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政策演进

经济增长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加，还表现为经济与产业的结构变迁、优化，特别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的持续增长一般需要借助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来实现。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尤其是后发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政策经验来看，产业结构调整不仅是市场“无形之手”对产业形态的自然洗涤，也有政府“有形之手”对产业发展的主动干预。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过程中，既要充分尊重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要妥善发挥好政府的引导性作用[1]，尽可能地抢抓时代机遇，实施战略性的产业发展政策和良好规制，克服市场失灵，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与优化。

(一)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与表现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从经济增长的产业构成变化来看，农业比重不断下降但近年来已基本趋于稳定，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并逐渐与工业并驾驱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如图1所示)。以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为例，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最高峰时期的33.03％持续下降到2008年的9.88％，其后基本稳定在9％—10％之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经历了有升有降的过程，但波动区间基本保持在40％—50％之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则始终不断上升。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24.54％，在三次产业中占比最低；1985年这一比重上升到29.33％，首次超过第一产业；2012年这一比重跃升到45.50％，超过了第二产业；截至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高达52.54％，超过农业与工业的总和。

从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看，除了经济总量构成比例发生变化之外，在增长动力方面也表现出一些重要特征：一是农业继续保持基础地位，但其内部结构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调整变化；二是工业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对关联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和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三是服务业(包括消费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正在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更重要支柱，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贡献愈加突出；四是以互联网等新技术为基础驱动不同产业相互融合，也在不断催生经济转型的新业态，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动力。

1.农业继续保持基础地位

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基础地位。作为最古老的民生基础产业，农业不仅要满足13亿人口物质生活的需求，而且还要为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发展提供原料保障。然而从现实来看，高度依赖资源禀赋这一天然缺陷导致传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过低，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继续加大投入力度、更有效地发挥农业在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成为一项战略性的紧迫任务。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主题无一例外地都锁定农业问题。

增加政府投入是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来看，2006年中央本级财政三农支出预算总额为0.39万亿元，而后对农业投入不断增加，2013年预算总额达到了1.38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9.71％ (如图2所示)。从直接农业补贴来看，2006年国家对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总计310亿元，而后对补贴额度不断增加，到2014年时预算总额达到1750亿元，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4.16％。

农业的进展也在带动相关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以农林牧渔和与之关系密切的农副食品加工业关系为例，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2003—2013年期间，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534.76亿元增长到11611.38亿元，年均增长率36.04％；同期农副食品加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398.94亿元增长到8673.58亿元，年均增长率36.06％，两者相关性高达0.99(如表1所示)。从收入与规模情况来看，2003—2013年期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从29691.80亿元增长到96995.27亿元，年均增长率12.57％；而同期农副食品加工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从5769.19亿元增长到59497.12亿元，年均增长率26.28％，两者相关性仍然高达0.99。

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加催化第一产业内部结构不断演变。1990—2013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从0.15万元增长到2.70万元，推动了消费结构的转变。从农、林、牧、渔业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例来看，1990年农业总产值4954.3亿元，占比64.66％，而后上升到2013年的51497.4亿元，但占比却快速下降到55.10％；林业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例从1990年的4.31％，下降到2013年的4.18％，基本维持平稳态势；畜牧业和渔业占第一产业总产值的比例分别从1990年的25.67％和5.36％，快速上升到2013年的30.42％和10.31％ (如图3所示)。

2.工业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

主导产业，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W.Rostow提出，其在解释现代经济增长本质时发现，经济增长总是首先发生在某个产业或产业群，这个产业具有若干显著特征：1.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借助新技术实现产业突破；2.具有持续的产业增长率，并高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3.具有较大的扩散效应，能直接或间接带动其他产业增长。[2]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体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时，普遍选择重点支持主导产业，这是因为：在量的方面，主导产业将来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在质的方面，主导产业直接决定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那么现实中，主导产业通常如何选择呢？学术界和产业界关于主导产业选择的技术方法和关键指标层出不穷，但总体而言，劳动生产率、产业关联度和技术创新等指标通常成为共识性的衡量标准。[3]

（1)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进入主导产业的关键所在。从劳动生产率角度看，工业部门明显高于其他产业(如表2所示)。1978年以来，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扩散、宏观体制机制的不断改善以及微观企业组织的效率提升，中国全产业劳动生产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业部门做出重要贡献。从绝对差距来看，工业部门与全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不断拉大。1978年工业劳动生产率仅比全产业高出0.16，而这一差距在2013年上升到3.45。从不同产业间的相对差距来看，尽管工业劳动生产率相对其他产业优势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13年，工业部门仍然相当于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4.84倍，以及服务业部门的1.19倍[4]。

