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环境与时代课题
王夫之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封建制走向衰落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东南沿海一带萌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空前激发，农民革命摧毁了腐朽的明王朝，然而以清代明的“历史洄流”，使封闭落后的社会制度得以继续苟延残喘，“死的拖住了活的”，新经济与新思想遭到了落后政权的窒息。萧萐父先生认为，王夫之哲学思想真正客观的来源，“是他所经历的大动荡的社会现实，尤其是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所展开的客观矛盾运动。其所以具有某些超越前人的理论成就，就在于一个属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思想家[2]，又在特定的条件下参与了某些进步的政治活动，被卷入了当时互相交错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旋涡，因而从哲学上能够对客观的社会矛盾运动有所反映”[3]。陈来先生也认为，“明清之际的时代巨变是他这一代思想家思考的根本动力”[4]。
一 政治方面：明王朝的腐败统治与政治危机、民族危机
王夫之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他生活于17世纪明清朝代更替之际，这个时候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均处于一个特殊的转折时期，其中的矛盾斗争异常复杂而尖锐。而在众多矛盾胶着中，“经济现象作为社会生活的客观事实，由于它始终是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的，反映了人与自然交换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的矛盾状态，因而对其进行思考便构成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焦虑之一”[5]，但由一种心理焦虑上升为一种自觉的理性因素，需要有责任的思想家自觉来完成。王夫之就是主动承担起这种历史责任的思想家。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从兴旺到灭亡的周期律，正如章士钊先生所言：士农工商四民共戴皇帝，五十年至一百年相杀一次以均财产。明王朝同样没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开始还能做到开明执政，为民生谋福祉，并明确规定了对皇帝进谏的“言官”之崇高地位。明朝前期，社会稳定繁荣，到成祖永乐（1403—1424）时，甚至曾出现这样的场面：“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可自朱棣皇帝开始，明王朝走向了一条腐朽不堪的不归路，其腐败不堪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皇帝宠信宦官、外戚，导致宦官外戚专权跋扈。明朝初期，朝廷对宦官的管理与防范可谓甚严。明太祖“鉴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并“尝镌铁牌置宫门口：‘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6]但这种严格管理宦官的局面在明英宗时期（1457—1464）发生了改变，因为宦官王振强势专权，明英宗竟然不敢与之对抗，“及王振擅权，英不敢与抗”[7]。至此及以后，明朝基本形成了宦官专权的局面。此后任何皇帝在位时期，均有一名专横的宦官把持朝政，宪宗期间（1465—1487），汪直专权；武宗时期（1506—1521），刘瑾专权；熹宗时期（1621—1627），魏忠贤专权。这些宦官擅自执掌朝政，为所欲为，腐败皇帝，比如，武宗时期宦官刘瑾，就有如下罪状：“诱帝游宴”“掌司礼监”[8]“瑾势日益张，毛举官僚细过，散布校尉，远近侦伺，使人救过不赡”采取各种方式剔除异己，独自擅权，“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9]“瑾故急贿，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给事中周钥勘事归，以无金自杀”[10]。出仕官员竟然因为没钱朝贡刘瑾而自杀，同时内阁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皆为刘瑾心腹。“变更旧制，令天下巡抚入京受敕，输瑾赂”[11]。向武宗“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12]。正德五年（1510）刘瑾因叛逆案被杀，籍没家产中有黄金1200余万两，白银2.59亿余两。[13]明末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势力强大。天启元年（1621），刘宗周上奏皇帝，指出魏忠贤“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14]清朝主持修纂《明史》的张廷玉在《明史》中以极为忧郁、愤懑的笔调对明王朝阉党专权之灾难进行了无情揭露：
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功，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未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相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仇，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凶竖乘其沸溃，盗弄太阿，黠桀渠敛，窜身妇寺，淫刑痡毒，快直恶正丑直之私。衣冠填于狴犴，善类陨于刀锯。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于烬，终以覆国。[15]
