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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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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我在农村已经劳动了二年,风吹日晒俨然成了一个大人,其实年龄还不到16周岁。人虽说个子不高但蛮有精神,家庭经济条件虽说不好,但我父亲为人老实厚道,远近闻名。母亲知书达礼,善良慈祥,爱老怜幼,人缘特好。父母亲的这种人缘优势,弥补了经济条件不好的劣势。给我找对象提亲的人很多,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不知怎么回事阴错阳差我竟和本村说白了是一个门口的闺女定了亲,这就是我的结发妻子郭密俊。
我和密俊之间不是自由恋爱,但也不能叫父母包办。缘分这东西谁也说不清。我和她共同的印象是她姑姑借我母亲的鞋楦(一种做鞋用的工具),不知怎么搞丢了。她姑姑半开玩笑地说,让我家密俊跟了你们奎吧。就这样我们稀里糊涂定了亲。密俊年龄比我小一岁,实际上只比我小半年。但个子比我高,担粪一次可以挑三只茅桶。有力气能吃苦,按那时的时髦语言讲是“铁手铁脚铁肩膀”活脱脱一个大寨“铁姑娘”。模样谈不上漂亮却也不丑,文化水平不高,但通情达理,心地善良,脑筋反应很快。我们之间没有城里人那种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罗曼蒂克史,却也有一种农村人特有的谈恋爱过程。回想起来别有一番滋味。一个鞋楦成就了一段几十年的因缘。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保持了不到二年,随着我上大学又参加工作,恋爱关系出现变故,疙疙瘩瘩风风雨雨别别扭扭,一扯就是八年。眼看到了崩溃边缘,又出现新的转机。真是割扯不断的缘分,割扯不断的情,天意如此。直到1983年2月2日,农历壬戌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们才结束了长达十年艰难曲折的恋爱过程。在长治市城区人民政府领取了结婚证,在老家举行了隆重的结婚典礼,喜结良缘。结婚时我自己编了一副对联:“历尽坎坷终成眷,相亲相爱必有福”写在结婚礼单的封面上,以和密俊共勉。我感到迟到的幸福更幸福。密俊从不愿提起这些往事,是我伤了她的心,我终生都感到内疚。
我和密俊之间的这种结合在别人看来可能有点不太完美。但实践证明,密俊是一个伟大的女性,我也因此终生受惠。结婚后我更感到密俊的不同凡响,她性格刚毅,处变不惊,临危不惧,越是关键时刻,越显出她男子汉一样超然的判断力,果敢的决断力。岁月缠绵,风雨同舟,在扶持我走过的几十个春夏秋冬,经历的上百次变故中,我感受颇深。她对我忠贞不渝,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离不弃为我宁愿牺牲一切。因为她个子比我稍高一点,结婚后她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和我相跟上街,她总是让我走台阶上,她走台阶下。她觉得这样一是安全,二是显得我比她高。她常说一个男人在外工作不简单,承受着许多压力,女人应该充分理解。当我在工作中有什么不顺心事时,她总是会适时提醒孩子们不要惹我生气。平淡中处处显出她的真诚。
由于她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以至养成了我对她的依赖到了极点。不会洗衣、不会做饭,一辈子没有和过面,不知道水多面少。熬米汤熬的一点汤不剩,炖豆腐可以把砂锅炖烂,笑话百出。在家里不知道自己的衣服放在什么地方,抬手动脚都需要密俊打理。结婚后没有买过一次菜,不知道菜米油盐多少钱一斤。过度的依赖也使我独立生活的能力逐渐减弱,离开她的悉心照顾,我真不知该怎么生活。2002年在她45岁生日之时,二儿子张丁亲笔书写一副条幅送给她,“可爱的母亲,伟大的女性”,这是对她的真实写照。2007年正月初三,在她五十周岁之际,我又给她题了几句话“风风雨雨五十载,坎坎坷坷半生路,辛辛苦苦育儿女,忠忠诚诚佐夫君。”她甚感激动,所题条幅保存至今。2017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三),密俊六十周岁生日时,我又送她四句话“含辛茹苦一甲子,为妻做伴三十四。儿孙绕膝天伦乐,幸福美满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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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与我相伴几十年,主宰了这个家庭的大小事宜,所有事情。里里外外处理得妥妥帖帖,亲朋好友的关系她都处理得比较得体。