（2)发挥带动作用是主导产业的直接表现。从产业关联度来看，工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也显著高于农业和服务业。以2007年和2010年两次投入产出基本流量表为基础，将全部135个部门分类整合为41个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计算不同行业的影响力系数来衡量产业关联度(如表3所示)。[5]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工业部门的影响力系数为3.59，分别比农业和服务业部门高出1.41和1.23。从具体行业结构来看，2007年工业所涵盖的24个具体行业中有17个行业带动效应(标准影响系数大于1)超过社会平均水平，而第三产业所涵盖的16个具体行业中仅有4个行业带动效应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到了2010年，工业部门中带动效应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行业增加到20个，而服务业部门中带动效应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行业降低至3个。

（3)提高创新能力是进入主导产业的必由之路。从技术创新与进步角度来看，工业部门仍是研发投入和创新的主要着力点(如表4所示)。从增长率角度来看，2008—2012年期间，工业部门的研发支出费用年均增长率为26.4％，与服务业部门的26.6％几乎持平，但明显高于农业部门的23.6％。然而从绝对量来看，2012年工业部门研发支出费用高达7328.52亿元，占全部研发支出比例超过93.45％，分别比农业部门高出93.24％，比服务业部门高出87.11％。

3.服务业跻身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从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在2012年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部门后，两者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2015年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高达52.54％，超过工业11.80％，这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是，仅凭借增加值比重来判断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作用尚显武断，还需要结合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吸纳就业人口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衡量。[6]

（1)拉动经济增长是支柱产业的首要特征。从三次产业拉动GDP增长的贡献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更加突出(如图4所示)。2001—2014年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9.82％，其中服务业部门贡献了4.4％，仅比工业部门低了0.59个百分点。但从相对差距来看，工业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接近。2013年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3.7％，与工业部门基本持平；而在2014年服务业拉动经济增长3.6％，就比工业部门高出0.2个百分点。

（2)投资是推动支柱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来看，服务业成为吸纳新增投资的重要领域(如表5所示)。2001—2013年期间，全社会年均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为9.56万亿元，服务业部门吸纳了其中的54.6％，相当于工业部门的1.30倍。尽管从相对趋势来看，服务业占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在48％以上。其中2011—2012年，服务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甚至低于工业部门，这与2009年中央政府出台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聚焦于工业部门密切相关。

（3)吸引外资是衡量支柱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实际利用外资水平来看，服务业部门成为最受外资青睐的投资领域(如图5所示)。2000—2014年期间，服务业(非金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15.4％，比同期全社会增速高出11.5个百分点。从相对趋势来看，2011年服务业(非金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563.4亿美元，首次超过工业部门，其后这一差距不断拉大，到2014年时服务业(非金融)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699.1亿美元，相当于工业部门的1.59倍。

（4)吸纳就业人口是主导产业的优势功能。从吸纳就业人口情况来看，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社会就业人口最多的部门(如图6所示)。长期以来，中国人口就业更多附着于农业部门，但随着服务业快速发展，这一铁律被打破。2011年服务业部门就业人口达到2.73亿，首次超过传统农业，成为吸纳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部门；而后这一差距不断扩大，到2014年底服务业就业人口超过3.14亿，占全部就业人口的40.6％。在此期间，工业部门吸纳就业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始终落后于服务业部门5个百分点以上的差距。2014年，两者差距更是高达10.7个百分点。

4.产业融合不断催生经济转型的新业态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消费也在不断升级。简单的实物商品消费难以长期满足快速变化的消费者偏好需求，提供完整的服务体验和解决方案成为产业转型的必然趋势。消费需求的升级倒逼制造商与服务商进行战略转型和跨界经营，使得原本泾渭分明的产业边界渐趋模糊。在产业融合过程中，一些新型业态开始出现，并成为增长最迅速的产业部门之一。目前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融合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制造化”两种形式。

制造业的服务化，是指制造业吸纳服务业，使得制造业的服务功能越来越突出，其最终落脚点是推动制造业的发展。例如，提供汽车销售与服务的4S店，使汽车企业从以汽车为生产核心，转向提供售前体验、售后维修等一系列高附加值的终生服务项目。制造业服务化的主要推动力在于，一是与产品有关的服务复杂性和重要性日益提高；二是内部服务效率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显著，甚至超过了产品制造过程本身。[7]制造业服务化也是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路径。从横向价值链来看，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不仅提供有形的物质产品，而且提供融资方案、运输安装、系统集成和技术支持等一系列服务。甚至无形服务已经超越产品本身，成为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从纵向价值链来看，制造业企业不仅关注生产制造过程，而且将触角延伸到完整产品生命周期，包括上游的市场调查、产品开发与改进环节，下游的销售、售后服务、产品回收环节，以及与之相关的企业组织变革、财务制度管理等配套环节。抢抓具有绝大部分附加值的战略环节，有助于企业获取整个价值链的控制权。[8]

