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镰仓武士征战杀伐的生活

镰仓时代的武士既是行使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又是以战争为职业的战斗者。17世纪中叶以前，武士扮演以战斗者为中心的角色，公务以军役为中心，在战场上建功立业。[30]在此阶段，　“武士的职分首先在于武，以战场上的征战杀伐为最大的奉公，武力争夺生产手段 （土地）和生产物”[31]。镰仓武士作为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责，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必然要以战争生活为中心。

（一）军事领地和武士馆

镰仓时代的武士原则上都是在地领主，部分日本学者以此作为武士（中世武士）的标志，形成武士定义中的 “在地领主论”。此时的武士，确实具备我国学者沈仁安先生关于武士定义的四项指标，即：政治上是统治者，社会上是战斗者，经济上是土地所有者，思想上是主从道德者。

对武士来说，“领地既是武士的经济基础，又是郎从的居住地，构成维持武士团的决定性因素”[32]。拥有领地既是武士的根本条件，也是滋生武士名誉的渊源。武士特别看重先祖开发的领地，一族、一门就是以先祖开发的领地为核心形成的。“苗字的产生也来自这种本领土地。本家的苗字以门第的家号或者一族的祭祀之地——山庄作为苗字源；武士以开发的本宅或者本宅之名，作为苗字。祭、墓、苗字一起成为一族、一门。许多家徽也是来源于此。”[33]以本领为苗字地的苗字族，因其规模的大小、地位的高低，苗字地域名也有大有小。镰仓时代苗字逐渐成为武士的特权后，“在幕府法中也出现了对武士 ‘剥夺苗字’的名誉刑”[34]。苗字和本领一起，由总领＝嫡子继承。

镰仓武士或是在军事和经济要地，或是在背靠山丘扇形的堤坝上建造居所，周围环绕着土垒和壕沟，或称为 “崛内”、“土居”，或称为“馆”、“武士馆”。　“地头的馆，通常呈四方形，每边约为100米至200米，四周有壕沟和土垒环绕，称为 ‘土居’等。其内部，有领主和家族、从者住的房屋，下人的小屋，马厩，工作坊，仓库，就像是严格设防的要塞。馆是军事据点、城郭、农业经营基地。”[35]“‘一遍上人绘传’中的筑前国武士馆，除用石料建造的主殿外，还描绘了马厩、箭楼门、栅栏、堀壕等，门外可以看见有警卫的武士。”[36]　“平时侍 （包括御家人、非御家人）是农村的名主，在村内构屋居住。郎从则寄居其宅内，研习武艺，并为主人服杂役。”[37]武士平时的生活内容，主要是练习骑马、射箭等军事技能，即备战。

武士的领地是负有军事义务的军事领地，以满足军事需要为前提。“武士在合战时自备武器和费用。”[38]领地收入既要支撑日常经济生活，又要购置军事装备、承担战争军费。马匹、弓矢、刀剑等武器装备、军事训练和战争的军费，比武士家庭生活物资的费用更大。战马是必不可少的装备，其作用足以影响战斗力的发挥和战斗的胜败，同时战马也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一是战马并非一般驮运物资的普通马，价格不菲，良马更是价格昂贵；一是战马每天食用的草和马料 （通常是粮食），“为了保证马的健全，首先必须给予充分的马粮。……马的食粮包括稻草、糠、干草和大豆，以及一定数量的盐，因此，马粮也是莫大的数量”[39]。另外，战马会死，会老得不能参加战斗，又得花钱购买新马。而且，武士团首领还得多准备一些良马和武器作为奖品，赏赐给忠心耿耿、尽职尽责的家臣武士。

武士政权建立后，政治生活也成了武士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武士的政治生活的特点是以军事职责为载体。将军在全国武士特别是御家人武士的武力支撑下，行使政治权威，实施军事统治。将军任命御家人作为自己的政治军事代表，到各国担任守护——地方性军政长官、到庄园担任地头——军事土地长官，这些守护和地头到各地任职时，带着自己的家臣武士一同前往，在自己辖区的战略要地建立统治中心 “武士馆”，依靠武力行使守护和地头的职责，维持社会治安、管理土地、征收租税和军粮，武力威慑其他社会群体。

