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峰

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道德话题，本科四年级的吴雪峰，已多次游走于社会最底层，调查采访，剥丝抽茧，寻找真相。他主修植物却挚爱新闻，在《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实习时写出大量调查报道。这位“非科班”出身的学子，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有良知的记者。

不忘初心

在做新闻的路上，一直感觉自己是个新兵蛋子，怯懦、自卑，却也倔强，不服输。

在一个没有新闻专业、以农科为优势、生命科学为特色的农林院校，最终走上新闻之路。很多人诧异不解，我想，似乎天性使然，冥冥中自有安排。

我不是一个很听话的学生，我喜欢说话，容易说错话，但不喜欢假话、空话、套话、官话。我承认，我不是一个会违逆自己内心、只会一味讲好话讨好人的人。

从校园媒体的天井中爬出来，只是为了看更广阔的天空，呼吸更多自由的空气。从大二下学期接触新闻，到大三上学期进入《楚天都市报》教科部实习，再到大三下学期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实习，直到毕业前夕。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我几乎是跛着脚跳过来的。但，似乎捏着白胡子微笑的命运老头儿，就是喜欢摆弄顽皮的小孩儿。

结识占才强老师，似乎也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机缘。我们经常在采访的路上结伴，抑或，我先行一步。一大一小，一个成熟稳重、温润如玉的老男人，一个年轻有激情却冲动甚至鲁莽的小男人，仿佛一头老黄牛拽住一只倔强的小狮子。

在路上，我喜欢奔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我总渴望第一时间奔赴新闻战场的最前线。在大三的时候，很多采访都是翘课去的。

我记得第一次跑南都的突发，从教室跨上背包，打的直奔生物制品厂爆炸现场，在近百名警察的看守下飞速窜进封锁线内百米外的爆炸点。还有一次，爬上被烧成架子的屋顶，颤颤巍巍地拍照，我女朋友仰着头喊，“你快下来呀。”

乃至后来很多次，我跟她相约去逛街，突然接到电话，于是，有几次我带她一块过去，但大多时候，只能丢下她，赶往现场（如果她能读到，在这里借机郑重道个歉）。

我很珍惜每一次的采访机会，我很喜欢这种奔波的状态，我总是想跑，随时准备出发。

我一直忘不了那几起意外死亡事件。2012年5月，荆州追打医生的患者吴光禹被全国媒体曝光后，其母于医院跳楼自杀；8月，鱼贩王培军在遭遇连环“撞人”和不断升级的连环索赔后，喝农药自杀；9月，武汉升降机窜上楼顶坠落致使19人死亡；2013年3月，湖北通山县妇女结扎致死，政府拿100万买断“追责权利”。

我还记得，在采访荆州追打医生者母亲跳楼事件时，在医院找不到人，消息都封锁了，我傻不拉唧地想半夜往殡仪馆和太平间跑。后来，在单曲循环的悲伤曲子里写稿，泪流满面。

一谈到死，一接触死亡事件，我就容易想起患食道癌晚期去世的爷爷。

花了很多时间，很久我才慢慢让自己冷静下来，而不至于沉浸在悲痛的氛围里，影响报道的客观公正性。

我尤其佩服占老师的温和，不悲不喜。他接触过的大多是大悲大痛关乎生死的事件，但写出来的报道总是很客观、不偏不倚，文字中有种张力。而我的文字有时候显得很感性，我总是想为受害者申冤。

我太天真。

有时候我在想，我的文字、我的报道能不能为弱者发声，为民生疾苦呼喊，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让阳光打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我总在幻想，自己能不能为这个庞杂的社会做些什么，哪怕改变点什么。

我想，一定会有些东西让我们义无反顾去坚持。

占老师常说，我们不去跟风，只做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还是庆幸我们的坚持。有时明知稿子没法发，但还是得先采访完，也许是出于一种内心潜在的对撕开真相的渴望。

我多渴望，我们每一个即将入行的媒体人，无论何时都能忠实于自己的思考，奔跑在各自的路上。在这个错愕的时代，不以谈论新闻理想为耻，当然，更需潜心、潜力、实在。

我多期待，未来，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都能拥有自己合理的话语权。

“当一家媒体能够讲真话，而且具有从容、淡定、冷静、智慧的精神气概时，它就变成了一个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父亲。”在我看来，范敬宜老前辈，也正是这样一个具有从容、淡定、冷静、智慧的令人尊敬的老父亲。

范老给当前的媒体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不仅是办报者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最高党媒洞悉民意、体察民情的普世情怀，更是掌舵人敢作为敢担当的勇气。这是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

从前人的辞章中看范敬宜老前辈，感慨不已。范老的低调多才，让人折服。他告诉我们，理想与坚守，要像底裤一样：穿在身上，藏羞一般，而非挂在脸上、浮在舌尖。而且做实事远比喊口号重要。