服务业的制造化，是指服务业吸纳制造业，使得服务业中具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元素，其最终落脚点是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制造化的主要推动力也有两方面：一是服务业为了整合产业链内不同环节形成协同效应，将产业链逐步向制造业延伸。如通信企业提供通信设备；银行金融机构联合物业公司投资改造门禁监控系统；快餐连锁店采用机器设备进行标准化食品加工等。二是服务业厂商为了提升运营效益，将制造业的规模化生产方式、标准化产品引入到服务业。[9]近年来科技快速发展，尤其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为一些无形服务的标准化、批量化生产提供了技术实现手段。如数据中心、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企业的产品一般都是按工业方式生产，最终导致服务企业越来越“制造业化”。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不断深化融合趋势下，新型业态层出不穷，构筑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

5.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趋势

总体来看，中国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轨迹和发展趋势，与世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历史经验基本一致。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化仍然在加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在继续攀升，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建设的战略部署下，随着人口户籍、养老、医疗、教育、城市建设管理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改革政策逐步到位，经济产业结构还会继续进行深度调整。可以预见，在“十三五”时期，随着农村生活人口的继续减少，未来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仍然是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最具有竞争实力的部门，首先，适合我国庞大人口基数实际状况的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竞争优势，再者，随着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和制造业中智能化因素的大量增加，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化产业将会有更显著的进步。围绕城市化水平加快上升和民生改善的需要，现代服务业将会加速发展，除了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扩容增质，以金融理财、管理咨询等为主的中介性质的服务业更需要大力向国际化水平提升，因此，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所占比重还会继续增加，其对经济增长的驱动贡献会更加显现。

(二)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轨迹与效果评价

产业政策是政府调节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学术界对实施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难以达成共识，一方面，支持者认为产业政策能够矫正市场失灵，如协调失灵和信息外溢等问题，以及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动产业升级，对战略性行业尤其重要。另一方面，反对者则认为政府尚且无法选择比较优势产业，更无法保证产业政策符合其发展规律，还会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导致设租、寻租等腐败问题出现。[10]然而在政策层面，世界各国都没有放弃产业政策这把“双刃剑”的任何迹象。

1.中国产业政策演进的大致脉络

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几乎所有经济政策实践都具备产业政策特征。改革开放以后，首次以产业政策出现的经济政策是1989年颁布的《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产业政策实践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不同阶段，产业政策的内容、范围及干预方式都有所变化，[11]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9年)，为解决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阶段。当时背景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农产品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甚至不能解决温饱问题；轻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产品市场供应紧张；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发展滞后，制约着经济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变重工业生产服务方向；加强能源、邮电通信、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快发展服务业。从实施效果来看，三次产业失衡状况有所改善，政府干预市场现象增多，逐渐积累了运用经济杠杆调控的经验。

第二阶段（1989—1999年)，为产业政策制定的探索阶段。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正式确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新一轮增长的快车道，但经济体制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着巨大挑战，亟须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基调是从宏观层面引导产业运行。例如，《“八五”计划纲要》提出根据居民消费结构变化调整产业结构，重点加强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和提高加工工业，把电子工业放在突出位置，积极发展建筑业和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又例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重点支持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业和建筑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与此同时，一些专项产业政策陆续颁布，如《汽车工业产业政策》、《水利产业政策》、《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目录》等。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农业比重逐渐下降，工业和服务业比例呈现上升趋势；结构升级取得进展，一般加工工业占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技术密集型产业有所上升，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如医药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明显上升；但加工工业产能过剩现象也开始出现。从政策工具来看，行政手段较为频繁，但财税、金融、法律等间接手段已经开始在经济调控中使用。

