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母失宠 无力护佑
明代储君生存环境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母后势单力薄有关联。明太祖“鉴前代女祸，立纲陈纪，首严内教”，“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以骄恣犯分。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子孙知所持守”。[30]为了防止外戚专政干政、危害王朝社稷局面的出现，明朝在选妃立后时特别强调“良家女子”的身份，因而明代后妃大多平民出身，她们没有经济和政治背景的支持，若不能得到皇帝的宠幸，根本无力保护爱子。
一 后权式微，废后频繁
明代只有初期的马皇后、徐皇后、孙皇后发挥了积极的、正面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明中后期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没有一位后妃具备女性政治家的才能。明代后妃作用力的大幅度削弱，后妃的无所作为，不单纯是个人素质和能力的问题，关键是她们没有施展个人能力的空间和舞台。
明初三皇后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一种制度的保证，而是建立在夫妻同甘共苦、情深义重的基础上。太祖在其草创事业阶段，因娶马氏一跃成为郭子兴的女婿，“郭子兴子三，与太祖不相能，数构太祖，间以他事幽太祖别室，绝口食。高后窃怀铛底饲之。值蒸馍热，后乘热窃其一怀之，薄乳旁，乳为之糜。幸子兴妻张氏，怜后意惶急，阴解之。时诸军四出多虏献，独太祖无有，子兴怒。后密与张氏婉转，且以枣脯荐子兴，子兴置不问”。如果没有当年马后的设法营救，很难想象是否会有太祖后面的成就。太祖“每出军，一切军状皆属后”，马皇后“籍簿井井，虽逾时询之不少遗，暇即率诸校妻缝纫衣裲以备不给”。可以说，马后在太祖夺得江山、建立帝国的伟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在建国后她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太祖感激、尊重她的意见、想法，给她活动的空间，允许她在内廷接见命妇，现身说教，训导命妇支持夫君工作，共同为朝廷效力。马皇后正位中宫，“益自勤励，督宫妾织女工，夙兴夜寐，无时豫怠。劝上亲贤务学，随事几谏，讲求古训”，时刻提醒皇帝注意施行仁政，心忧天下，选贤任能共同治理国家，克制欲望，崇尚节约。除了辅佐夫君治理国家，马皇后还悉心教育子女，“常举稼穑艰难、小民疾苦、和睦昆弟、周恤亲戚之事，以教诸王王妃，戒其骄纵”。当太祖反对后宫干政，以“事不在尔”要求马皇后不再过问朝中事情时，马皇后据理力争“陛下为天下父，妾忝为天下母，天下之民皆子女也，其安与否岂可不知？”[31]从而维护了皇后之权责，充分发挥皇后规劝皇帝、教育诸王、以身作则、为万民表率的积极作用。《太祖实录》中记载的大量关于马皇后的事迹，正是马皇后依靠个人能力和魅力最大限度地发挥皇后权力的体现。
徐皇后做世子妃时，孝敬父皇和母后，使燕王备受恩宠，夫妻二人颇得皇帝欢心。在成祖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她和太子全权负责大本营——燕京诸项事务，成功击退建文帝的进攻，为成祖前线战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在夫君的帝王事业中也功不可没。徐皇后相夫教子，仁爱百姓，时时处处以马皇后为榜样，以此自勉。成祖对如此贤惠、聪慧的妻子欣赏、赞叹不已，因而在她去世后，将她编订的《内训》、《劝善书》作为天下万民的典范颁行天下。徐皇后在夫君的支持下，也得到很大的施展才华和能力的空间，在国家教化和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仁宗张皇后“操妇道至谨”，深得成祖、徐皇后的欢心，被称为“佳妇”，在巩固仁宗太子之位中发挥重要作用。