（二）以宗族为单位的军事体制

武家统治以家族主义为特征，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原则上以族为单位。将军与一族的总领结成主从关系，幕府颁发给一族的领地证明书——“领地安堵”以总领为对象，幕府对一族规定的军事义务由总领负责。幕府的法律 《御成败式目》，赋予总领近乎绝对的支配权力。

镰仓时代的军事组织以一族为基本单位。如前所述，一族以总领为中心，由本家和若干分家构成。总领即族长，由本家嫡长子继承。一族大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核心层是本家 （嫡子）和分家 （庶子）构成的兄弟共同体，第二层是甥、侄、堂兄弟等旁系亲属，第三层是模拟家族关系（如姻亲关系、收养关系）的成员和族外小领主等。在族的内部关系中，本家家长为总领和最高军事指挥官，分家家长为下一级军事指挥官，分家家长之下的从者为一般战斗员。族的指挥系统是总领指挥分家家长，分家家长统率属下从者，即总领→分家家长→郎党、郎从。族为一级军事组织，分家为族内的战斗小组。发生战争时，总领率领一族携带着粮草出征，向分家家长指派战斗任务。当然，以族为单位的武士团之间规模和实力悬殊很大。总体上说，东国武士团比西国武士团大，以出自源氏和平氏的武士团实力最强。如平氏的三浦氏、北条氏，源氏的足利氏、新田氏等。

平安时代末期，地方武士以自己的主要住宅或住宅地为 “苗字地”。源平大战时，他们又以苗字为一族团结的标志，并且形成以共祭、共墓为结合中心的 “苗字族”。到镰仓时代，苗字族广泛形成。其实，一个苗字族就是一个总领制武士团或一个军事组织，各武士团都有自己一族的家族纹章—— “家纹”，如北条氏的代表性家纹为鳞纹。

一般来说，家纹萌芽于源平大战，形成于 “奥羽征战”和 “承久之乱”。源平合战时，有源氏的白旗、平氏的红旗区别敌我双方。源赖朝统一天下后，为了提高源氏嫡流的权威，部下又在传统的白旗上添加各种元素以示和宗家的区别，并因此使旗纹形成家纹。例如佐竹氏添加描写月的扇形，畠山氏添加小字的蓝皮。“为了在战场上避免混乱、区别敌我，记载自己的活动，反映战功和日后的恩赏，并与他氏相区别，进而附加武具、笠印、旗、幕等。根据 《源平盛衰记》，当时的武士中使用家纹的只有熊谷、儿玉，以后武士才广泛使用自己的家纹。”[40]据 《吾妻镜》曰：“宽喜二年 （1230）二月三十日条记载，镰仓发生骚动时，知道变故而聚集在幕府和执权泰时邸下的武士们，各自举旗参加，次日泰时下文加以认定。”[41]抗元战争中，西国武士也纷纷制作自己的军旗，并在旗下行动。

家纹为一族共同使用，不过，总领家的本家家纹和庶子家的分家家纹也有些微差异。例如 “藤堂家的本家以 ‘常青藤’、　‘酢浆草’为家纹，支流 （伊势久居藩主）以 ‘圆形常青藤’、　‘圆形酢浆草’，以丸区别本家和支流。旗本藤堂家，只用酢浆草，不用常青藤。”[42]

家纹产生后，逐渐成为维持一族象征和武士团结合的精神纽带。家纹图案主要来自植物、动物、器物、文字、天文等，以植物为最多。另外，家纹大多与氏神信仰有关，如以熊野信仰为背景的竹柏、币、稻，伊豆山权限和熊野权限的神木——竹柏，京都贺茂神社的神纹——葵纹。由于从三河到伊豆一带分布着许多贺茂神社的御厨 （庄园），因此，本多、伊奈、岛田、松平等地出生的武家，以葵为家纹。出自平氏良文流的千叶、相马、丰岛等以月和星为基调的家纹，据说源自良兼、良文讨伐将门时，被将门围困生命垂危之际，北斗七星、妙见菩萨降临，救其于危难之中。镰仓时代以降，家纹日益成为武士的身份象征和武家文化的重要元素。

