[105]“御案琅函入览多，孝经小学日编摩。代言票拟仍涂改，哪有闲情看舞罗。”[106]一次，崇祯皇帝以岁朝朝见太后，坐着休息片刻，竟然睡着。“太后戒勿惊，命尚衣谨护之。顷之，帝觉，摄衣冠起谢曰：‘神祖时海内少事，今苦多难。两夜省文书，未尝交睫，在太后前，困不自持如此。’太后为之泣下。”[107]崇祯日夜为国事操劳，废寝忘食的敬业精神，的确令人肃然起敬。此外，他对祭祀也十分重视。祭祀的时候，“皆预斋戒，必亲视祭品精洁，然后供献。秉圭兢兢，若神降临然，其敬慎若此”。[108]遇到水旱灾害、社会危机四伏，主动停止宫廷筵席歌舞娱乐活动，“水嬉过锦绝欢娱，内殿宣传罪己诏。忧及万方多涕泪，比来长御省衍居”[109]。国人举手相庆，以为又出现了中兴之主。单从崇祯皇帝在扮演皇帝过程中的态度、主观愿望而言，他的确可以与明太祖媲美。
人们在解读、评价这位亡国皇帝时，往往称其为生不逢时的悲剧皇帝。然而事实上，他的性格存在着巨大缺陷，刚愎自用、猜疑，也是导致其迅速败亡的重要原因。崇祯“披红未许内臣猜，覆辙惩前惕圣怀。起草也防遗纸上，旋书几上却旋揩。”[110]“上每发本，俱先经宽定，分为首票通票数套，其最重大者，亲封黄绢小匣，御题某日某时送阁。及票拟签上进，亦封还匣内，以文渊阁印钤送。及批红发下部科，复将亲批票签密封送阁，其缜密。古未有也。”[111]思宗雄猜疑忌，又过于自信，事皆独断，使其执政“似明似昏：太阿独操类明君，刚愎自用属昏行；渴望用人，而又轻于行刑，结果立贤无方，用人太骤，杀人太骤；锐意更革，而又骤于行法，结果三翻四覆，夕改朝更，举措失当；躬行节俭，而又刻于理财，结果日事居积，日事加派，民众困苦不堪。他勇于求治，却将政治弄得雪上加霜；竭力挽救国家危亡，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112]
张分田总结明君人格的共性是：体认君道，孜孜求治，特别是在任贤、重民、纳谏、执法等方面多有嘉言懿行，很接近理想中的“自尊—自罪”帝王人格；英君特指才智过人、功业博大、声名显赫的君主，能体悟君道的真谛，并出色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圣君是不思而体道，自然而合道，不像明君需要通过修行来实现向圣的靠拢。[113]在明代政治生活中，几乎没有出现过一位“圣君”，像明太祖、明成祖、明宣宗的出色表现都是建立在他们十分强烈的自我认知、内心体悟与外界规范的约束，因而三人同属于“明君”行列，其中明太祖和成祖因为出色的功业又跻身于更高的层次——“英君”。
张分田认为，“明君与昏君是相对而言的，其根本区别在于昏君妄自尊大，结果使自己的心态、言行失去必要的节制与调整，甚至理昏气乱，举措失当；明君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整自尊心态，善于卑以自牧，做到自罪、自抑、自节、自制，使人格维度处于适宜范围内。明君大多审时度势，善于把握道与术、文与武、刚与柔、宽与猛之间的分寸；而昏君一味借助强制性手段处理君臣、君民关系，因而招致一系列政治恶果。”[114]崇祯皇帝的所作所为，尤其是他政治上的重大失误，消解了他主观意愿上的积极进取。原本极有可能成为一代“圣主”的他最终沦为“暴君”、“独夫”、“亡国之君”。
正因为皇帝在处理问题时心态与权术运用的度量有区别，对社会、国家产生的后果截然不同，才能使这两类人分野，得到比较客观的判断。根据明代十六帝的表现，结合他们的人格特征，我们进行了大致分类，并将太祖、成祖、宣宗从众多皇帝中择离出来。对于其他角色扮演失败的皇帝，我们总体称之为“问题皇帝”。
三 “问题皇帝”的共性特征
本书所研究的明代“问题皇帝”，具体而言之，就是明英宗以降的皇帝，包括明英宗、代宗、宪宗、孝宗[115]、武宗、世宗、穆宗[116]、神宗、光宗、熹宗和思宗。英宗朝开始出现宦官专权，加上“土木之变”，明朝一度陷入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土木之变”标志明朝由盛转衰，此时明朝已经建国八十余年，是整个王朝276年统治时间中三分之一历程。此后明朝历任皇帝与前期皇帝迥异，正如明人叶名澧在《桥西杂记》中谈道，“明自英宗、武宗极淫秽之恶，世宗又沉迷道教，不问国事。君荒于上，臣纵于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陵夷至于隆万之际，纪纲败坏，万事瓦裂”。[117]
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皇帝都善于用面具伪装，通过宗教仪式欺骗民众，获得民心，巩固统治。但明朝皇帝并不愿戴上这一面具，屈服于礼仪制度规范或人们的意愿。他们纷纷选择自己中意的生活方式，因而在皇帝角色的扮演过程中表现极差。中后期的皇帝几乎都偏离正常的轨道，走上歪路，不是荒君，就是昏君，或者纵君，或者暴君，没有一个值得称道。他们即位之初尚在外人尤其是官员面前带上虚伪的面具，装扮成勤政爱民的好皇帝，却终究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不能持之以恒，很快就露出真面目，或“始于勤而终于肆”，或“勉强于众庶瞻觌之时，而放逸于闲居狎处之际”。[118]
明代“问题皇帝”角色失范表现在诸多方面，类似的问题在多个皇帝身上反复出现。
第一，视政务为累赘，荒政怠政现象突出。