当时成祖对太子陈见颇深，“大恚，命有司减仁宗膳，仁宗危甚。会上令监国，二王播流言中之，几易储。后内宽仁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谨，重得仁孝心。仁孝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由是太子得不易”。[32]仁宗体弱多病，在位时间十分短暂。张皇后多参与机务，“中外政事莫不周知”。她在儿子宣宗继位、孙子英宗继位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凡军国大事，悉上皇太后忝决”，“（王）振终太后世，不敢预大政”。[33]可以说仁宗张皇后是朝廷政局稳定、顺利实现权力交接的支柱。
明初皇后的权力并非来自制度和法理的保证，而是建立在两个基点上：其一，太祖、成祖的皇后与嫔妃大多来自开国文武功臣贵戚之家，带有政治联盟性质，这种婚姻和家庭背景在客观上使后妃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其二，三位皇后是丈夫追逐最高权力事业中不可缺少的得力助手，夫妻在患难中结成深厚情谊，深得丈夫尊重、喜爱，又是皇位继承人的亲生母亲，其地位无人能及。马皇后、徐皇后去世后，太祖、成祖都不肯另立新皇后，正是对她们感情和地位的承认。当此之时，不仅至尊皇后拥有进言劝谏的机会，其他妃子也可以发表意见。“时宫中上下多朔产，略少委曲。独妃（昭献王贵妃）具才德，能从容婉娩以行其意。上（成祖）自仁孝崩后，在宫多任性，间或躁怒，宫人皆惴惴惧。妃特辗转调护，徐俟意解。”[34]
但是，明代制定国策时就没有赋予皇后、妃子多大的权力。马皇后、徐皇后、孙皇后皆属个案，在明代她们的权力、才能并不具有普遍性。可以说，后妃从最开始就不曾获得权利保证，没有真正的法理性权力。这注定了后期的宫中女性没有权力，没有机会在政治和公共领域崭露头角，没有力量纠正皇帝的失误，甚至没有能力自我保护。
从明宣宗开始，皇后不再在皇帝登基的事业中发挥作用，夫妻感情也日趋淡薄。皇后无论是在夫君的事业中，还是在感情生活中都逐渐淡出，其对皇帝的影响力自然逐渐减少。至于其他受宠幸的妃子更没有进言自由。明中后期的皇后和太子生母等几乎没有话语权。她们的任何忤逆皇帝旨意的言行都会招来最残酷的惩罚。皇后与嫔妃在后宫的生存环境变得日益险恶。此后皇帝完全凭自己的好恶决定皇后嫔妃的命运。他们对正宫皇后的冷淡加剧了后宫嫔妃间的竞争。皇后在后宫这个原本由她统领、归她管辖的领地完全丧失权力，后权急剧萎缩。[35]皇后和失宠的嫔妃在皇宫的立足之处越来越少，完全丧失为自己辩护、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力。例如思宗周皇后在听说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朝廷局势危在旦夕时，曾“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盖意在南迁也。上问何从知之，后不语。后凡有所言，不欲尽，且不欲言外，多类此。”[36]其“沉吟无一语”、“欲语还中止”都是建立在对思宗性格深刻认知基础上的，深知思宗生性多疑，不敢多言。
明代宫廷的这种局面使皇后的废立十分频繁。皇后命运十分悲惨，很少得到皇帝的垂青。同时绝大多数皇长子、皇长孙的生母都不是皇帝宠幸的妃子。由此，明代中后期皇后与太子生母的生存环境日益险恶，境遇堪怜，根本无力照顾、保护或居间调停，维护、捍卫太子储君的地位、权利。
明代实行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皇帝的长子为皇后所生即为嫡长子。考察整个明王朝，成祖、景帝、世宗、庄烈帝（崇祯）由藩邸入继大统；世宗晚年以忌讳不立储；光宗刚登基就病逝，未立储，共有6位皇帝登基前没有太子身份。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专门统计了《明正后所生太子》，具体考察太子与生母的关系，共分以下六类：