“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我也多么希望，种下一个善因，结下一个诚实的果，梦想做个有良知的记者，敢说、敢写、敢作、敢为。我多渴望，能从一个新闻学徒，慢慢成长为一个兼具新闻专业素养和新闻理想的职业新闻人。

渴望一直坚守，不忘初心。

写于2013年4月

后记：我还是没有坚守到最后

说来实在尴尬，第一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新闻学子奖”获得者中，唯独我不再做记者了。作为唯一一个出逃者，现在翻看2013年本科毕业前夕写的《不忘初心》，貌似又有点“打脸”。此前也被多次问及，你为什么不做记者了啊？你是天生适合做记者的人，居然也不干了？我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记得2013年颁奖那天，为了省钱坐硬座还晚点，错过了颁奖典礼，会后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王健华老师单独对我说——做新闻的视角要广一些，不要只关注社会阴暗面，也不要用力过猛。我用力点了点头。

不过我还是没有听话。从南都东莞到南都深度再到搜狐新闻，做记者这近4年的时间，我的视野主要还是盯在“社会阴暗面”、社会调查。不论是地震、踩踏、空难、拆迁等各种牵扯到人命的事件，还是各种贪腐、纠纷各种民生之事。不论是“庆安枪击案”，还是“江西南昌高考替考卧底案”，我的情绪极容易波动，也经常入戏太深。

我享受做记者的每一天，因为一无所有，因为无所畏惧。

当我是记者的时候，我才不畏惧任何人和事。我在偏僻地带拽过在几个下属包围下想开溜的官员，在电话中训过一个背地使劲试图和谐我稿子的官员，也进过杀人纵火案件当事人的家门。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自己，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揪着你不放，也不想针对你，我没有恶意，我只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在，我没有遇到任何意外。

唯一一次让我恐慌，是在我去江西南昌高考替考卧底近2个月后，替考团伙一个人刑拘取保出来，一个电话打给我，报了我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还说有我和我家人照片，“我黑白两道都认识人，你和你爸妈等着。”

我说，你以为就你有点关系，难道我是吃素的？要不是我，你明年接着干就是坐几年牢（2015年年底，替考罪被列入刑法，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随后我封存了所有社交平台，最后绕着弯子跟爸妈电话说，最近看到个成年人被陌生人搭讪并被害的新闻，平时在家不要接触陌生人，少瞎晃悠，关好门。

起初我一直以为记者身份是一道护身符，甚至是“第四权力”乃至特权。但我后来才意识到，如果不公正的事情落到记者头上，记者本身是很无奈的。恰恰是有记者身份在，顾忌影响和其他，不敢把事情扩大化，连正当的维权也不敢轻易去做。

当记者的时候，我的很多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有事都来找我，说你是记者，你快去报道下。实际上，绝大多数我们所有人眼中的大事，在媒体看来，都是没有报道价值的小事。当下，每天事情千千万万，被媒体关注被报道的却很少。我不仅不能帮他们，不敢使用他们眼中的“权力”去给利益关联方施压，我也只能让他们走我们普通老百姓所走的维权、申诉渠道。

以至于到我自己身上，我父亲买房遭遇合同延误诈骗问题、我买房碰到突然要建垃圾焚烧厂等维权问题、我至亲遭遇工资拖欠，我也想不出除了普通人无力维权之外的更多的办法——第一，事情太小，没有新闻报道价值，报题通不过；第二，我以事件当事人身份去协调吧，利益相关方说你拿记者身份说事，怀疑你动机。

最终，我不站出来吧，别人说你真怂、白干这些年记者。不得不说，我们很多人习惯了用关系、用特权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普通的合理合法的途径。

我经常在想，是谁纵容了权力的滥用，是少数滥用公权力的人，是人情社会和中国式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什么？如果当下中国，很多事情必须靠媒体曝光监督才能被重视，那恰恰是可悲的，说明这个社会正常秩序规则是失衡乃至失效的。如果经媒体监督还能略微解决一点实事，倒是略有几分欣慰。但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点，很多事情，的确是媒体监督也无法解决的。

所以，越到后来，我越来越渴望平和，不再像刚入行那样渴望快意恩仇地揭黑，不再像从前采访调查那样容易情绪波动，不再那么急功近利地看重报道带来的改变。后来我才发现，如果不死盯着社会丑恶阴暗面，生活还是很美好的。生活原本应该是美好的。

干记者近4年，手机通讯录1 000多个新增号码，里面一半是各种爆料人、当事人、官方，一半是媒体同行，而微信里，一大半都是媒体同行。

很庆幸，曾经得到很多新闻当事人的信任，比如，魏则西父亲和律师；很庆幸，跟很多新闻当事人成了朋友，这其中既有濒死申诉者、常年上访者、被误判入狱重现光明者，也有被监督报道的官员，公检法系统乃至地方的官员。很庆幸，用很短的时间，走近了很多人的人生，听闻了很多故事，也算是一种很棒的VR式人生体验。

2017年9月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