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与思路

宦官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传统史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据文献记载，中国的宦官制度可上溯到西周时期，之后便伴随着整个古代社会而存在，并且在汉、唐、明三代宦官专权达到了高峰。

明末思想家黄宗羲对宦官的评论代表了传统史家的思维模式：“奄宦之如毒蛇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乃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1]黄宗羲之父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在明熹宗天启年间官至御史，但因屡次上疏弹劾权珰魏忠贤而被下狱致死，黄宗羲在明末以抨击声讨阉宦和阉党为己任，与这段经历也是分不开的。宦官这一伴随君主制而生存的特殊群体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甚至在某些时期完全操控国家权力，被视为传统社会的毒瘤，因而为历朝文人、统治者所鞭笞、警惕，成为重要的话题。对宦官的记载和研究体现出明显的经世致用目的，即“以史为鉴”，防止宦官之祸造成君权旁落。

梳理20世纪以来关于宦官问题的研究，发现宦官专权乱政仍为研究者情有独钟。20世纪40年代，丁易在国共内战即将开始的特殊环境背景下写了《明代特务政治》，以影射国民党“黑暗”统治，不能不说使人们产生了对宦官的妖魔化印象。在当时的斗争情况下，历史的确是有力的武器，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但在学科意义上就宦官问题本身而言，专权祸国并不是其唯一定义，高墙内的权力斗争也不是其全部内容。宦官作为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中的一个结点，不该被剥离出来而刻意强调其天生的“毒瘤本性”。20世纪60年代，台湾明史学者吴缉华注意到从明代政治制度的缺失上论证宦官专权的必然性^[2]，较近的大陆学者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中，亦从这一认知出发，开始将宦官群体放在整个传统社会政治网络之中，对其活动展开探讨。^[3]

“当历史著述的主要内容都是政治史，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政治方面的文书档案，把政治层面的因素看成是决定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力量，同时尽量从政治方面去解释历史，其功能也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统治的时候，政治史就是一种史学范式。”^[4]无疑上述学者的研究是政治史范式下的宦官研究，而较近的国内的学者也多在此主流范式影响下继续探讨宦官问题，并且由过去主要着眼于政治权势、特务活动，扩展至从其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关系以及主要宦官生平等多个角度进行探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宦官形象大概是这样的：这个群体通过各种途径、利用各种手段与国家政权拉上关系，并大多数施予坏的影响，摧残社会经济、加速军队腐败，甚至背负亡明的重大责任。

传统儒家士大夫道德标准下的“忠”、“奸”仍然是判断宦官群体的主要准则。而这正是影响历史研究者对历史进行解释的干扰因素，黄仁宇曾重复强调的一句话“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5]这也正是笔者对宦官群体研究的旨趣所在，刨却这种传统士大夫的成见，即使宦官是传统社会和政治的毒瘤，那么在明代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宦官的毒性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在社会史研究萌发的20世纪初，新史学观念大力倡导打破传统政治史狭窄的研究领域，将更多的目光投放于民众的生活史，带动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学术革命，开辟出了普通民众社会生活的广阔研究领域。^[6]这种研究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再度兴起，因此明代宦官的研究也呈现出更加多样的色彩，以往不被关注的宦官的社会生活、社会角色、心理状态、教育、婚姻等状况被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

史学视野的扩展对宦官研究的全面、深入固然大有裨益，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投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地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7]放眼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宦官的社会史研究，专门的成果本就不多，以猎奇猎艳为目的来吸引眼球的宦官通俗读物却开始泛滥，使人们对宦官的社会史研究产生错误的印象，真正违背了“新史学”的初衷。

那么，作为社会角色、社会生活中的宦官群体其本来面目是什么样呢？他们在社会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赵世瑜所写的《黑山会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与民间社会》，这篇文章与以往关于宦官的研究都不同，可以说它开辟了宦官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首先从史料上，不再以带有儒家士大夫意识形态所撰写的正史资料为主，而选择了北京八宝山刚铁祠庙的碑刻——那些曾被史书刻意遗忘的宦官自己的记忆，真正从以往“自上而下”的眼光转为“自下而上”，看宦官是如何塑造他们的英雄，展现宦官的政治，通过宗教信仰问题了解宦官与民间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密切互动关系，看到与以往完全不同角度的宦官整体形象。了解底层宦官，而不再只关注像魏忠贤、刘瑾等个别臭名昭著的“奸”宦或郑和、怀恩等个别“良宦”，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宦官群体，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反映宦官的政治。他的关怀是整个宦官群体，追求的是一种整体史观，而不再只是政治史视野下的权力塔顶端的奴隶，实现了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对话。