勤于政务对皇帝有特殊的意义。“凡事勤则成，怠则废，思则通，昏则窒。故善持其志者，不为昏怠所乘，是以业日广，德日进。圣人初无异于常人，而常人不能如圣人者，以弗勤弗思耳。”[119]只要君主勤于政务，“勤于思则理得，勤于行则事治”。[120]君臣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或多或少都能解决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有利于治道。勤政是皇帝最基本、最重要的职能规范，太祖、成祖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勤政的重要意义。
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无为为藉口，纵恣荒宁，不亲政事。殊不知治天下者，无逸然后可逸。若以荒宁怠政为垂拱无为，帝舜何为曰耄期倦于勤，大禹何以惜寸阴，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且人君日理万机，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遗患不可胜言。[121]
勤之一字，岂独农夫当尽？士工商皆当尽。至于人君，尤不可不尽。人君则当致勤于心，朕每退朝静坐，必思今日所行几事，某事于理如何，于人情如何，若皆合宜，心则安矣。有不合宜，虽中夜，必命左右记之，俟旦而改之。盖一事失当，人受其弊。故不得不勤。[122]
明太祖“鸡鸣天子下床梯”，“午夜披衣不厌劳”。[123]开国皇帝和王朝前期的诸位皇帝多感立国和治国的不易，同时具有强烈的掌控全局的权力欲望，他们从中获得的治国成就感和权力运作的快慰感，足以弥补其巨大的付出。
但王朝中后期的皇帝大多养于深宫，既无法感知前人对于打江山与坐江山的那份情感，又畏惧艰辛，厌恶繁杂的政务。因而，荒政怠政也便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如精力异常旺盛的武宗在正德元年就开始“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他把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起居无常，寝膳失节，以致耗费精神”，防误政事，白天日高数丈仍不肯上朝。[124]类似情形在明朝皇帝中绝非仅见。他们不仅没有坚持祖训的“勤政”条令，反而表现出相当的慵懒昏聩，荒于政务，无意朝政。
第二，懈怠“敬天”职责，经常遣人代行，视为儿戏。
“敬天”，祭天祀地等一系列沟通神人的典礼活动是最能体现皇帝宗教职能和礼仪性功能的仪式。历代统治者无不倍加重视，力图为自己的统治披上神圣的宗教外衣。明代祭祀的名目之繁多[125]，规格之细致[126]，活动之频繁[127]，在中国各代王朝中颇为突出。
太祖在建国之初就十分注重通过各种典章制度、礼仪规范将天子意识不断强化、推广于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施行礼乐教化，并要求皇帝在亲祭（天地、太庙、社稷、山川诸神皆天子亲祀）的宗教活动中，临祭斋戒三日，务致精专、正心诚意。其中“戒”要求皇帝“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饮酒，不茹荤，不问疾，不吊丧，不听乐”，摒弃一切享乐玩好，并且“不理刑名，不开杀戒，积善修德”；而“斋”则要求皇帝在这段时间“专一其心，严畏谨慎，苟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诚，无须臾间”。[128]在整个祭祀过程中，皇帝除了虔诚祭拜神灵外，心中不容有其他任何杂念。太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还戒饬百官，“毫发不诚，怠心必乘其机；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动天地感鬼神，惟诚与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远、鬼神幽隐而有忽心。然天虽高，所鉴甚迩；鬼神虽幽，所临则显。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则吾心之诚敬自不容于少忽矣。今当大祀，百官执事之人各宜慎之”，“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诚敬无间，神灵其依”。[129]太祖希望所有的人都重视祭祀活动，修身养性，不得有丝毫差错。
然而，明代中后期的皇帝显然没有早期皇帝的虔诚与敬业，他们经常遣人代行。