一是正后、正妃所生太子，未能即位。太祖立马后长子为皇太子，懿文太子未即位薨；建文帝死后长子文奎为皇太子，兵至不知所终。
二是正后所生太子，不得善终。正位中宫后所生储贰，惟武宗及慈烺二人。然武宗虽为帝而盘游无度，几乱天下，身后又无子；慈烺遇国变，不知所终。
三是正后所生太子顺利即位，然子生时母尚未立后。仁宗母系仁孝徐后，宣宗母系诚孝张后，生子时皆在藩王府，并非皇后。
四是正后无子，夺宫人子，立为太子，顺利即位。英宗即为孙后养子，被立为太子即位。
五是嫔妃之子得立太子，顺利即位。宪宗母为周贵妃，孝宗母为李淑妃，穆宗母为杜康妃，神宗母为李贵妃，光宗母为王恭妃，熹宗母为王选侍，庄烈帝母为刘贤妃。
六是嫔妃之子立太子早薨，不吉。景帝立子见济为皇太子（杭妃所生），宪宗先立祐极为皇太子（柏妃所生），世宗先立载壑为皇太子（王贵妃所生），皆早薨。[37]
由赵翼所言可见，明朝登基的皇帝中，真正由皇后所生的太子只有两位：武宗立为皇太子时其母张氏为皇后，思宗之子慈烺立为皇太子时周妃已被册封为皇后。然而武宗嬉戏无度，无子且英年早逝；慈烺适逢国变，生死未卜，都没有好结局。正后、正妃所生太子皆落得“不吉”的下场，令人欷歔。而明代中后期所立太子，除朱慈烺外，生母都只是嫔妃，正位中宫的皇后多无皇子。皇后没有儿子，后位根基不稳，底气不足。皇帝也往往以无子为借口，逼皇后退位，恣意行废后之举，加剧了皇后的生存危机。
皇帝婚姻不同于常人，一方面他可以拥有三宫六院，嫔妃成群，纵情恣欲，狂放无度；另一方面他的婚姻生活又受到规范与礼俗的限制，不能随心所欲，爱所欲爱。皇帝身为一国之君，一举一动都与国家发展、王朝命运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个人感情、婚姻生活，也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社会政治效应。废立皇后往往是仅次于皇帝登基、大婚的大事。历朝历代的皇帝在更换皇后和皇位继承人时往往思虑再三。
人君一话一言不宜轻发，况于诏令形播告者哉！汉光武初即位，既立郭氏为皇后矣，时阴丽华为贵人，帝欲崇以尊位，后固辞，以郭氏有子，终不肯当。建武九年，遂下诏曰：“吾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不敢当，列于媵妾。朕嘉其义让，许封诸弟。”乃追爵其父及弟为侯，皆前世妃嫔所未有。至十七年，竟废郭后及太子强，而立贵人为后。[38]
光武帝废郭皇后改立阴丽华为后之事，在后世文人士大夫眼中仍是有损圣德、大不明智的决定，广遭非议。然而，在文官制度更为成熟、文官集团力量更为强大的明代社会，皇后无故被废的事情反而时时发生。废后，如此重大的事情在明代中后期皇帝手中似乎很容易达成，群臣听任皇帝的肆意妄为，反对、抗议之声十分微弱、苍白无力，丝毫不能影响、改变皇帝的决定。
明宣宗的第一任皇后胡氏虽然早在永乐十五年（1417）就被选为皇太孙妃，继而晋升为皇太子妃、皇后，平生无所过失，但宣宗宠信孙贵妃，就借口胡皇后无子嗣，体弱多病，在第三年春天要求她上表辞位，退居长安宫，赐号静慈仙师，而立贵妃为后。
景帝的第一任皇后汪氏有贤德，仁爱百姓，生二女，无子。景帝十分喜欢杭氏，当杭氏为他生下第一个儿子朱见济后，景帝立刻萌生了废侄子朱见深太子之位、改立爱子朱见济的想法。而汪皇后不赞同景帝废太子的主张，景帝就毫不客气地废了她，并立杭氏为皇后，名正言顺地封杭皇后的儿子为太子。
宪宗的第一任皇后吴氏在天顺八年（1464）七月廿一被立为皇后，至本年八月廿二日，复下诏废斥吴氏，中宫正位仅一个月。吴皇后有如此奇祸的关键原因在于宪宗宠爱万贵妃，吴皇后指责万贵妃的过失，“杖之”。“帝怒”，以“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39]为由将之废掉，打入冷宫。后父都督同知俊戍登州，子雄随之。[40]