得益于前辈时贤对宦官问题的研究和社会史与政治史可以对话的学术理念，借助于碑刻、墓志等新史料，我们才可以在传统明代宦官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与反思。

首先，对宦官群体的道德评价问题。关于明史的传统叙述，总有“宦祸亡国”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个别奸宦掌权扰乱当时政局，使政权腐败，不失为一种说法。若笼统将国家兴亡的责任归于宦官集团，显然有诿过于他人之嫌。历史上存在大量祸国的奸宦，但也有大量祸国的官僚士大夫，没有人去全盘否定他们，但宦官却往往被笼统地加以否定，作为一个负面的群体形象出现。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畸形的道德评价：同样做事情，官僚士大夫大多数是好的，宦官大多数是坏的，官僚士大夫的恶行并非他们行为中的常态，而宦官的为祸是常态，为善反倒不正常了。这种单一的道德评价自然不仅仅存在于针对宦官的研究中，而是史学界中较为常见的。追究原因，我想正是由于我们研究宦官或者其他对象的历史，所用的资料大多是出自儒家士大夫的笔下。流传后世的官私文本，自然以儒家的道德标准和官方的意识形态来书写历史。而我们今天的有些人仍不能剥离史料上的主体成分，将一切尽信为历史的实况，跟在前人的后面对宦官大张挞伐。墓志碑刻等社会史料的利用为我们揭开宦官的另类记忆，也对士大夫与宦官的实际交往情况有了新的思考。

其次，明代的宦官群体只是明代整个国家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无法超越整套制度的规范。黄宗羲曾说过：“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8]传统精英士大夫皆以明代宦官的全面参政，认为其擅权干政破坏国家政治，是传统社会的毒瘤。

诚然，明朝的宦官似乎比汉、唐时期对政治的渗透力更强，但不能忽略的一点是他们并不如汉、唐时宦官能轻易废立皇储、掌握军权，明代的宦官能让阁臣为之折腰，却总也触及不到皇权的威严。他们有自己的一套制度，仅限于恪守本分、服务皇室，但其实际权力却远远超出了制度规定的范围。作为国家政治权力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宦官在这种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却没有任何制度上的规定来保障其参与国家政治过程中，能理直气壮，所以明代宦官爱揽权的说法不绝于耳。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明代宦官群体这种特殊的地位？对比清朝宦官能够束手，我们看不出清朝初年比明朝初年统治者对宦官干政问题有何更高明的防御措施，然而宦官却没能有机会站到统治舞台的中心。究竟明朝国家机器在运转过程中缺了哪一环而要用宦官来加以补充呢？笔者想这对于了解整个明朝国家机制的运行更有意义。

再次，以宦官为切入点所反映的明代民族与边疆问题。少数民族宦官是明代宦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明成祖发动的“靖难”之役中，在阵前效力最著功勋的都是少数民族宦官，明代史籍中屡次提及的女真王彦、回回郑和、西番人孟骥、蒙古人云祥等皆在此役中崭露头角。明成祖迁都北平后，为应对漠北蒙古军事势力的威胁，成祖先后五次亲征漠北，许多在“靖难”中骁勇善战，屡立军功的少数民族宦官遂多次随成祖出征，亦为巩固明代边疆作出贡献。那么，这些少数民族宦官在明代宫廷中地位如何？他们在明代的边略中扮演何种角色？这可以反映明初与女真关系的一个侧面，也有助于观察前近代时期东亚区域社会的历史细节。

最后，宦官常常被作为负面群体而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是特殊的，那么他们的生命历程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家族成员情况怎么样？他们与周围人有什么样的勾连，怎样的交往呢？大量宦官墓志的发掘帮助我们从生命史的角度探析宦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本来面目。

总之，笔者希望从新的角度对宦官群体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并看到一个更加立体的宦官群体形象。他们是否拥有和常人一样的家庭、家族关系？因宦官而显赫的家族拥有怎样的痕迹？他们在与民间社会的接触中与士大夫的实际交往情况是怎样的？是否在国家政治上有所反映？明代的宦官群体在国家机器运行过程中充当了何种角色？他们作为宦官对明代的边疆有何特殊意义？作为少数民族的一分子又展现出哪些特殊的形象？透过对他们行迹的呈现，是否可以引起我们对明代民族关系有新的思考，从而进一步了解明代国家机制的内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