明朝外戚掌权也是常有的事情，天启皇帝上台后，朝政被他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把持。王夫之对这段历史有深刻反思，“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钳天下，而任贪人于郡邑”[16]，到明朝中后期，即16—17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经济出现新转向，宦官权贵专权贪腐愈来愈严重。
第二，皇帝与各级官吏自上而下贪腐暴虐、恣意妄行。自明宣宗（1426—1435）始，明朝真正走向衰落。至万历年间（1573—1619），其自上而下的腐败已经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
明朝中后期，皇帝松弛于政事，懈怠于朝政，尤其是万历皇帝，30余年不上朝，不看奏章，不理国事，却又极端贪婪腐败。从海瑞上疏明世宗书中可见一斑：“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17]。海瑞上疏揭示了当时明朝政治的现实，皇帝疏于政事，官吏贪横，民不聊生。皇室与官僚的腐败主要体现在疯狂攫取人民的土地、封爵封王等方面。这种现象到明朝后期尤为严重，皇帝贵族疯狂兼并土地，皇帝置皇庄，到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熹宗（朱由校）变本加厉，如神宗封幼子朱常洵为福王，“责湖广四千四百余顷”。[18]除皇帝贵族疯狂掠夺土地、扩大庄田外，地方豪强也欺压百姓、兼并土地，“其田连阡陌，地尽膏腴，多夺民之田以为田”。到明朝后期，以上这一类由封建朝廷、官府和勋戚、大臣凭借政治强力直接霸占的官田、屯田，据黄宗羲分析已经占到全国耕地面积2/5。皇室至官吏疯狂兼并土地，使明朝自耕农的数量愈来愈少，佃农则愈来愈多。苏州府地区当时的农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当地的农民是这样的状况，“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兼并而高度集中的土地，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榨，孕育着农民起义的火种。
明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47年，其主要精力不是经营国事，而是经营私人财产的积累上，出现了“有天下而营私财”的极端局面。为了自己敛财，大肆掠夺民间财富，他派出去充当矿监、税使的宦官，遍及全国。他每天不理国政，却密切关注宦官在全国各地敛财的情况。许多忤逆宦官、一心护民的地方官员都被逮捕入狱，惨死狱中。矿监税使所到之处，民不聊生，城市商品经济也因此逐渐萧条。万历二十四年（1596）后，南直隶（今江浙）、湖广、闽、鲁、豫各省大中城市先后发生了数十次的市民斗争。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加剧激化。城市市民阶级反盐矿税使的斗争处于白热化的阶段。“嘉靖元年，金山矿盗作乱。”[19]万历二十年（1592），“通都大邑皆有税监，两淮则有盐监，广东则有珠监，或专遣，或兼摄”“大珰小监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以供进奉”。[20]万历年间（1573—1619），“矿税使者四出，奸宄蜂起言利”[21]，万历三十年（1602）左都御史温纯上疏奏言：
近中外诸臣争言矿税之害，天听弥高。今广东李凤至污辱妇女六十六人，私运财贿至三十巨舟、三百大扛，势必见戮于积怒之众。何如及今撤之，犹不失威福操纵之柄。缅酋以宝井故，提兵十万将犯内地，西南之蛮，岌岌可危。而闽中奸徒又以机易山事见告。此其妄言，真如戏剧，不意皇上之聪明而误听之。臣等惊魂摇曳，寝食不宁。异时变兴祸起，费国家之财不知几百万，倘或剪灭不早，其患又不止费财矣。[22]
从这段上疏可以看到，矿监、税使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之深、之大，这也是导致明朝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在城市，爆发了武昌、天津、苏州、景德镇等地手工业工人和工商业者的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其中，万历二十八年（1600），武昌士民为反对税监陈奉，曾聚众万余人包围他的居处，并抓获其爪牙16人投入长江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织工葛贤领导2000多名织工和染工举行暴动，反抗税监孙隆掠夺机户，勒索商税，杀死孙隆的爪牙和税官多人。万历三十一年（1603）北京西山煤窑的业主和矿工数千人到皇宫前游行示威，要求减免税额。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矿工起义。
王夫之曾痛心疾首地指出“贪人败类聚敛以败国而国为腐”。皇帝个人的腐败直接导致了明朝各级专制政权的制度性腐败。明代官员贪污之普遍、贪污数量之大是相当惊人的。崇祯十年（1637）四月，皇帝的《罪己诏》沉痛地指出明朝专制的官僚集团腐败程度：
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横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扑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23]
这段话是对官员贪婪残暴，搜刮民脂民膏的罪恶行径的无情揭示和批判。崇祯年间（1628—1644），官场极其腐败糜烂。崇祯四年（1631），山东省滋阳（今兖州市）知县成德曾谏言崇祯皇帝，“年来中外多故，居官者爵禄迷心，廉耻道丧。陛下御极十七年，何仗节私义之寥寥也！”主张“表厥宅里，所以伸忠臣孝子于生前；殊厥井疆，所以诛乱臣贼子于未死。苟死敌者无功，则媚敌者且无罪；死贼者褒扬不亟，则从贼者恬而不知畏也”。[24]让人民生活不下去，揭竿起义的正是这一批官僚集团，以至于李自成占领北京后，要依靠勒索明朝官员才能维持农民大军的生活。清军占领南京，仓皇出逃的一般官员都有“十车细软，一队妖娆”。
处于商品经济浪潮中的专制政治，必然出现制度性腐败。而且这种腐败犹如决堤之水，一泻千里，难以遏制。对于此，王夫之有过尖锐的批判：