世宗的第一任皇后陈氏嘉靖元年册封，史载其事云：“张、方二妃进茗，帝循视其手。后恚，投杯起。帝大怒。后惊悸，堕娠崩。丧礼从杀。帝素服御西角门十日，即玄冠玄裳御奉天门，谥曰悼灵，葬袄儿峪。葬之日，梓宫出王门，百官一日临。”[41]陈皇后犯了女人易犯的通病——善妒，竟令世宗龙颜大怒，不假辞色。陈皇后惊悸之下小产，其父“万言乞妻入视。上以非祖制，不许”。陈皇后因之丧命，世宗仍怒气未平，丧礼从减，毫不念及夫妻情义。其第二任皇后张氏在陈皇后死后立即被封为皇后。五年后，只因替张太后说情救张延龄，惹怒世宗，又被他毫不留情地废掉，打入冷宫。世宗第三后方皇后曾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宫婢杨金英等谋弑逆中救下世宗，但世宗怨恨方皇后借机害死宠妃端妃，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宫中火。中宫请救后，上不应。后遂崩”。[42]当皇后寝宫发生火灾时，世宗不许宫人救助，让方皇后活活被烧死。诚如沈德符所言，明代中后期的废后“皆一时微眚，遂干天怒，真不幸也！”[43]
穆宗以陈皇后无子，命之迁入别宫，而将太子生母李贵妃接入坤宁宫居住。“皇后离坤宁，置之别宫，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郁成疾。陛下又略无眷顾之意，中外忧悬。”大臣反复劝谏穆宗念在夫妻之情，前往探病。穆宗却说：“后无子多病，近移居别宫，冀稍安适，或可从此却病耳。尔不晓内廷事，乃妄言。”将谏言大臣痛斥一番，仍拒绝探望。[44]
皇后在这种恶劣情况下，只能听天由命，淡然处之，无欲无求，方能保全自己。神宗王皇后“性端谨，事孝定太后得其欢心”。不与郑贵妃计较，以慈孝著称，没给神宗留下任何把柄，所以才保住自己的皇后宝座，正位中宫长达42年之久。
熹宗张皇后性严正，好读书习字，曾多次在熹宗面前指出客氏、魏忠贤的过失。客氏忌惮皇后，“遂于上前离间之。阴置名下陈德润为坤宁宫管事，伺后动静”。[45]为了减少皇后对熹宗的影响力，客氏每日清晨入乾清宫暖阁侍帝，甲夜后回咸安宫，寸步不离。客、魏“恐有亲疏之嫌，多方离间，故在乾清宫暖阁居多。总之，彼二人不离左右而已”。“上于三宫及有名号嫔妃不过经岁一二幸”。有诗歌为证：“银花画烛自安排，风射朱棂月上阶。愿化飞蛾扑前殿，挑灯趣起玉鸾钗。”“静掩朱扉已二更，金舆忽地照前楹。上房莫漫忙供奉，只索阶前一送迎。”[46]客、魏牢牢掌控熹宗行踪，把持他与后宫女性的关系，而且公然诬陷皇后不是其父张国纪之女，以动摇中宫地位。天启三年（1623年），张皇后怀孕。客、魏“尽逐宫人异己者，而以其私人承奉，竟损元子”。[47]熹宗对乳母客氏有求必应，对魏忠贤言听计从，张皇后横遭此祸，皇帝竟然不予追究，足见皇后在皇帝心中的分量何其轻。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明代皇后空有尊贵的名分，并无多大实权，利益完全得不到保障。缺少皇子、没有子嗣继承大统成为她们的软肋。而太子、储君没有嫡子身份，地位不够尊崇，无法与宠妃之子抗衡。
二 太子生母势单力薄
明代帝王的婚姻不再优先考虑官宦世家，而只是强调“良家女”身份。明代后妃的势力异常薄弱，几乎没有外廷的援助和宗族势力的支持。既缺乏政治的支持，又没有经济作为后盾。她们的命运及幸福与否，完全建立在皇帝个人好恶的基础上，彻底丧失了人的独立性，属于典型的依附人格，忠于本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即使贵为皇后贵妃、太子生母，其荣华富贵，甚至废立生死也完全没有保障，更不用说保护子女的安全、维护孩子的利益，在儿子废立的危急关头出力相助，争取外界援助，等等。
皇帝对并不受宠的太子生母、失宠嫔妃毫无怜悯之情，加上恃宠而骄的皇帝新欢对她们百般刁难、迫害，其生活用度乃至于死后的丧葬礼仪都大打折扣，在礼法社会里却不能享受应有的礼仪、名分。
无过被废的胡皇后去世后，诸臣都畏惧孙太后，“殓葬皆不如礼”，“用嫔御礼葬金山”。[48]英宗的钱皇后在英宗被俘后，“夜哀泣吁天，倦即卧地，损一股；以哭泣复损一目”。英宗在南宫，郁郁寡欢，多亏皇后在一旁“曲为慰解”。宫中没有用度，全靠皇后出售针线活赖以为生。钱皇后无子，立周贵妃的儿子为皇太子。但是，当太子朱见深登上皇位后，“上两宫徽号”，周贵妃欲独称皇太后，不赞成尊钱皇后为皇太后。在大学士李贤、彭时等人力争下，钱皇后才得以与周贵妃“两宫并尊”。[49]