明武宗对“郊庙之祀，天子必亲省”的规定置若罔闻，对祭祀“态度敬畏虔诚，祭祀之日，起居必以其道，出入必以其时，一遵祖宗典训而慎行之”[130]的规定也漫不经心。正德十一年（1516）正旦庆典，文武百官、四夷八蛮入贺，结果从清晨一直等到傍晚武宗才露面，等到散朝时夜已深沉，众臣早已饥肠辘辘，奔趋赴家，前扑后踬，互相蹂践，结果“有将军赵朗者竟死禁门，而他臣僚失簪笏，毁冠裳冕，以得生相慰。午门左右，吏觅其官，子呼其父，仆求其主，喧如市衢，闻者寒心”。[131]“仲冬上视牲，入夜始归。边兵争门，填塞阃内，践踏多死”；“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礼，遂出猎于外，又以夜半还。而三月传胪，状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灯火传呼始克竣事。盖以宵易昼，习为故事。自是期门微行遂不可问。至秋而出居庸，巡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发纫于此”。[132]武宗在其后期统治中四处巡游，无法参加许多重要的庆典活动，改派官员代行，或将日期延后。本来十分庄重严肃、需要皇帝精诚配合的祭祀活动，却因皇帝的轻漫而趋于儿戏化，“郊期屡改，嫌于亵玩”[133]。
世宗原本十分注重整理传统礼仪制度规范，但在“大礼议”之争胜利后，反而不再重视各种礼仪的执行。他终日隐居深宫，修道炼丹，祈求长生不老，较少出席朝廷的各种庆典仪式，只是派遣亲信或者宠臣代行祭祀。嘉靖十一年（1532）“二月惊蛰节，当祈谷于园丘，上命武定侯郭勋代行”。群臣纷纷上书反对，提出抗议。但到了第二年十一月，“大祀天于南郊”。世宗“又命郭勋代之，大小臣遂无一人敢谏者。至中叶，而高拱法官臣下不得望清光”。“盖代祀天地自癸巳始，至甲午后，遂不视朝，何论郊祀哉！”[134]文武百官逐渐接受皇帝亲祀项目遣官代行的做法，习以为常，不再劝谏、抗争，听之任之。
至于明神宗更是借口身体不适、行动不便，使遣官代行成为常态。在关于光宗、熹宗朝祭祀的记载中，大臣和皇帝也经常产生分歧，劝谏无数。
第三，沉溺于物质享受，无视国君的职责，只享受权利，忽视义务。
明成祖在《太宗宝训》中告诫后世君王要“信以服众，仁以抚下，恕以待物。非正言不发，非正道不履。亲仁贤，远奸佞，节嗜欲，戒荒暴，振纲纪，别淑匿，明赏罚”。[135]但明朝的这些“问题皇帝”们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耽迷酒色、淫荒无耻、荒怠政务、拒绝纳谏、重用奸佞、残害忠良，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生灵涂炭。他们将自己所承担的国家职责、政治使命完全抛掷脑后，视朝政国事为儿戏，最终成为其身份、角色的叛逆者。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义务本位主义”[136]将“忠孝视为不可分割的人伦”。即使口含天宪、至高无上的君王也得承认、贯彻执行一国之君的职责与义务，不能不向强大的伦理规范低头。但是明朝“问题皇帝”们并没有屈服，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和途径在明朝这个独特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扩展个人空间，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为自己谋利，突破制度规范的局限，使皇帝那些不为传统社会认可的属于隐性的“私”、“阴”范畴的事务显性化。
明代“问题皇帝”在世俗享受方面充分展示了各自独特的癖好：宪宗常年不上朝，沉迷于戏剧之中；武宗更喜欢驰骋疆场，历览北国风光、江南秀景，随心所欲，快意人生；而世宗则隐居于皇宫狭小的一隅——西苑，日日斋戒修炼，尽享清静无为之美；熹宗虽从事最低贱的匠艺活计，却从中得到无穷乐趣，日日营作，乐此不疲。
第四，对情爱痴迷执着，为情所困而乱家国者屡屡出现。
与政治上的无为形成鲜明对比，明朝皇帝重视情爱，十分执着。为了宠妃爱妾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反目成仇。历来人们认为，红颜祸水，祸国殃民。古制祖训要求皇帝正宫闱，严妻妾之防，反对皇帝专情于一人。皇帝本人在后宫三千佳丽的环绕下，风流成性，较少钟情于一人。然而，从明初开始，太祖、成祖为了纪念他们的发妻马皇后和徐皇后，在其去世后誓不再立皇后，让后位虚悬，以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后皇帝的做法十分极端，他们宠爱、维护的对象不再是正位中宫、母仪天下的皇后，而是宠妃爱妾，甚至乳母侍女，为之不惜与皇后反目成仇，与朝中文武百官抗衡。他们为博红颜一笑而弃祖宗万世基业、大明江山于不顾。
明代中后期社会“尚情”观、情欲观盛行一时。冯梦龙为《情史》写的情偈曰：“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性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137]卫泳公然宣扬“情之一字，可以生而死，可以死而生。故凡忠臣孝子、义士节妇，莫非大有情于人”。[138]明代皇帝尚情、专情、痴情者为数不少。