（三）弓矢刀剑和典制化的 “骑射三物”

镰仓武士的武器装备与平安武士基本相同，依然以弓箭和刀、剑为主，尤其是弓箭，当时武士在战场上所负战伤多为箭伤即是证据。弓箭是远距离作战最有效的武器，刀、剑、矛则主要用于近距离肉搏战。随着武器制造的发展，镰仓时代的刀匠已成为专门的职业，并在刀匠中出现不少名人，其中最有名的是住在镰仓的冈崎正宗 （1264—1344年），正宗曾向当时一流的刀匠新藤国光等学习，取其所长，自成一派——相州传。正宗制作的刀，几乎没有铭 （作者姓名），留有 “京极正宗”、　“不动正宗”、“大黑正宗”等名的，都是国宝。[43]

源赖朝在镰仓建立起武家政权后，依然执著地保持东国武士崇尚武勇的传统，砥砺武士崇尚武勇、勤练武技。　“本来关东武士就以骑射为骄傲，源赖朝开创镰仓幕府后，热衷于奖励流镝马、笠悬等马场的弓技。”[44]1191年，将流镝马作为象征幕府寺社体制最重要的祭祀仪式之一。“源赖朝还多次组织围猎，统率各武士团进行综合性实战训练，如1193年的富士围猎。”[45]通过狩猎，亲自检阅关东武士的骑射绝技，检验武士平时军事训练的成效，鞭策武士勤练武功、武技，不断提高行军打仗的战争技能。“犬追物”也在镰仓时代开始盛行，《吾妻镜》贞应元年2月6日条记载说：“南庭有犬追物，射手小山新左卫门尉朝长、氏家太郎、骏河二郎泰村等四骑，犬二十匹，检见 （审判役）骏河前司义村加一骑。”[46]此后，幕府经常举办 “犬追物”，御家人武士也多以之作为练武和娱乐活动。镰仓武士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内容，也主要是有助于提高马背上作战能力的 “骑射三物”和 “狩猎”。“承久之乱以前 《吾妻镜》所看到的流镝马以外的骑射艺，除猎场的狩猎外，还有牛追物、小笠悬、笠悬等。……小笠悬尤其值得注意……比流镝马的骑射术难度更大。”[47]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内容，也反映了当时的战争形式、主要兵种和兵器等因素。

武士是世袭的职业军人，保持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旺盛的战争精神，既是职责需要，也是生存需要。因此，他们的居所 “武士馆”通常都建有专门的军事训练场，如笠悬马场。为了保持战斗力，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斗，武士平时除履行军事义务外，就是在武士馆中或采取个人训练的方式，或采取多人对练的形式，练习骑术、弓术、刀术、剑术等战争技能。这些军事技能都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能够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因而也是最基本的训练内容。特别是骑兵，马上作战技能难度极大，更是需要坚持不懈的系统训练才能运用自如。武士团首领为了维持集团整体的战斗能力，也经常组织集中的军事训练，训练的方式和内容也主要是 “骑射三物”和狩猎。

贵族喜欢玩弄权术，武士以武艺高超为美德。对以战斗为生活、以生活为战斗的武士来说，“骑射三物”和狩猎，既是军事训练，又是娱乐活动。对惊险、刺激的人与动物的战争——狩猎更是情有独钟，尤其喜欢围猎野猪、熊、鹿等大型动物，尽管在狩猎大动物的活动中受伤和死亡事故时有发生，武士还是乐此不疲。