景帝汪皇后去世，在王鏊的建议下，“妃废不以罪，宜复故号，葬以妃，祭以后”，乃命辍朝，致祭如制。后来宪宗废后曾多方庇护、照顾被匿藏的孝宗，“保抱惟谨”。吴皇后去世后，刘瑾竟“欲焚之以灭迹”。又是王鏊据理力争，最终达成一致，“服不成但葬不薄，以妃礼葬”。[50]宪宗贤妃柏氏曾经为皇帝生育悼恭太子，竟不得封。[51]
宪宗废后吴氏因得罪万贵妃而被废，在冷宫照顾、保护孝宗。孝宗即位感激吴废后的恩情，“命服膳皆如母后礼，官其侄锦衣百户。正德四年薨。刘瑾欲焚之。大学士王鏊持不可，乃以妃礼葬”。[52]
穆宗生母杜氏在嘉靖十年被封为康嫔，十五年进封妃。当她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正月死时，穆宗以裕王居邸。礼部尚书欧阳德请求世宗辍朝五日，裕王主丧事，但世宗坚决不肯答应。“命比贤妃郑氏故事：辍朝二日。赐谥荣淑，葬金山”。穆宗第一任李皇后为他生下了宪怀太子，去世时却薄葬在金山。
光宗正妻郭氏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被册为皇太子妃，四十一年（1613）十一月去世。此后光宗不曾立继妃，其所宠爱者皆封为选侍。熹宗生母王氏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才人，四十七年（1619）三月去世后连陵墓都没有，依葬在光宗之母旁边。当年王氏生育皇长孙时，百官有鉴于她的功劳，“初拟皇太子嫔，不允。又拟皇太子夫人，亦不圣意。乃下圣谕，进封为才人”。[53]当她英年早逝后，神宗朱翊钧不允许用相应的礼仪安葬皇长孙之母，随随便便将她葬在光宗朱常洛之母陵墓旁边。光宗朱常洛之母与熹宗朱由校之母皆因神宗朱翊钧的薄情寡恩连起码的丧葬礼仪都享受不到。
思宗生母刘氏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生下朱由检，“失光宗意，被谴，薨。光宗中悔，恐神宗知之，戒掖庭勿言，葬于西山”。[54]
至于那些原本出身低贱、才色一般、偶然被皇帝临幸的女子，或被长辈看中指派给太子做嫔妃的女子，由于缺乏感情基础，很少能被至尊喜欢、迷恋，几乎得不到皇帝的恩宠。孝宗生母纪妃本蛮土官女，被发配入宫为奴。一次“帝偶行内藏，应对称旨。悦，幸之，遂有身”。纪妃慑于万贵妃的淫威，明知道皇帝无子嗣，仍不敢将孩子生养，令宦官将初生婴儿溺死。
光宗生母王氏初为慈宁宫宫人，“帝过慈宁，私幸之，有身”。[55]神宗对这件事情讳莫如深，当母后亲自过问时，还假装糊涂，意欲搪塞过去。望孙心切的李太后反复施加压力，神宗被逼无奈，只好在皇长子出生前四个月封她为恭妃。神宗对朱常洛的排斥情绪并非是对其本人的不满，而是对他生母低贱的身份耿耿于怀，不肯将皇位传给一个因自己一时冲动而犯错生下的人。朱常洛成为神宗毕生的一大耻辱，而神宗也正是在这种恼怒中对恭妃冷酷无情。恭妃长期被禁闭在内苑，不仅见不到皇帝，亲生儿子、孙子也被列入禁止见面之列。生母卑贱的出身竟成为皇子险恶生存环境的重要根源。
三 宠妃恃宠争权，迫害太子
大多数皇帝都会遇到这种情况：皇帝所爱的女人不能立为皇后，坐在皇后位上的是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处于嫡长子之位的往往是一些平庸之辈或身有缺陷之人，而皇帝喜欢的“类己”之儿往往又属次庶之身。虽然他们在感情上极想立自己所喜之女人、儿子为皇后、太子，却无法使之成为现实。
然而，明代皇帝却属例外，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感，对宠妃的肆意妄为，听之任之，甚至公然助其一臂之力，争夺皇后宝座、太后宝座和太子之位，满足其欲望。明代中后期皇帝一方面轻率行废后之举，对太子太孙生母薄情寡义；另一方面对宠妃爱妾偏爱有加，竭力讨其欢心。
