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多数事情记不得，记忆中抹不掉的底色就是穷苦。只知道家里很穷。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母亲常为锅里没煮的而犯愁。生活很苦，苦的使人失去生活的信心。
我出生于1956年7月30日（农历丙申年六月二十三日），听母亲说生在上午，是时瓢泼大雨下个不停。村里的老人说六月二十三出生的人命硬。六月二十四日街坊一个同龄人出生，老年人讲三八还赶不得二十四，六月二十四出生的人命好，大富大贵。母亲听了心里不高兴，暗自流泪。可谁想到，六月二十三生的人出了人头地，在同龄人、同村人中成了“佼佼者”，日后成了“气候”。而六月二十四日出生的人到了30岁还找不上对象，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神经病”媳妇，没过几年跑得无影无踪，不知死活。至今单身一人，一辈子恓惶可怜。看来这种说法带有迷信色彩，没有道理。
我原名叫小奎。河东村张家是大户人家，我小时候听老人讲，张家有家谱。“毓、作、政、亭、凯”，排列有序。我爷爷那一辈为“毓”字辈，毓仁、毓富、毓荣等。叔叔辈为“作”字辈，作龙、作虎、作豹等。我们这一辈应该是“政”字辈，但叫“奎”的人很多，兰奎、书奎、同奎、长奎、富奎、存奎、宝奎，各种各样的奎不下几十个。带政字的只有一个老哥叫张政清。“奎”字扎堆取名，但“奎”字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恐怕没有几个人能说出来。据《辞海》解释，“奎”是星座名，二十八宿之一，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奎星主文章，古时有“奎星楼”、“奎王阁”等。或许老人看重的就是“奎”字蕴涵的这种美好寓意。上大学之后我改名为晓奎，不少人还以为我是拂晓出生的。至于儿子“亭”字辈，孙子“凯”字辈，好像就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使用。我估计张家的家谱到此结束。
河东因在长河之东而得名，村名没有什么典故，村里也没有什么文物古迹。看来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也没有发生过什么大事件。但河东村的布局合理，建筑独特，远近闻名。最北面有镇村之宅三层高楼，这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方圆几十里都属罕见。两棵银杏树一雌一雄，雄树开花雌树结果，高有20多米，粗为三人合抱不住，树龄少说也有几百年。银杏树被称为“活化石”，应该是先有人后有树。由两棵银杏树可知河东村历史也不短。村“文庙”的建筑也很独特，上下两院，这在当地也算是一个规模较大的庙宇。一条既不平坦也不笔直的街道贯穿南北，过去牲口拉的小车可以通过，千把口人的村庄交通也算便利。村中标准的“四合院”、“簸箕院”、“厅房院”比比皆是。我家的院子就是一个标准的四合院。大门上有精美的木雕，刻有“家世河清”四个大字。大门两边一对长条石门墩，上面刻有精美的石雕图案。可惜这些东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现在只留下一些依稀可辨的痕迹。村南村西各建一阁，造型别致，雄伟壮观，经济适用，既挡风水又利通行。南阁外墙上刻有“古沙城”三个大字，什么意思无人考证。传说古代的地方官员要建城，河东村也是选中的地方之一。后来几个被选中的地方竞争，地方官员想了一个馊主意，要求所有候选地方把当地黄土挖来称重，哪里黄土重就在哪里建城。城里人鬼点子多，在黄土里掺了沙子，河东人老实，在最好的庄稼地里铲了两锹土，土质肥沃，有机质含量高，比重较轻，败下阵来。城没建成，河东人心里不平衡，就在村南建了一个大阁，上书“古沙城”，聊以自慰。
传说归传说，据我考察河东的地理位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待，都不具备建城的条件。村中还建有规模较大的城隍庙。供奉城隍老爷的大殿为四梁八柱建筑，气势宏伟。院内两棵参天柏树笔直高挺，树冠覆盖大半个院落，即可遮阳又可避雨。正殿的南面是戏台，原是晋城一带典型的古戏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拆除重建为现在这个样子。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痕迹。整个庙院南北对峙，东西对称，两排看楼，一层住人，二层看戏，遮风避雨，空气流通，比起现在的室内影剧院毫不逊色。长河一带流传的“东沟古楼大阳塔，史村庙院河东阁”，就是对河东村的赞美。
总之，我记忆中的河东很美，有庙有阁，池塘古树，依山傍水。古朴的民居，善良的村民，淳朴的民风，美好的传说。让我描写实在笔拙，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抽象美。可惜，几十年时间迅捷而又恍惚，如今的河东除银杏树依旧高挺，南阁旧迹尚存以外，西阁、文庙荡然无存，高楼夷为平地。随处可见的山楂树、柿子树也被砍伐殆尽，儿时的河东彻底变了模样。我只能在梦中去找寻逝去的岁月，回味流失的感觉。
1956年的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化三改造刚刚结束，国民经济正步入正常轨道。但是好景不长，国家领导人头脑发热。1958年我两周岁时正赶上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超英（英国）赶美（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男女老少大炼钢铁，大搞水利建设，虽说也有部分工程以后受益，但多数是劳民伤财。我父亲那时在国营史村河铁厂当工人，1960年困难时饿得吃不消就回村了。我母亲随村里的大兵团在大南庄村挖长河水库，（我母亲称其为伤心水库）早出晚归。尽管我那时只有两岁需人照顾，但那种年代政治压倒一切，无人敢不服从。母亲把我托付给一个本家奶奶照看，（这位本家奶奶也是我母亲的亲姑姑）这位奶奶对我很好，我终生都不会忘记她老人家。但那时她一个人照看了好几个小孩，还要给八、九口人的家庭做饭，忙前忙后根本顾不上照看我们，只能是每天交给母亲一个活人。那时正值冬季，天寒地冻，我的两只小脚冻的害疮流脓，脚和袜子粘在一起脱不下来。母亲为此天天以泪洗面。至今我每只脚面上都留有铜钱大的一个伤疤，我也因此留下终生怕冻脚的毛病，每年不到立冬早早就得穿厚袜子。这就是那个年代留给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1956年虽说不是什么好年景，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普查人口时，我在生产队当记工员，参与了那次普查。我印象河东村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少的是民国32年（1943年），全村共出生了两个人。一个叫张爱英，一个叫李同锁。出生人口最多的就是1956年（农历丙申年），全村共出生了近三十人。现在又几十年过去了，我也没有调查，不知这个记录是否已经打破。
童年的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度过的。惬意不多，痛苦不少。除此之外留给我的几乎没有什么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