武士子弟继承父业，肩负着以武力守护和扩大家名、家业的重任。父辈为了培养其日后以战场为人生舞台的生存技能，幼年时代就对他们进行较为系统的战争教育和战争训练。这种幼年所接受的战争教育和战争训练，对其一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和价值追求等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镰仓武士的战争

武士政权建立后，天下并不太平。幕府内部有争权夺势的相互残杀，1199年，源赖朝去世，幕府内部的纷争因北条氏一族谋求幕府的最高权力而公开化、白热化。为了夺取幕府实权，北条氏不惜暗杀二代将军源赖家、三代将军源实朝，以武力剪除幕府的创业功臣。幕府外部有公家和武家的对抗，依然保有一定实力的朝廷念念不忘颠覆幕府政权，夺回失去的权力，确保院政实权。后鸟羽上皇在皇宫严密设防，除北面武士外，又增设西面武士加强军事力量。幕府内部的矛盾越尖锐，朝廷的反扑就越激烈。1221年，朝廷终于发动倒幕战争 “承久之乱”。同时，派到各国的守护和各地庄园的地头，在实施对地方的军事统治时也并非一帆风顺，面临着天皇朝廷国司和地方势力或明或暗的抵制。

镰仓武士参加的战争主要有：（1）武士内部的战争，主要是北条氏武力剪除异己，如1200年消灭源赖朝的宠臣、赖家的亲信、侍所别当梶原景时家族；1203年灭亡二代将军赖家的岳父比企能员一族；1213年灭亡侍所别当和田义盛及其家族；1247年灭亡唯一能与北条氏对抗的 “相模之雄”三浦氏一族，三浦氏一族仅被迫自杀者就多达260人；1285年的 “霜月骚动”中灭亡外样御家人的代表安达泰盛一族及其一派的大量御家人。（2）幕府外部的战争，即朝廷发动的倒幕战争—— “承久之乱”。（3）来自于国外的战争，即 “抗元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以 “承久之乱”和 “抗元战争”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

镰仓时代的战争体制依然是以一族为中心，一有战事，幕府便对一族总领——御家人进行军事动员。御家人接到战斗指令后，便率领一族成员带着军需物资、举着一族军旗奔赴战场。如在 “承久之乱”和抗击元军的 “文永之役”、“弘安之役”中，接到幕府军令的各武士团纷纷举着军旗赶到指定地点，在幕府的统一指挥下参加战斗。各武士团总领从上一级军事长官处领受任务后，又向一族各分家——战斗小组分派具体的战斗任务，统一指挥一族进行战斗。

在战斗正式打响前，镰仓时代的武士也需要大声自报家门和身份，历数自己的居住国、姓名和先祖以来的系谱及功勋。通过 “语言战”炫耀家名，威吓对方。同时，也希望敌方战将具有与自己对等的地位和名望，这也表现了武士对祖先的尊崇和对自己名声的维护。在战斗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关东武士传统的骑兵战、弓矢战，最后才是属下步卒武士的刀剑杀戮战。

武士以胜利为第一要义，[48]以建军功、获恩赏为参战的主要目的。由于率先冲入敌阵可获大功，因此，源平大战中出现的 “争头阵”、“争功名”的战法日渐盛行。战争中时常出现不顾集团主君的安排，争先冲入敌阵、抢夺头功的现象。

镰仓幕府的成立，标志着武士的历史掀开了划时代的崭新一页。从此，武士取代贵族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社会上的主流阶级和文化上的主要创造者，影响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正是在武士的引导下，日本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制度和思想文化等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正式走向以武为本、军事至上的社会发展方向。

武家军事政权建立后，武士内部的私人性主从关系、家族关系成了武家政权的政治制度和政权体制，军事主从等级决定政治地位、政治权力，将军与御家人的军事主从结构与幕府的中央地方官制相结合，形成将军→侍所→守护→地头的政权体制。源赖朝掌握幕府的最高权力，源赖朝的家人——御家人及其一族成为幕府政权中央和地方的统治者。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镰仓武士是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不过，他们依然主要扮演着战斗者的社会角色，全部生活都以军事生活为中心，政治生活以军事生活为主要载体。他们以武力推进武家统治，侵蚀公家贵族的统治权力，并在 “承久之乱”中给予公家朝廷致命性的打击。此后，“武家掌握了皇位继承者的决定权”[49]，公武二元政治逐渐向武家一元化统治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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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五味文彦：《日本历史·4·武士的时代》，岩波书店2000年版，第1页。