其甚者，若李待问（北人，官户部尚书，非松江起义谥忠愍者）加派练饷，每秋粮一石至二三钱，重剥民资，付州县官练乡兵，何尝有一卒之用！徒充墨吏囊橐，为害愈深。[25]
前代之亡，皆以国无人而致败，唯本朝不然。数十年间，虽如杨、左、高、赵、二周、黄、魏、袁、李诸公，为奄党所摧折，而踵起者若刘念台、黄石斋、李懋明、范质公、倪鸿、李伯纪之在建炎。而抑有如陈大樽、夏瑗公、吴幼洪、杨机部，使参密勿，应可颉顽陆敬舆之于贞元。然而无救于亡者，自万历间沈一贯、顾天埈、汤宾尹一流，结宫禁宦寺，呼党招摇，士大夫贪昧者十九从之，内有张彝宪、曹化淳辈为之主持，诸君子才一运肘，即为所掣，唯一死谢国而已。[26]
王夫之认为以前朝代的灭亡是因为国家没有理政之才，而唯独明朝不是。明朝人才辈出，却仍然“无救于亡者”，主要是因为有一批奸臣“结宫禁宦寺，呼党招摇”，把握朝政，导致一些“诸君子才一运肘，即为所掣，唯一死谢国而已”的不堪局面，也为明王朝走向覆灭埋下祸根。
第三，言官积轻。甚至原本针砭时弊、扬善抑恶并拥有至上政治地位的言官，亦开始不务实业，不关心国家大事，仅仅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流于清谈：“自言官积轻，庙堂之上往往反其言而用之。奸人……目为朋党，自称孤立，下背公论，上窃主权。”继而成为“清流之祸”[27]，基本不能起到对皇帝的监督作用。社会各种矛盾激发，终于政怠宦成，继而上演了一部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
腐败的专制统治终于引发了政治大危机，以明末不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农民起义为标志。天启六年（1626）陕西农民起义，崇祯元年（1628），“以民贫盗起”，“四方盗贼蜂起”。[28]崇祯二年（1629），陕北高迎祥起义，1630年，李自成加入起义军，至此，起义烈火纵横中西部广大地区。与此同时，在长江中上游一带，张献忠带领农民起义军异常活跃与勇猛地攻击明王朝。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不久攻克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吊死于景山。
国内异常严重的政治危机引发了威胁民族存亡的民族危机。明王朝日渐腐朽，北部边陲废弛，遭遇蒙古连年肆虐。“嘉靖二十九年（1550），寇犯怀柔、顺义。”[29]蒙古阿勒坦汗（俺答汗）率兵侵犯京北怀柔、顺义一带，虽然马芳将军英勇杀敌，“七战皆捷”，但于明朝整个战局于事无补，且外族边境骚扰、入侵愈演愈烈。万历四十四年（1616），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国号金，占据了明王朝大片国土，万历四十六年（618），以“七大恨”为由伐明，攻克抚顺等地，在此等民族危机面前，万历皇帝仍然不上朝听政，置若罔闻。崇祯十七年（1644），月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以“复君父之仇”为借口引清兵入关，至此导致明王朝彻底颠覆的民族危机大爆发。
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17世纪启蒙思想家出现的直接原因就是异族的入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激起这些有识之士对明王朝灭亡根源的深入思考，从而对传统思想产生怀疑和批判。明王朝走向灭亡的惨痛历史，王夫之亲身经历过，这位极具历史责任意识的思想家对这场异族入侵、以清代明的历史惨剧感受异常深刻，难以释怀的家仇国恨促使他对明朝灭亡的历史进行了长久的、沉痛的反思。王夫之非常深刻地认识到明王朝的制度性腐败是导致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总爆发的根源，所以他对明朝的政治制度的过度专权、宦官外戚勾结执掌朝政、官员贪腐等问题均有深刻的反思。在农民起义的问题上，尽管王夫之对农民革命持敌视的态度，攻击农民为盗贼，“盗贼”的起义导致王朝的倾覆，这样的事件深深刺痛了具有忧国情怀知识分子王夫之的神经。但由此也引发了王夫之对明末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刻同情与反思。他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不均”，“不均”是由于“聚”引起的，聚即指豪强地主的兼并，是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至于大聚，奚但不均哉！所聚者盈溢，而所损者空矣。”因而才会导致“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虽欲弭之，其将能乎？”因此他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30]的光辉论断。他认为用平均财富的方式就可以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王朝的封建统治。
除了看到明王朝的制度性腐败这个根源外，王夫之也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明代的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爆发，当时极其风行的“清议”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清议派人士，以道德相标榜，排斥社会功利，又常滥用职权，对朝廷政事乃至军事横加干涉，导致有识有才之士不能被朝廷重用。这批道学家们在政治危机、民族危难时刻，除了空议无能为力。王夫之痛恨这种空疏的学风，所以他主张实学，为社会、百姓造福的实学是他终身的追求。加上王夫之亲自参加了抗清斗争，这使他比较关注人民经济生活之疾苦，他在政治思想上开始反省和批判宋明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这些现实的因素，为王夫之经济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条件。王夫子声称自己的学术研究是为了“极物理人事之变，以明得失吉凶之故”“揭阴阳之固有、屈伸之必然，以立中道”。也就是说，他要探寻自然和社会的变动原因，揭示客观矛盾运动的固有规律，以得出一套适应社会新情况的所谓中道理论。