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为产业政策运用的逐步成熟阶段。加入WTO后，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突出，国际产业分工也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以重化工产业主导的增长周期，但是高能耗、高污染等低附加值产业比重偏高，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偏弱等问题明显。这一时期，产业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是抑制产能过剩和促进支柱产业发展。同时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产业政策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共同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紧接着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配套政策，分别对国家鼓励类、限制类、淘汰类产业目录提出明确要求，并确定综合利用财税、信贷、价格、环保审批等多种手段进行宏观调控。针对具体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相继颁布了《汽车产业政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水泥工业产业发展政策》、《煤炭工业产业发展政策》。在支持服务业发展方面，《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宏观政策，以及《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等具体细分产业政策相继颁布。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系列重点行业政策密集性出台，最典型的如“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特别是粮食生产供给缺口得到缓解；工业结构升级加快但重型化趋势明显，汽车、住宅、电子通信、基础设施等行业快速增长，带动钢铁、有色金属、建材、化工、机械设备等行业迅猛发展，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加快，但由于产业政策覆盖面太宽且具体规定过于细致，导致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服务业体制机制束缚较多，对外开放力度较小，总体结构层次较低。

2.典型产业政策效果简评：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例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长下跌至6.80％，外贸出口逐月下降，从当年10月的19.2％断崖式跌至11月的负增长，2009年1月出口下降17.5％。为了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增长，中央政府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危机应对政策。2008年11月，国务院推出规模达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且大幅度放松了银行配套信贷。2009年初，密集颁布了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纺织业、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业、电子信息业、轻工业、石化工业、物流业和有色金属工业等产业调整政策，即所谓“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此后两年，以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为核心，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能源局、交通部和科技部等部委陆续发布实施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

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短期应对危机措施和中长期产业发展政策的结合，其政策内容可以概括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保增长”体现为改善出口环境、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扩内需”体现为着力刺激国内市场潜在需求。“调结构”重点在于促进产业技术和产品升级、优化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布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抑制和化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不同的产业振兴规划，其主要内容也因地制宜，具体政策要点如下：

第一，钢铁工业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统筹国内外两个市场；（2)严格控制钢铁总量，淘汰落后产能，停止启动单纯扩大产能的项目；（3)优化产业布局和提高行业集中度，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钢铁集团；（4)加大技术改造、研发和引进力度；（5)整顿铁矿石进口市场秩序，建立产销风险共担机制。

第二，汽车工业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1月1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培育汽车消费市场；（2)推进汽车产业重组；（3)安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和新能源汽车发展；（4)推动电动汽车及其关键零部件产业化；（5)支持汽车生产企业发展自主品牌；（6)完善汽车消费信贷。

第三，纺织工业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扩大国内消费市场，稳定国际市场份额；（2)支持纺纱织造、印染、化纤等行业技术进步，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知名品牌；（3)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产能，支持优势骨干企业兼并重组；（4)优化纺织工业区域布局；（5)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

第四，装备制造业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2月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依托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大规模开展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化工作；（2)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幅度提高基础配套件和基础工艺水平；（3)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和产品更新换代，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

第五，船舶工业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2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采取积极支持措施稳定造船订单，化解经营风险，确保产业平稳较快发展；（2)控制新增造船能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大型企业综合实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3)加快自主创新，开发高技术高附加值船舶；（4)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六，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规划（2009年2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增强计算机产业竞争力，加快电子元器件产品升级，推进视听产业数字化转型；（2)突破关键技术，着重建立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突破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瓶颈，提高软件产业自主发展能力；（3)大力推动业务创新和服务模式创新，强化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应用；（4)着重在通信设备、信息服务和信息技术应用等领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七，轻工业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年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扩大城乡消费，增加国内有效供给；（2)推进重点装备技术产业化，加快造纸、家电、塑料行业技术改造；（3)强化食品安全；（4)加强自主品牌建设，支持采用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5)培育发展轻工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6)全面提高轻工产品质量。

第八，石化工业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年2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保持产业平稳运行；（2)提高农资保障能力；（3)统筹重大项目布局，大力推进技术改造；（4)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产能；（5)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石化企业科学决策。

第九，有色金属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稳定和扩大国内市场，改善出口环境；（2)严格控制总量，加快淘汰落后产能；（3)加大技术改造和研发力度，推动技术进步；（4)促进企业重组和优化产业布局，加强企业管理和安全监管，提高产业竞争力；（5)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增强资源保障能力；（6)加快建设覆盖全社会的有色金属再生利用体系，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7)抓紧建立国家收储机制，调整产品出口退税率结构。

第十，物流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年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基本要点：（1)积极扩大物流市场需求，促进物流企业与生产、商贸企业互动发展，推进物流服务社会化和专业化；（2)加快企业兼并重组，培育一批服务水平高、国际竞争力强的大型现代物流企业；（3)推动能源、矿产、汽车、农产品、医药等重点领域物流发展，加快发展国际物流和保税物流；（4)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物流标准化程度和信息化水平。