[2]［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66页。

[3]［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33页。

[4]［日］今东光等：《历史的京都·1·天皇和武士》，淡交社1970年版，第20页。

[5]［日］秋山哲雄：《北条氏权力和都市镰仓》，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14页。

[6]［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2页。

[7]［日］五味文彦：《日本的时代史·8·京、镰仓的王权》，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49页；参见 ［日］奥富敬之 《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52—53页。

[8]［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83页。

[9]［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10]［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58页。

[11]［日］石井进：《镰仓武士的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337页。

[12]［日］桥本实：《日本武士道史》，地人书馆1935年版，第78—82页。

[13]［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73页。

[14]［日］石母田正等：《日本史概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5页。

[15]［日］阿部猛：《镰仓武士的世界》，东京堂1994年版，第61页。

[16]［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59页。

[17]［日］石井进著作集刊行会编：《石井进的世界·1·镰仓幕府》，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183页。

[18]［日］安田元久：《武士世界形成之群像》，吉川弘文馆1986年版，第252页。

[19]［日］河合正治：《中世武家社会研究》，吉川弘文馆1973年版，第56—57页。

[20]［日］奥富敬之：《镰仓北条氏的兴亡》，吉川弘文馆2003年版，第169—170页。

[21]［日］上横手雅敬：《镰仓时代》，吉川弘文馆2006年版，第2页。

[22]［日］野口实：《武家栋梁的条件》，中央公论社1994年版，第30—31页。

[23]［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6页。

[24]［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147页。

[25]［日］三田武繁：《镰仓幕府成立史研究》，吉川弘文馆2007年版，第49页。

[26]李卓：《略论家族主义的幕府政治》，《日本学刊》1996年第3期。

[27]［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149页。

[28]［日］宫地正人：《新版世界各国史·1·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29]［日］上横手雅敬、元木泰雄、腾山清次：《院政、平氏和镰仓政权》，中央公论社2002年版，第30—31页。

[30]［日］柴田纯：《江户时武士的日常生活》，讲谈社2000年版，第126页。

[31]［日］堀勇雄：《山鹿素行》，吉川弘文馆1987年版，第200页。

[32]［日］元木泰雄：《武士的成立》，吉川弘文馆1994年版，第5页。

[33]［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360页。

[34]［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88页。

[35]［日］石井进：《镰仓武士的实像》，平凡社1991年版，第341—342页。

[36]［日］斋藤慎一：《中世武士之城》，吉川弘文馆1993年版，第64—66页。

[37]［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2页。

[38]［日］中村吉治：《武家和社会》，培风馆1953年版，第55页。

[39]［日］下村效：《日本历史小百科·武士》，东京堂1993年版，第162页。

[40]［日］丰田武：《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8—419页。

[41]《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3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93—94页。

[42]转引自 ［日］丰田武 《中世的武士团·丰田武著作集·第6卷》，吉川弘文馆1982年版，第419页。

[43]《图说学习日本历史之六·古代至安土挑山时代·人物事典》，旺文社1979年版，第220页。

[44]［日］高桥昌明：　《武士的成立、武士像的创出》，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247页。

[45]［日］福田以久生：《武者之世·东和西》，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第73页。

[46]《吾妻镜·新订增补国史大系·第33卷》，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3页。

[47]［日］近藤好和：《中世武具的成立和武士》，吉川弘文馆2000年版，第224页。

[48]［日］石井进：《日本历史·12·中世武士团》，小学馆1974年版，第335页。

[49]［日］今谷明：《武家和天皇》，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