二 经济方面：明代社会的基本经济矛盾与农民战争
从宋代起，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到明末清初，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日益式微，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萌芽与发展。在这一经济现象背后酝酿着极为深刻的社会经济矛盾，并通过各种方式或者在各个不同的方面得以表现出来。而正是这些矛盾的存在和不断激化，促使一贯坚持“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王夫之，认真思考社会经济问题，试图探寻解决矛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不是王夫之主动去寻求或者自创出来的问题，而是他必须直面的问题，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者经济矛盾正是促使明末全国大规模农民战争爆发的深层根源。那么，王夫之在他的时代，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者社会经济矛盾呢？
王夫之始终认为，罪恶的农民起义是明王朝覆灭的罪魁祸首，其次才是趁火打劫的清军入侵，因此他对农民起义历来无好感，深恶痛绝。但作为一名有责任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他在嫉恨如仇之余，必然认真反思农民起义背后深层的经济根源或者经济矛盾和中国的农民问题，而这些现实存在的尖锐的经济矛盾以及对农民生存问题的关切，也就成了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现实土壤。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则是由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决定的交换性质和方式来决定的。因而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中，归根结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历史上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社会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然而这个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因素体现出来的。众所周知，社会经济生活是其他一切社会生活之基础，因而社会经济矛盾自然是社会基本矛盾最本质的彰显。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经济冲突，那么明代中后期至清初，明代基本经济矛盾有哪些特点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王室及贵族疯狂的土地兼并与农民破产，是明代中后期最为直接、突出的经济矛盾。
明初时期，国家官田数量还较为巨大，因而自耕农的数量也较多。但明中叶以后，官田数量出现异动，并日益减少，这意味着自耕农失去了土地而沦为佃农。为何会出现这种异动的经济现象呢？这与明朝中后期开始，朝廷公开支持与鼓励土地兼并有直接关联，至此，自皇帝至诸侯王以及皇亲国戚开始疯狂攫取土地。皇室直接占有的土地最初称为宫庄、庄田，后改为“皇庄”，勋戚所占土地则称为“庄田”。据史料记载，孝宗弘治二年（1489），5处皇庄占地近130万亩；320处庄田占地近330余万亩。至明朝后期，这一类皇庄、庄田，已经占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5。被兼并的土地数量十分惊人。另外，封建大地主阶级也参与到疯狂掠夺农民土地的行列中来，如河南当时有几家豪强地主，有的占田十几万亩，最少的也有几万亩。[31]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甚至出现了“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的现象。明代佃户忍受的剥削之重是前所未有的，他们不仅要忍受地主残酷剥削，而且因明朝法律视他们为土地所有者，同土地所有者一样负担着国家沉重的徭役。前述苏州府地区佃农一年受苦受累，到头来所得无几，以致出现“今日完租明日乞贷者”[32]“民心伤痛入骨，灾异所由生”的悲惨状况。
在皇室及封建地主阶级疯狂积聚财富的过程中，农民破产导致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封建国家残酷的剥削与掠夺带来的是农民与封建王权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农民仇恨的矛头直指明王朝庭。因而，以推翻明王朝统治为目的农民大起义的火种，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燎原。
第二，封建专制特权与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要求自由发展的剧烈冲突，是明代中后期的又一对尖锐的经济矛盾。
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生产领域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事实上，据史料记载，我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经济，至宋代时，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起来，甚至出现了因为交易频繁而建立起来的发达城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明朝中后期出现的商品经济与传统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存在很大不同，正是因为这些不同，我们才可以据此判定，在明朝中后期出现的经济关系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不是封建性质的。