宣宗为册立孙贵妃为后，费尽心机，不惜以退位相威胁，迫使皇太后和文武百官屈服。其后又授意大臣劝胡皇后逊位让贤，胡皇后实际上是无辜被废，令人齿寒。宣宗可谓开了此风之先河。宪宗最为痴情，深深爱着万贵妃这个比自己大19岁的女人，容忍了她在后宫的飞扬跋扈，容忍了她对其他妃嫔犯下的罪行。即使她令他没有子嗣，仍将所有的感情倾注在她一人身上。万贵妃逝去数日后，哀伤不已的宪宗也随即去世。孝宗一生钟情于张皇后一人，很少宠幸其他妃子。武宗在藩王谋反叛乱的危险时刻，置生死安危于不顾，孤身一人乘扁舟迎接刘良女。出身贱籍的她以“威武大将军”夫人身份陪伴他巡幸大江南北，享受皇后嫔妃都无法得到的尊荣。性格相对懦弱的神宗深爱郑贵妃，费尽心机谋立爱妃之子为储君，不惜虚悬储位19年，被迫册立太子后又冷落太子19年，与文武百官冷战数十年。这些明朝皇帝沉溺于情感，为后妃、女色误国，无视自己作为一国之君的角色地位，淡忘了自己的身份。在皇宫这个最缺乏感情的世界里追寻着自己的感情，将情感生活发展到痴迷乖谬的地步，从而使自己的个人生活、个人行为形同游戏。
总之，明代“问题皇帝”都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过分贪财或好色也属其列。他们普遍缺乏自制力，又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骄奢淫逸，草菅人命，对国家、社会缺乏责任心，对美女醇酒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治国的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挣脱制度与角色的规范，无视自己行政首脑与宗教道德领袖的身份，无视文官的劝谏，一意孤行。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生活，置王国命运于不顾，只关注“自我”的满意程度，尽情享乐。明代皇帝无论是思想认识，还是实践行为，与贤君明主的要求、规范相去甚远。
[1] 英宗之前的诸帝并非没有问题，只是其在位期间，政局尚好。在勤政、履职、尽责等方面多有称道，因此不入明代“问题皇帝”之列。不过，文中在论列明代皇帝某些共性问题时，会对这些皇帝存在的某些问题有所涉及。
[2]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83页。
[3] 管仲：《管子》卷11《君臣下第三十一》，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4] 荀况：《荀子》第十三《臣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 赵蕤：《长短经》卷3《是非篇》，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6] 焦竑：《玉堂丛语》卷3《召对》，中华书局1981年版。
[7] 与明朝皇帝形成鲜明对比，清代十二帝中有近三分之二都很勤政，了解并努力完成他们的责任，剩下三分之一也都具有中等才智。清代皇帝大多受过良好教育，综合素质高，完全有能力处理国家的各项事务，清代政府的运作是各部门官员按照皇帝的最高指示行事。皇帝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只要他觉得官员的工作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可以随时进行整治。
[8] 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9] 陈洪谟：《治世余闻》上篇卷4，中华书局1987年版。
[10] 赵翼：《陔余丛考》卷18《有明中叶天子不见朝臣》，中华书局1963年版。
[11] 《明史》卷181《徐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2] 王鏊：《震泽纪闻·亲政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3] 《明史》卷188《徐文溥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4] 秦徵兰：《天启宫词一百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5] 蒋之翘：《天启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刘若愚著，阳羡生校点：《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9] 秦徵兰：《天启宫词一百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0] 刘若愚著，阳羡生校点：《酌中志》卷14《客魏始末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21]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2] 同上。
[23] 《明史》卷139《叶伯巨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24] 名单为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左副都御史练安，翰林院侍讲方孝孺，礼部右侍郎黄观（即许观），大理寺寺丞邹公瑾，大理寺少卿胡闰，户部侍郎郭任，卢迥，刑部尚书侯泰，刑部侍郎暴昭，户科给事中陈继之，吏部尚书张