大家对她赞赏有加,微词不多。一件小事情足以让你感动一辈子。2008年8月15日(农历七月十五)正当全国人民欢庆第29届奥运会在我国举办期间,张宁在老家开办的肉牛场却发生了一件重大安全事故,一个喂牛的员工在拉草过程中不慎被电击中死亡。张宁尽管成熟较早,发展较快。但他毕竟只有24岁,没有遇过这些重大事情,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他的第一本能是想到父母。在这种关键时刻,密俊头脑冷静,她首先交代孩子不敢让我知道,怕我生气着急。她总是遇事首先自己扛,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让我出面。当然,这么大的事情我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出面解决。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她对我的关心爱护。她一生所办都是“小事”,然而,琐细中见精神,平凡中见伟大。豹窥一斑,尝鼎一脔。这正是密俊人格的一个缩影。她在娘家排行老大,在他们姊妹六人中,她也是为家里大事拿主意的人,是弟妹的领头人。
还有一件特别需要载明的是,我的家庭经济基础不好,结婚时我攒了300元钱。可以说是在贫困线上挣扎。结婚之后,密俊为改变这一现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她原在长治工作期间,每月工资只有29元,为领到全工资,她一天也不缺勤。但凡厂里有加班挣钱的机会,她一次也不放过。生活中精打细算,勤俭节约。自己动手拉烧土,每车可省一元钱。秋季到长治郊区菜地里捡菜叶,一次捡一二十斤,也可省几元钱。调晋城工作后,她利用下班以后和星期天、节假日的时间,为别人加工做工作衣,加工一套可挣一元钱。后来,在朋友的指点下,她开始到厂家批发上劳动呢布,自己裁剪,自己加工工作衣,找上关系户推销。利润大大超出单纯的加工。凤翔小区12号楼101简直就成了一个服装加工厂,客厅地上铺着六层布,密俊按照报纸剪成的样式,一次裁剪六套。除上班以外,每天加工六、七套工衣。为此,家里添置了两台缝纫机,一台锁扣眼机,家里的灯管上,孩子的头发上,到处都是蓝色的绒毛。真是应了古人那句“钱难挣,屎难吃”的老话。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下村一带炼铁的小高炉(当地人叫一脚蹬)如雨后春笋。她弟弟在老家也开了一座小高炉炼铁,她代为销售。因此认识了许多生铁经销商。在生铁产销旺季,她早出晚归,倒贩生铁。早上为家里做好饭,骑自行车到省运,然后坐车到阳城北留、润城一带,上午联系好生铁,赶中午回来不误给我做午饭。运气好的话,每天可以挣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利润比开高炉还高。1992年,她又排除家庭干扰,毅然决然地承包了郊区棉织厂,生产纯棉毛巾。为节省劳力,家里人闲下来就到厂里叠毛巾。10条一包,20包一箱。虽说辛苦,但效益不错。1994年我在北京学习了几个月,回来后发现家里快成了仓库,她把厂里过去积压的一万多条毛巾,全部买了回来。随着棉织品的市场涨价,不到半年,仅此一项就赚了几万元。承包了三年,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也挣了不少钱。为彻底改变家庭经济状况奠定了基础。就凭这一点,我很感激她。难怪不少人说密俊是个有福人,是个挣钱的把式,善于聚财。在洛阳白马寺、郑州少林寺、杭州灵隐寺就有高僧为密俊看相,共同的说法是这个女人善于理财、聚财。其实我最清楚,密俊是个苦命人,奋斗了一生,辛苦了一生。她是个一生不言苦、不言累,永不言败的女人。想干什么事情,身先士卒,锲而不舍,勇往直前。一些连男人都不愿干的事情,她带头去干。上山东考察,到河南买牛。收草、铡草、喂牛,栽树无活不干。凡和她接触过的人,没有不佩服的。
钱这个东西说来也很怪,有人说它是财富的象征,有人说它是付出的回报,有人说它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多少人为钱铤而走险,多少人为钱拼搏卖命。多少人终其一生挣的钱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少人一生无所事事却有着花不完的钱。积我一生的经验,我认为钱这个东西有命运在冥冥之中起着作用,该你挣的钱你不要都不行,不该你挣的钱绞尽脑汁,费尽心血,也不见得能挣来。大约在1997年,晋城市兰花公司上市发行原始股票,时任老总贺贵元问我要不要买点,那时晋城人对股票还不怎么感兴趣,多数人都不想要。我只是出于好奇随口答应买几千元玩玩。结果贺总给我买了好几千股,花了近三万元。当时原始股每股三元多一点。到了2003年,兰花股一路飙升每股涨到二十多元。还是贺总帮我出手卖掉,想也没想到,一下子就挣了十几万元,我们惊喜高兴,没想到钱还能这样挣。但兰花股到2005、2006年高峰时,每股升到60多元,假如再等二年,又是一笔不菲的收入。真是人无前后眼,人心没尽啊!