随着商品经济的持续发展，出现了大批农业人口纷纷涌入城镇出卖劳动力谋生的现象。据史料记载，当时手工业出现了有着雇用数千名工人的“机房”和“染坊”。嘉靖、万历年间（1522—1619），在一些比较发达城市的纺织业中，也出现了雇佣劳动关系，“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染房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33]同时，在农业中，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松动，佃农不再固定地终身依附于某一个地主阶级，甚至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这个时期，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双方均可以自由选择，因此是纯粹的商品货币关系，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悄悄地在封建社会的旧母体内萌芽。
同时，明朝中后期，还出现了一批为了出售而进行生产的农村专业户，这是传统自然经济向近现代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转化的标志。明中后期的农村，出现了许多种植专业户。比如，湖州南浔镇的农民多为桑叶专业户，杭州的农民多为经营蚕种的专业户，闽广的农民多为果品专业户。这些专业户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城市商品市场的需要，而反过来，城市商品市场的需要又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农民对生产对象的选择。这足以说明，破土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逐渐解构着存在数千年之久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另外，传统的商人采取的经营模式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通过做买卖赚得了钱，最后用来购买土地等农业资本，而成为世俗意义上的地主，商人转变成地主是传统商人的最终归宿。因此，无论商品经济多么发达，社会经济模式始终未能走出自然经济模式。但到了明代中后期，这种状况悄悄发生了改变，在嘉靖至崇祯（1522—1644）的120余年的时间里，商人的资本不再完全回归农业购置农业财产，而用于投资于手工业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商业资本成功地转化为产业资本，正像马克思所言，商人直接转化为最早期的产业资本家。嘉靖《徽州府志》就这样记载：“商贾虽有余资，多不置田业。”冯梦龙《醒世恒言》第十八卷《施润泽滩阙遇友》也记载一个姓施的户主（施复）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他把积累下来的资本用于开办了一个手工工场（“张绸”）。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出现的以上现象，足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萌芽和发展。而腐朽堕落的明王朝不可能顺应商品经济的这种发展新趋势。明皇室能想到的是，如何从日益壮大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尽可能地从商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想方设法地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也不可能制定相关法律来保障商人的私人财产。比如，万历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小金库，派出大量的太监充当矿监和税使，利用手中的特权，对城市工商业进行残酷搜刮，造成工商市民阶层与明王朝的巨大矛盾。农民起义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并进而席卷全国，有市民阶层的支持和参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从李自成农民军起义的口号可以得到证明，农民起义军的口号当中，除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外，还有一个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提出过的口号，即“平买平卖”，这正是针对封建王朝对商贾的肆无忌惮的剥夺而提出来的。
一系列深刻的嬗变发生在社会经济领域中，这导致明中叶以后社会阶级关系变得异常复杂诡异。皇室、地主、农民以及新兴的市民阶层等各个群体有着各自复杂而又相互错综的利益需求，彼此之间存在不同复杂程度的矛盾和斗争，但最核心的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历代封建社会农民受压迫最深，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切集团除城市平民外，均以农民为剥削欺诈的对象，因而农民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最强烈，这就是明清爆发频繁的农民起义的客观经济基础。
三 文化方面：明朝中后期空疏学风盛行与文化危机
