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西方嗅觉研究概况

在西方，自古典时期以降，所谓的知觉研究主要是以人类五种外部感官为对象，按其重要性，依次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后三者的次序并不固定，会随所强调的感觉方面不同而不同）。哲学的这一“感官等级”，经由柏拉图（Plato，428 /427BC-348 /347BC）制定出来，便成为根深蒂固的基本观念，但凡西方哲学奠基性著作无不依照这一等级次序排列[3]。其中，哲学对视觉的关注，更是其他几种感官难以企及的，而触觉﹑嗅觉和味觉，则长期被认为是肉体的感官，远离理智﹑知性，在知觉研究中往往一带而过，只配享有低级地位[4]。嗅觉更因为尤其与性欲有关，处于最底层，甚至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对肉体的憎恨，也往往伴随着对嗅觉的根深蒂固的憎恶，蔑视气味同厌恶肉体成正比[5]。近代经典现象学研究虽然强调意识的方式与内容，看重知觉，重视人类经验模式的描述，却唯独对嗅觉不感兴趣，已有资料显示，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其《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一书中几乎没有讨论嗅觉问题[6]。

尽管如此，西方人往往受益于强烈的反思精神，善于触及自身文化中的边缘现象。在味觉与嗅觉研究领域，近年来不断推出视角﹑理论俱新的著作，像勒盖莱（Annick Le Guerer）的《气味》﹑考斯梅尔（Carolyn Korsmeyer）的《味觉：食物与哲学》﹑艾克曼（Diane Ackerman，1948—）的《气味﹑记忆与爱欲：艾克曼的大脑诗篇》[7]﹑瓦润（Piet Vroon）等人合著的《嗅觉符码：欲望和记忆的语言》[8]、赫兹（Rachel Herz，1963—）的《气味之谜：主宰人类现在与未来生存的神奇感官》[9]等，均给西方学界带来不小的启示与冲击。

与西方相比，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对嗅觉与味觉并没有明显、刻意的贬斥，相反，对“嗅”与“味”的强调自古以来就非常突出，特别是对“五味”的重视程度至少不亚于“五声”﹑“五色”[10]。日本学者笠原仲二（KASAHARA Chūji，1917—）认为，味觉与嗅觉孕育了中国人最原初的“美意识”[11]，在不与“善”这个概念混同的情况下，最初的“美”一定包含味和嗅[12]。同时，中国古人相信五种感官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存在“高卑﹑上下的审美价值观念”[13]。许慎（58—147）《说文解字》有“美，甘也，从羊从大”，段注云：“甘部曰美也。甘者，五味之一，而五味之美皆曰甘，引申之凡好皆谓之美。”又“甘，美也，从口含一”[14]。大羊即肥羊之意，且羊肉较腥膻，最能刺激味觉和嗅觉，由此可见文明初起时，中国人对美的定义。所以，味与嗅在古代中国不单纯具备功利或实用意义，而是升华为一种普遍相通的审美概念[15]，特别是魏晋之后，“味”更成为惯用的文学批评术语，南朝梁代锺嵘（468—518）于《诗品》提出“滋味说”，刘勰（465？—？）在《文心雕龙》中也论及“滋味”。然而，考察中国当今学术界，在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的“诗味论”以外，迄今仍欠缺研究中国人之“味”与“嗅”观的厚重专著[16]。

同时，受西方当代身体研究思潮的影响，中国虽然也开始重新审视身体感官问题，但往往集中在身体器官发展史、生命关怀等方面，对于身体器官功能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尤其是“嗅”、“味”、“触”议题的讨论仍属薄弱环节[17]。此外，现有的研究成果也远远不足以配合新时期身体写作的分析，即使是向“诗味论”取法，亦较少有论者系统应用于身体研究范畴，且“诗味论”本身对“味”觉的关注又多于“嗅”觉，讲求“滋味”之味，以及“味外味”[18]。周与沉等学者在研讨中国文学审美意识诸问题时，谈及嗅觉课题，就曾因目前研究的欠缺而明确表示“实在令人遗憾”[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