明代宠妃往往为皇帝诞育皇子。皇帝每每以皇后无子、宠妃有子为借口，先册立爱妃之子为太子，再行废后之举，最后将爱妃推上正宫宝座。例如，宣宗一直偏爱孙贵妃，在没有取代胡皇后之前就请求制金宝，“贵妃有金宝自此始，直逼皇后矣！”[56]宣德三年（1428）二月宣宗迫不及待立仅四月大的皇长子朱祁镇为皇太子，三月即废胡皇后，随即改立孙贵妃为皇后。[57]景帝在景泰三年（1452）五月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随即废皇后汪氏，立太子母杭氏为皇后。以上是宠妃母凭子贵成功晋级皇后的例子。
明代还有些宠妃虽未得到皇后宝座，却凭借其子而享有皇后之实权。宪宗在成化七年（1471）十一月立万贵妃之子朱祐极为皇太子，意欲进一步提升万贵妃权势。不料，一年后皇太子就早夭。万贵妃即使丧失爱子，仍深受皇帝宠信，在宫中耀武扬威，连皇后都不得不屈服于她的淫威。吴皇后发现万贵妃“宠甚，多无礼，后立而恶之，摘其不法加杖焉”。万贵妃心怀恨意，立刻煽动宪宗废后。吴皇后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月皇后”。柏妃本是宪宗大婚时三宫之一，另两宫先后成为皇后，她的地位十分尊显，成化五年为宪宗生下第一个儿子，“大臣请告之天下，上不许，盖虑伤万妃之心也。”[58]而宪宗第二任皇后王氏在天顺八年（1464）十月被立为皇后。鉴于吴皇后的惨痛教训，处之淡如，听凭万贵妃宠冠后宫，才得以保全自我。万贵妃尽管位居皇后之下，却时时处处钳制、压制皇后，对其他嫔妃更是心狠手辣，不择手段，百般迫害。万贵妃“宠而妒，他妃幸上者，皆治使伤妊，即妊，百计使堕，由是他妃勿敢进”；纪妃受孕，“妃恚甚，至不食，嘿俟数月，令婢钩治之”；“诸嫔御畏之，无敢忤者”。[59]纪妃在发现自己怀孕后，害怕万贵妃的淫威，不待万贵妃派人来，就主动服打胎药。“孝宗之生，顶寸许无发，或曰药所中也”。后来当孝宗生下来后，纪妃还是不敢抚养自己的亲生骨肉，“使门监张敏溺焉”。孝宗能够生存下来，多亏最初万贵妃的奴婢“谬报曰病痞”，后张敏又冒着生命危险“哺粉饵饴蜜，藏之他室”。“贵妃日伺无所得”，宪宗也毫不知情，才得以安全生存下来。[60]
在孝宗颇具传奇色彩的童年经历中，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两点：一是万贵妃对后宫嫔妃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迫害；二是纪妃忍气吞声，战战兢兢，不敢辩驳，不敢抚养孩子，千方百计避免惹怒万贵妃，以求保全自身性命。事实上，纪妃的忧虑和担心并非多余。当孝宗的身世曝光后，万贵妃的毒手也伸过来了。万贵妃怒孝宗不亲近自己，而佞幸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奇技淫巧，祷祠宫观，靡费无算。芳等惧太子年长，他日立，将治己罪，同导妃劝帝易储。会泰山震，占者谓应在东宫。帝心惧，事乃寝”。[61]这场由贵妃和佞幸相勾结的更立太子阴谋幸亏泰山地震，宪宗方才打消念头。
皇帝对爱妃的一味宠幸、纵容，使她有恃无恐，百般排挤、迫害宫中姐妹。宣宗时“后宫争妬，宫人所出，潜相杀之”[62]，孙贵妃任意处置后妃宫女标志后妃生存环境的恶化。此外还有英宗周贵妃、神宗郑贵妃、光宗李选侍等。虽表现形式不一，但主旨相似。
神宗宠爱郑贵妃，笔记野史留下不少他与贵妃定盟，欲立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的记载。因郑贵妃宠而有子，“帝久不立太子，中外疑贵妃谋立己子”。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太后出面干涉，始立光宗为太子。神宗封常洵福王，婚费至30万，营洛阳邸第至28万，十倍常制。并将福王留在身边，至四十二年（1614），始令就籓。可以说福王的婚礼与之国就籓规模空前绝后。光宗册立太子后，郑贵妃仍不死心。三十一年、四十一年的妖书案之所以兴起，就是“帝欲易太子”的观点仍在朝廷民间大为流行，“语连郑贵妃、福王”。四十三年（1613）五月发生的张差持梃入慈庆宫（即“梃击案”），“事复连贵妃内珰”。四十八年（1618）神宗去世光宗继位，郑贵妃立即为光宗献上四位绝色美人，导帝纵欲，身体不适。“红丸案”的发生又事连贵妃。通过以上行为可见，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与太子朱常洛明争暗斗，百般迫害。
