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军制瓦解与武士

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武力化为武士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用武之地，军制瓦解和军备废弛，使国家军事力量不能有效履行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责，则为武士施展武力创造了机会。

（一）军团制的瓦解

庄园制产生和皇权旁落的过程，也是中央集权制军制瓦解、军备废弛的过程，为武士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角色空间。大化改新后，国家模仿中国唐王朝的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的征兵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常备兵制，废除贵族世袭控制军事的特权，将军权收归中央。中央军事机构称为 “卫府”，共设五卫府，即卫门府、左右卫士府、左右兵卫府，负责守卫皇宫京城；地方军事机构称为 “军团”，每国设数个军团，由国司指挥和监督。此外，在九州设太宰府管辖下的防人司 （戍边军），负责防备外国入侵；在陆奥设镇守府，负责防备虾夷人。

以班田农民为兵源的征兵制，班田农民一生要服役三年，每3—4年征发一次。公民每3个正丁出一名兵士，有的编入京都卫府，服役一年；有的编入地方军团，服役60天；有的派往边疆充当 “防人”，服役三年。“军团士兵要自备 ‘弓一张、弓弦袋一口、副弦二条、箭矢五十只、箭筒一具、大刀一口、刀子一枚、砥石一枚’等武器。”[10]由于被征正丁均为各户主要劳力，士兵还须自备武器、粮食和服装，官府往往又延长服役时间，因而给班田农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民间流传说：“一人当兵，全家灭亡。”班田制的瓦解和中央集权制的衰弱，动摇了征兵制的基础，班田农民的分化和逃亡日益加剧，军团兵员大减，战斗力严重削弱，征兵制日趋松弛。在774年征讨虾夷人的过程中，兵士不堪作战，不断伺机逃亡。

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8世纪末国家实行军事改革，以 “健儿制”取代征兵制。“792年废除陆奥、出羽、西海道诸国外的诸国军团，即使是西海道也在九世纪前半期废止了军团。”　“军团废止后，在诸国设置健儿。健儿从郡司子弟中选拔，守备国府。定员因国而异，从20人至200人不等。”“健儿不是国家的常备军，不过是国一级的守备兵而已。”[11]然而，从贵族子弟征募来的健儿，并未达到统治者的 “精兵主义”目的，反而使 “武备渐弛”、“兵威日衰”。军团制瓦解后，健儿制又名存实亡，除了边境地区尚保存较强的军事实力外，国家军事制度日益呈现出真空状态或半真空状态。

国家军制瓦解之际，社会动乱愈演愈烈，地方豪族的叛乱规模越来越大。

（二）地方叛乱

随着中央集权常备军制的瓦解，国家军事力量不断削弱，国家政权的武力支柱益发失去维持统治秩序的控制力。以致 “到9世纪中叶，朝廷几乎完全丧失了统治地方豪族的力量”[12]。于是，群盗蜂起。“特别是在东国，从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还发生了被称为 ‘延喜东国之乱’的群党起义。”[13]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0世纪30年代的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之乱，“表明国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镇压地方叛乱与战争，而土豪的武力则日益强大”。国家军事基础崩溃后，私人的武力就代之而起。[14]国家不得不将属于国家政权支柱的职能交给私人的武装力量，让其履行国家军队的职责。

下述事实足以说明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空洞化，导致私人的武装力量一步步蚕食国家军事力量的武力空间。一是利用武士维持统治秩序。“9世纪，屡屡发生袭击国衙、烧毁国衙仓库等事件”，于是，“国司任命当地武士作为检非违使、押领使和追捕使—— ‘国衙三使’，让他们征收和运送租税，追捕盗贼等”。[15]9世纪末10世纪初，鉴于地方动乱频发，中央政府也任命了一批武士作为军事指挥官——押领使、追捕使，命其平定地方动乱。源氏武士团首领源满仲、源赖信父子还被提拔为朝廷武官，率领属下武士充当朝廷的禁卫军，负责警卫皇宫、维持京城的社会治安，私人的武装力量竟然担负起维持统治秩序的职责。摄关政治和院政时代，源氏武士团和平氏武士团先后扮演摄关政治和院厅政治的军事支柱。

二是借助私人的武装力量平定叛乱。10世纪，地方势力公然目无国家法纪，甚至发动武装叛乱，公开与天皇朝廷为敌。10世纪30年代，豪族级武士团首领平将门和藤原纯友掀起震动全国的 “承平”、“天庆”之乱，令朝廷大为惊恐。承平天庆叛乱后不到百年，平忠常又制造了规模更大的社会动乱—— “平忠常之乱”，公开反叛朝廷。“平忠常之乱”刚刚被平息，东北地方又相继发生持续时间更长、战争规模更大的安倍、清源两氏的政治叛乱—— “前九年之役”、“后三年之役”。12世纪，延历寺、兴福寺等拥有大量武装的宗教团体也频频制造事端，大量神人、僧兵抬着所谓神器武力 “强诉”，要求院满足其要求。

由于国家军事力量的虚弱化、空洞化，国家只能依靠武士的武力平定叛乱。“将门之乱”后，中央朝廷不得不对武士的武力刮目相看，并且越来越依赖武士的武力维持统治秩序。武士则乘势占领国家军队让出的军事空间，在解决纷争、平定动乱的战争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