2003年,市农行崔行长(崔义生,高平人,我和他是多年的好朋友)要调往省城工作,我去农行看望他。无意中他说完任务还有部分基金没有卖完,想让我买点。我根本不知道基金为何物,碍于面子,把在农行的存款取出三万多,买了深圳保盈基金。因为不懂基金,加之崔行长调走,我一直都没有动过这些凭据,不知是赔是赚。直到2007年,我和新任行长牛子良在一起吃饭,无意中说起这件事,牛行长告诉我基金开始下跌,要赶紧取现。这时,我才到农行查询。天哪,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我的基金账户已涨到十五万多元,四年时间就挣了十几万。农行的工作人员说,你是保盈基金在晋城市发行以来存放时间最长,最有胆略和眼光的客户。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是“傻人”自有傻福气!
不过,话又返回来讲,致富的主要途径还是靠勤劳,冥冥之中的东西不是谁都可以得到的。是天意?还是前世修行的回报?谁也说不清楚。
同密俊生活几十年的实践,我以为剥开生活中五光十色的外衣,摘掉人们戴在头上的各色面具,越是平凡得像土坷拉一样的东西,越像蒙着尘土的钻石,备受打击、折磨,才愈显出它美如水晶、坚如钢铁的本质。这种本质是家常与质朴的结合,是一种不受年龄与时间影响的美。密俊就是这种美的象征。2013年初,我们结婚30周年时,正好小二(张丁)放圣诞节假,也从加拿大回来小住,孩子们特意安排我们在阳光影楼照了结婚纪念照。一家八口人(母亲、我和密俊、大儿子张宁、儿媳张琴、孙女张雨株、二儿子张丁、女儿郭环)又照了全家福,四世同堂,其乐融融。一个美满幸福的大家庭令人羡慕。2016年1月张丁又结婚,娶回儿媳薛傲蕾。家里经常保持七八个人吃饭,密俊不仅不嫌麻烦,而且变着花样为子女们做可口的饭菜。一直到现在一大家依然在一起生活,谁也不愿意分开。我想这主要也是由密俊善良、勤劳所维系。
当然,密俊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她也有着致命的弱点。不关心时事,不看书看报。固执、钻牛角。絮絮叨叨,爱发脾气。关心人不讲究方式方法,有时近似“苛刻”,使人难以接受。不过几十年了,我和孩子们已习惯了这种善意的“苛刻”。我受了一辈子的“气”,却一辈子服气,一辈子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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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了四年,用那时的时髦语言说“脸晒黑了,心练红了,与农民的感情近了”。几十年以后回味这些话确实有道理。现在的孩子特别是出生在城市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种田的苦处,不知道那个年代的农民有多苦。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又在农村劳动了这么几年,深知农民的苦衷。中国农民出门难(过去交通不方便),求人难,办事难,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农民淳朴善良,付出最多得到最少。中国革命靠的是农民起家,靠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新中国成立以后几十年的体制,也是靠农民支援城市建设,靠农民支援国有企业的发展,靠“一平二调”的政策让农民建设了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国家工程项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过去靠的就是农民的巨大付出来支撑这个庞大的国家。没有农民的付出,没有农村的付出,就不会有中国的工业化。就不会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经常对周围的人说,也经常告诫我自己,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要忘记农民,都要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为改变农民的命运和遭遇援手助力。
1973年,命运对我开了一个玩笑。国家准备恢复高校招生,招收在农村劳动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上大学。我那一年符合招生条件,报名参加了考试。可能是考试成绩不行,也许是还有其他原因,最终没有被录取。这次考试给我的印象很深,几千人集中在晋城一中,为改变命运而拼搏,而结果却让大多数人失望。那一年的考试很不成功,东北朝阳地区出了一个张铁生,据说是交了白卷,以后又说是成了“反潮流英雄”,1976年时还听说他准备当新组阁政府的教育部长。真是乱纷纷是非颠倒,闹哄哄黑白难辨。这次考试虽未被录取,但却又一次点燃起了我的求学欲望,点燃了我离开农村的欲望,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74年,在艰难地等待一年之后,机会又一次降临。这一年的招生不考试,完全靠“推荐”。我记得当时下村公社给了十几个招生指标,其中有二个大专指标,其余为中专指标。我当时虽说年龄不大,虚岁只有十八岁,但很有胆识。我亲自去找村支书,找公社书记,(时任下村公社党委书记是靳世惠,他后来任过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城区政协主席。是个有能力、有水平的干部。我对他很敬重,毕业以后和他来往不断。他对我印象很深很好。)还找过县招办的工作人员。表示了我想上农业大学的强烈愿望。(最主要的是河东是学大寨典型,老支书是公社党委委员,说话很有分量)天遂人愿,命运之神有意无意地青睐了我一次。这种政策也使我免了考试关。谢天谢地,我和本乡一个复员军人,同时被录取为大专院校学生。他被辽宁财经学院录取,(他叫张炳政,是大南庄人。比我年长五岁。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毕业后分配在山西省建设银行工作,后来官至省分行常务副行长)我被山西农学院录取。从此我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