光宗宠妾李选侍“恃宠屡行，气殴圣母，以致崩逝”，逼死熹宗生母。当光宗“病笃”之际，“大臣进内问安，选侍威挟朕躬，使朕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熹宗被逼无奈，“因避李氏，暂居慈庆宫。又令李进忠、刘逊等传言，每日章奏文书，先呈选侍，方付朕览，仍欲垂帘听政”。[63]
思宗十分宠爱“生而纤妍”、“多才多艺”的田贵妃。周皇后生太子慈烺、怀隐王慈烜、定王慈炯；田贵妃生永王慈炤、悼灵王慈焕、悼怀王及皇七子。贵妃在内廷受宠程度、势力范围不逊色于皇后。周皇后性严慎，田贵妃有宠而骄，后裁之以礼，对田贵妃相视无语，而对袁贵妃相见甚欢，情同姐妹。田贵妃心中衔恨，向思宗哭诉。后来，思宗在交泰殿与周皇后言语不合，一怒之下把周皇后推倒在地，扬长而去。皇后在皇帝面前无半点权力，任其处置。田贵妃不甘心自己的儿子居于人后，千方百计扩大自己对皇帝的影响力，削弱皇后权力，进而为己子继位铺路。为此她积极利用娘家势力，主动与外廷官员联系。
明代少数掌权的保姆和太监也仗势欺人、狐假虎威、肆意逞凶，这一现象在熹宗朝最为明显。熹宗对乳母客氏宠爱、信任有加，最初住乾西直房，后迁入咸安穆宗陈皇后所居宫殿，终日“咸安火烛壁流辉，六院沉沉月影微。暗属管弦休作彻，夜深龙驭醉无归”。[64]客氏在宫内可以乘轿，由内官抬走，俨然如先朝嫔妃，止缺一青盖。天启五年（1625）四月熹宗赐客氏金印，方二寸，四爪龙纽重二百两。“平明坐轿入宫来，铎响缭垣未见迥。乞赐一颗龙纽篆，银黄突兀压妆台。”[65]皇后与嫔妃尚未得到此等待遇。当客氏过生日时，熹宗亲自参加，“升座设宴，赏赉甚优”。“初度才知保妪尊，争遗彩履贴金鸳。琼枝到处霞生脸，御手亲传不谢恩”。[66]客氏在内廷钤制宫壶，妃嫔而下，无不唯唯，稍有不从，即遭横祸。
客、魏狼狈为奸，钳制言路，蒙蔽皇帝，窃取皇权，为所欲为，无法无天。魏忠贤、客氏连皇后都敢行凶，致损元子。熹宗三子怀冲太子慈然、皇贵妃范氏生悼怀太子慈焴、容妃任氏生献怀太子慈炅，皆早夭，与客、魏掌控下的内廷混乱、人人自危不无关系。嫔妃在后宫的生存状态更是惨不忍睹。
庄妃是光宗最宠爱的后妃之一。“客魏用事，妃持正抵牾。凡宫中礼数，多被裁抑，妃不平。会忠贤同官徐应元傲慢不以礼，尝在妃前笞宫使，诋肆无忌，妃以负气死”；光宗赵选侍“忠贤、客氏恶之，恐白其罪恶，矫旨赐选侍自尽”。[67]她们身份相当于皇太妃，熹宗尚且要奉行孝道，客、魏竟敢痛下杀手，如此猖狂。他们对熹宗的妃子下手更多，如裕妃张氏被二人幽于别宫，绝饮食，口渴粮绝而死；慧妃范氏以生悼怀太子不育而失宠；李成妃因为替慧妃乞怜而被客、魏幽于别宫，幸得不死，又被斥为宫人。“长春被黜复何论，摒挡谁能拾泪痕。无赖昨宵犹梦幸，深怜不死是君恩。”[68]熹宗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独特的兴趣爱好中，对嫔妃关注程度远远赶不上心爱的木头、油漆、戏剧等，他“性善忘，所用之人为客魏摈斥，即不复记忆问及”，“闲承熊席玉雕床，多恐君王每易忘。退时便如成隔世，迟回娇步怯西廊。”[69]正是皇帝这种态度才给客、魏二人机会上下其手，张裕妃“有娠，逾期未产。客、魏恚其异己，谮上绝其饮食”，她“临绝犹呼万岁爷不已”。“何事丹陵迟暮生，葳蕤独闭未全明。伤心饮彻檐头水，万岁潜呼三两声。”[70]可惜皇帝根本不曾留意过身边的女人，对其死活全然不放在心上，即使天启三年（1623）他最宠爱的冯贵人在他南郊之日被客、魏害死，也毫不生疑。可怜德性贞静的冯贵人，“承恩未见赏罗新，病坐苍龙梦据身。天子南郊严祀典，谁为奏唤内医人。”[71]就这样不明不白被人害死，冤情无人诉说。