从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实施效果看：在“保增长”和“扩内需”方面，短期成效比较显著，但长期动力并未形成。就经济增长情况来看，缓解了国际需求萎缩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十大产业政策实施当年，中国GDP增速达到9.2％，超额完成“保8”任务；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40.9万亿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出口增长和对外投资来看，推动了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强劲浪潮。2009年船舶、电子信息、纺织和钢铁行业分别实现了47.0％、29.3％、23.8％和73.1％的出口增速；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增长27.1％，首次超过日本和英国。但过高的出口退税率，不仅损失了国内消费者福利，而且引发更多的国际贸易摩擦。从国内消费需求来看，短期刺激效果较为显著。例如，小排量汽车购置税收减半政策，有效激活了汽车消费市场，2009年中国汽车生产量突破千万，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销售市场。又如，3G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仅在2009年就间接拉动国内投资近5900亿元并且带动国内直接消费364亿元。再如，稳定造船订单政策，导致我国造船业2009年新增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迅速增加到61.6％，超越日本和韩国跃居世界第一。[12]但是外部政策刺激并未转化成需求端的长期有效增长，反而加剧了供给端的产能过剩，这在规划政策退出之际就已经显露端倪。2012年开始，不仅十大产业再次陷入结构性衰退，还引发了全社会普遍性的产能过剩。甚至早在2011年6月，汽车行业自主品牌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超过了前两年增幅，而船舶市场全球领头羊的位置又被韩国和日本反超。

在“调结构”方面，短期政策效果较为明显，但因此衍生出新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了后期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一是技术改造加快，企业创新能力有所提升。在中央专项资金支持下，企业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依托重点工程建设，高铁动车技术、国产燃压机组等重大装备研制实现突破；通过实施科技专项计划，大型关键锻件和直线喷气科技等制造领域开始掌握核心技术。但是企业可能会丢失在政策支持之外的产品市场份额。二是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取得进展。在节能减排方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9.0％，用水量降低8.3％，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5％。具体行业如钢铁冶炼和水泥，2009年分别淘汰落后产能3804万吨和7416万吨。但也要看到的是，刺激性政策滋生了产能过剩问题，最典型的是太阳能电池板行业。三是企业兼并重组稳步推进，但形成了颇受争议的“国进民退”问题。此轮重组浪潮跨地区相对困难，主要体现为中央企业的行业整合，但省内企业重组进展较快。例如《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出台后，河北钢铁和山东钢铁等区域大型企业集团在地方政府行政主导下迅速形成。从并购结果来看，国有经济与私营经济增速差距迅速缩小。根据Wind数据统计，2005—2008年期间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和资产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低于私营经济的18.7％和22.1％，但在2008—2010年期间，两者增速差距迅速下降到9.6％和11.46％。四是中小企业生存空间进一步受限。[13]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虽然强调增加中小企业资金支持力度，但实际执行效果南辕北辙。中小微企业遭遇了较为普遍的融资贵、融资难的困境。以2011年为例，仅有15％的中小企业能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并且实际贷款利率普遍比基准利率高出20％以上。淘汰落后产能和提高行业准入门槛更是对中小微企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中小企业在行政命令下被迫关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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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2]W.Rostow：《从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关爱萍、王瑜：《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基准研究》，《统计研究》2002年第12期，第37—38页。刘颖琦、李学伟、李雪梅：《基于钻石理论的主导产业选择模型研究》，《中国软科学》2006年版，第145—152页。

[4]由于我国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在所使用的土地、水、电、气等多种资源要素的成本价格上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可能造成第三产业因多种要素投入成本明显高于工业部门而使得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限于数据可得性，本研究未能对此作出更深入准确的测算。

[5]刘佳、朱桂龙：《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我国产业关联与产业结构演化分析》，《统计与决策》2012年第2期，第136—139页。

[6]夏杰长、李芳芳：《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服务业就业特征与趋势研究》，《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7期，第83—89页。

[7]SzalavetzAndrea.Tertiar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New E-conomy：Experiences in Hungarian Companies，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Working Papers，No.134，2003.

[8]夏杰长、刘奕、顾乃华：《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知识化》，《国外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第8—13页。

[9]高觉民、李晓慧：《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机理：理论与实证》，《中国工业经济》2011年第6期，第151—160页。

[10]刘社建：《中国产业政策的演进、问题以及对策》，《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第79—85页。

[11]马晓河、赵淑芳：《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产业结构转换、政策演进及其评价》，《改革》2008年第6期，第5—22页。

[12]李平、江飞涛：《十大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评价》，《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第4期，第112—113页。

[13]陈剩勇、陈晓玲：《产业规划、政府干预与经济增长：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研究》，《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4年第3期，第6—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