，吏部侍郎毛泰，监察御史董庸，曾凤韶、王度、高翔、魏公冕，宗人府经历宋征，礼部主事巨敬，礼部侍郎黄魁，户科给事中韩永、谢升、黄彦清，户科都给事中龚泰，徽州知府陈彦回，叶惠仲，牛景先，卓敬，山东布政铁铉，都指挥使平安，都御史茅大芳，山东佥事胡子昭，指挥宋忠，苏州知府姚善，德庆侯廖镛，周璇，高不危，大理寺少卿卢元质，左都御史景清、左拾遗戴德彝，北平布政使张昺，葛诚，卢振，魏国公徐辉祖，翰林院修撰王叔英，修沛县令颜瑰，左断事高巍萧，县令郑恕等，他们都是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5]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26] 同上。
[27] 《明太祖宝训》卷4《仁政》。
[28] 《明太祖宝训》卷5《宽赋》。
[29] 《明太祖宝训》卷4《仁政》。
[30] 朱元璋：《皇明祖训》。
[31] 卜正明：《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32] 《明太祖宝训》卷5《恩泽》。
[33] 同上。
[34] 黄强：《论〈金瓶梅〉对明武宗的影射》，《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霍现俊：《西门庆原型明武宗新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35]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36] 陈锡仁：《皇明世法录》（七），《文皇帝宝训》卷7《节俭》。
[37] 陈锡仁：《皇明世法录》（七），《文皇帝宝训》卷8《恤民》。
[38] 陈锡仁：《皇明世法录》（七），《文皇帝宝训》卷10《训群臣》。
[39] 陈锡仁：《皇明世法录》（七），《文皇帝宝训》卷7《节俭》。
[40] 唐宇昭：《拟故宫词四十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1] 王誉昌：《崇祯宫词一百八十六首注》，《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穆宗仁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43] 朱元璋：《皇明祖训》。
[44] 《明太宗实录》卷159，永乐十二年十二月乙卯。
[45] 《明英宗实录》卷75，正统六年春正月乙卯。
[46] 《明史》卷113《后妃传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47] 《明史》卷108《外戚恩泽侯表》，中华书局1974年版。
[48] 文秉：《定陵注略》卷5《军民激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9] 《明史》卷81《食货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
[50]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5，中华书局1987年版。
[51] 秦徵兰：《天启宫词一百首·注》，《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52] 赵贞吉：《三畿九弊三势疏》，《明经世文编》卷254，中华书局1962年版。
[53]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朱绍侯、牟复礼、崔瑞德等）认为明朝嘉靖、万历年间皇帝长年不上朝，武宗长期出巡在外不能有效履行皇帝的职责义务，光宗、熹宗更是不负责任，对国事缺乏作为，几乎只有破坏而无建设之功。明朝在他们的统治下弊端百出，危机重重，明王朝是在惯性作用下沿着固定的轨道运行，只不过缺乏机动性、灵活性。究其原因，明朝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可以保障整个帝国机械的运转。虽然缺少皇帝的指导反应会比较迟钝、笨拙，但整个国家仍会按其既定的轨道前行。
[54] 晁中辰：《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文史哲》2004年第5期。
[55] 黄仁宇、李洵、林金树、高寿仙等对神宗、武宗和熹宗的研究，可参见绪论部分的说明。
[56] 李贽：《初潭集》卷21—30，中华书局1974年版。
[57] 传统社会人们在评价皇帝时，标准不一，分类各异：或以“帝道”将之分为有道明君、有德之君、无道昏君和无德之君；或以王朝运行的完整周期为阶段将之分为开国之君、中兴之君、亡国之君。
[58] 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59]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5页。
[60]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3—705页。
[61]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62] 同上。
[63] 同上。
[64] 《明太祖宝训》卷2《教太子诸王》。