当此之时，客、魏在宫廷烈焰炙天，“宫人往往有进御而得祸者”，“横陈此夕真恩数，明日还愁事又非”。宫人嫔妃一旦被皇帝临幸，往往惹来杀身之祸。客、魏二人经常“勒死、棰死宫人，舁出太安门外”，在内廷胡作非为，一手遮天。后妃们过着胆战心惊的生活，“漫论打鸭著鸳惊，春恨时随碧草生。裹玉萦香已何限，始知无宠是深情。”[72]这种“始知无宠是深情”的荒谬、畸形观念正折射出后妃们过着多么悲惨、多么黑暗、多么恐怖的生活！《明宫词》留下许多宫女嫔妃诗作，同时代和后世文人也创作大量诗歌论及此现象。诚如蒋之翘所言：“椒娥惴惴，晨夕不自保。稽事揣情，当有一种牢愁忧受之况。所以其言似颂似讽，似慰似恚。往往有欲言者，不能出诸口。或心不欲言，而不觉言。又及之忧谗畏讥，自怨怨人，情之所至，亦何能已。”[73]可谓入木三分，将女性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总的说来，明中后期皇帝很少对自己的发妻情深义重，皇后与嫔妃得宠者寥寥可数，过着凄苦的生活。“不御坤宁二十年，玉阶埋月井迷烟。联房自信无人到，间放猫儿自在眠。”[74]就是她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邵贵妃深知后妃悲惨命运，“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这些被选中入宫的女性看似风光，一入宫门深似海，不得自由。在危机四伏、险境丛生中胆战心惊，艰难度日，毫无人生乐趣可言。入宫，尤其对未得宠幸者是一场灾难。邵贵妃有幸跻身皇太后行列，仍以皇太后身份留下遗命：“以后选女入宫，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而江南人家“亦幸无以丐恩泽送女子入宫，当时皆以为良言”。[75]天启初年，群臣为熹宗大婚广选秀女之际，民间“以上年少，希徼宠泽”，又“贪椒属尊”，“有女者多乐报名”。[76]孰料后来一闻有“选婚之令”，江浙民间婚嫁，“纷纷多有错配者”。“辟寒犀贮庵雕床，寻忆初年事事伤。妙选俄闻三辅地，几多错配较侬强。”[77]老百姓宁可乱配错配，也不肯送女儿入宫禁。通过宫内、民间对选秀女的态度，不难看出，内廷女性生活的不幸、凄惨乃众所周知的秘密。
明代后妃绝大多数都是寒门庶族出身的“良家女子”。外家大多势力单薄，少有政治背景，缺乏经济实力。其父兄子侄往往是依靠她们得以加官进爵，获取功名和物质利益，加上明代对外戚实行严格的防范政策，虽然赋予了他们较高的爵位虚衔，但不担任实际的权力。所以，明代除了最初那几位开国功臣外，其他外戚都未进入核心权力圈，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作为。明代从未出现过像两汉吕氏家族、霍氏家族、窦氏家族、梁氏家族、王氏家族，隋唐独孤氏家族、长孙氏家族、武氏家族那样，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大放光彩，对时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或支配力的外戚。明代外戚势力过于孱弱，根本不可能通过自身家族的力量或动员组织朝臣结盟对抗皇帝的“废后”之举，维护皇后或后妃的利益，确保她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外廷给予她们必要的声援，使皇帝在为所欲为之际有所顾忌，不敢轻率行事。
明朝后妃的权力大小，皇帝对她们的喜恶、尊重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本人。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可以帮助她摆脱对皇帝的依附性，没有任何外力可以维护她的权利。皇帝对她们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可以任意处置。她们丧失人的独立性，是强权下的弱势群体，稍微不称圣意，就有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