孔孟开创的传统儒家圣学，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与其他学派思想斗争与融合的复杂的发展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与道家以及佛学进行过艰巨的思想领域的斗争与交融。宋明时期，受到道家、佛学浸染的儒学持续分裂成两大派别：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两派同属道学范畴，正如黄宗羲说，朱熹与陆象山“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34]。尽管如此，但两派为了辨明理与心的关系和地位，经常开展复杂难懂的辩论，又由于两位主要人物在政治上的地位，他们的辩论常常引来许多学人的参与，久而久之，到明朝中后期就形成了一股只关注穷理、性命之学，不关心社会现实、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空疏学风，对明王朝日益颓废的社会现实更是无能为力。加上明朝以八股取士的制度，空疏学风更是泛滥成灾。当时社会上亦有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思想界出现这种空疏学风的危害，尤其是面对明王朝日益复杂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心学显得无能为力。于是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激烈的批判、矛盾与危机。正如张西堂先生所言：
明统绝祀，清以异族入主中国，当时学者，咸以神州沦亡之祸，由晚明学术空疏之故，亭林、梨洲、二曲持论皆如是也。其次攻击宋明理学尤力者，在南则有潘用微，在北则有颜习齐。用微直以宋明“理气之说，始于老庄”“非吾圣人之旨，”故倡求仁之说以矫之；习齐则以读书静坐，“不啻砒霜鸩羽”“误人才，败天下”，故倡习行之说以矫之。其实诸儒所论，皆立尠破多，其能自创一说以代之者，则惟有王夫之一人而已。[35]
这个时期的学者纷纷把国家民族覆灭之祸归责于晚明空疏学风，同时对宋明理学及心学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批判，认为二者害人误国。张西堂先生认为，学人们出于国破家亡的义愤对传统思想提出了许多诘难，但在具体的学术思想上表现出来的是破多立少，唯一能成一家之言的只有王夫之一人。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朱舜水曾这样指责：
此以明室道学之祸，至于丧败国家也。[36]
顾亭林也说：
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堕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37]
黄梨洲亦云：
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38]
王夫之也曾批判：
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道贼兴，皆惟怠于明伦察物，而求逸获，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共流祸一也。[39]
这就说明，这时，有一批忧国忧民的士人阶层，面对国运衰败的惨淡情景，试图从思想领域苦苦探索拯救之道。他们努力地摆脱僵死的官方正学的思想约束，并主动积极地开创了另一种学风，即经世致用的实学在逐渐地兴起。正如顾炎武所言，“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会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起新说，鼓动海内”。[40]这些经世致用的学人们反对空疏的心学和理学，反对八股取士。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更是从观照现实政治经济发展的实用的视角，展开了对经史子集的深入研究，试图从经典中、从历史经验教训中寻找到匡复明王朝的理论路径。同时考证之学风也在逐渐兴起，学人们站在了空疏学风的对立面，主张思想研究要服务于现实，主张从详尽的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中提取精粹，并以此观照现实。考证之治学方法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不断有崇尚考证之学的学人出现，其中对王夫之影响很大的方以智（字密之）就把考究之学看作专业的学问，并认为与性命之学相对立。“考究之门虽卑，然非比性命可自悟，常理可守经而已。必博学积久，待征乃决。”方以智《通雅·凡例》对王夫之的影响很大。王夫之对自然科学的重视直接源于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他这样评价质测之学，说：
密翁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尽格物者，即物以穷理，惟质测为得之。若邵康节、蔡西山，则立一理以穷物，非格物也。[41]
王夫之对质测之学即物以穷理的考据方法大为赞同。他在这个新学风兴起的时代，接触到了许多新事物和新思想，视野也变得日益开阔，这也是其思想中许多进步因素的直接渊源。
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正是对明末清初这种复杂阶级关系、经济关系以及各种矛盾冲突的反映。明中叶以后，在新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展开了对传统思想的批判运动，形成新与旧、传统与反传统的尖锐斗争。到明清之际，批判运动蔚为壮观，形成我国早期启蒙思潮。虽然传统思想仍有广阔市场，但新思想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基础。不断强化君主制的政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新兴市民阶层日益壮大，理学空谈义理八股取士限制了思想自由的思想文化，由这些矛盾冲突构筑了一个艰难的时代课题即族类之存亡和生民之生死问题，就是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客观现实土壤。王夫之直面时代课题，他严厉批判空疏学风，主动关注社会之实学；他剖时势，砭时政，“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42]，就是为了要救亡图存，救生民于水火，匡复明王室，复兴民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