[65] 黄省曾：《洪武宫词十二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6] 《明太祖宝训》卷2《正家道》。
[67] 《明太祖宝训》卷2《教太子诸王》。
[68] 宋端仪：《立斋闲录》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9] 同上。
[70] 以上材料均见《文皇帝宝训》卷1《圣学》。
[71] 饶智元：《洪熙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2] 《明仁宗实录》卷6，洪熙元年正月下。
[73] 《明宣宗实录》卷101，宣德八年夏四月甲申。
[74] 饶智元：《宣德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5]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1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76] 饶智元：《景泰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7] 王世贞：《弘治、正德、西城宫词四十四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8] 同上。
[79] 同上。
[80] 饶智元：《弘治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1] 王世贞：《弘治、正德、西城宫词四十四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2] 同上。
[83] 徐溥：《论时政疏》，《明经世文编》卷65，中华书局1962年版。
[84] 王世贞：《弘治、正德、西城宫词四十四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5] 同上。
[86] 饶智元：《正德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7] 林俊：《除权宦以御大乱疏》，《明经世文编》卷86，中华书局1962年版。
[88] 王世贞：《弘治、正德、西城宫词四十四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9] 饶智元：《正德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0] 张元凯：《西苑宫词二十四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1] 饶智元：《嘉靖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2] 同上。
[93] 同上。
[94] 张元凯：《西苑宫词二十四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5] 国学整理社：《明纪》卷37《穆宗纪一》，世界书局1935年版。
[96] 饶智元：《隆庆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97] 国学整理社：《明纪》卷47《神宗纪九》，世界书局1935版。
[98] 张翀：《亟诛蛊惑遗奸以隆圣治疏》，《明经世文编》卷292，中华书局1962年版。
[99] 饶智元：《天启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0] 史梦兰：《全史宫词（明及明补遗）一百九十二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1] 蒋之翘：《天启宫词一百三十六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2] 刘城：《天启、崇祯宫词三十三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3]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4] 刘城：《天启、崇祯宫词三十三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5] 饶智元：《崇祯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6] 刘城：《天启、崇祯宫词三十三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7] 张廷玉：《明史》卷114《后妃传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
[108]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补遗《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9] 饶智元：《崇祯宫词》，《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0] 唐宇昭：《拟故宫词四十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1]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
[112]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8页。
[113] 张分田：《中国帝王观念——社会普遍意识中的“尊君—罪君”文化范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页。
[114] 同上书，第707页。
[115] 依据“皇帝”角色扮演的标准，明孝宗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扮演者。他在位期间虽然实现了明帝国的中兴，但事实上，他本人在扮演皇帝角色时并不尽心，经常不上朝。幸亏他信任、依赖内阁，放手让阁臣处理军国大务，正是弘治诸臣成就了他的令名，使他跻身英主之列。
[116] 穆宗虽然被许多史家称为“令主”，其统治较世宗、神宗要好一点，但是他的才智并不高，在扮演“皇帝”角色时，唯唯诺诺，听命于内阁，对国事无多少创建，更多地将时间精力用于宫廷的享乐方面，只重享受的权利，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职责义务。
[117] 转引自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76页。
[118] 方孝孺：《省躬殿铭》，《明经世文编》卷9，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9]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20]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21]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3，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22]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23] 黄省曾：《洪武宫词十二首》，《明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24] 夏燮：《明通鉴》卷41，武宗正德元年八月丙寅，中华书局1959年版。
[125] 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司中、司令、司民、司禄、司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参见《明会典》卷6《礼一》）。
[126] 大祀皇帝躬省牲；中祀小祀，遣官。
[127] 正月三祭，二月九祭，三月三祭，四月三祭，五月二祭，六月一祭，七月二祭，八月十祭，九月三祭，十月三祭，十一月二祭，十二月三祭（参见《明会典》卷6《礼一》）。
[128] 申时行：《明会典》卷7《礼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29] 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1，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30] 夏燮：《明通鉴》卷46，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正月戊子，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武宗游幸之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32] 同上。
[133] 夏燮：《明通鉴》卷46，武宗正德十一年正月乙亥，中华书局1980年版。
[134]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代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35] 《明太宗宝训》卷2《教太子诸王》。
[136] 义务本位不是不要权利，而是说强调的侧重点是个人对家庭、社会的义务。从义务本位看，义务是第一性的，权利是义务的派生物。“天赋人责”，人生而处在伦理责任的复杂网络中，只有实现了这个义务，才有权利称人，否则是禽兽。个人不是独立的实体，离开伦理体系的人是对人的本质的否定（参见白祖诗《心灵的奥秘》，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43页）。
[137] 冯梦龙编辑，张福高点校：《情史·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38] 卫泳：《悦容编》，《香艳丛书》第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