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公缉颂，夫子继圣：论《诗经》的创作及成书

《文心雕龙·原道》云：

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在本则论述中，刘勰谈到了周公“剬诗缉颂”、孔子“镕钧六经”，涉及了《诗经》的作者及其编次等问题。刘勰承续了《毛诗》的说法，认为周公曾经制诗作颂。《毛诗序》：“《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龙·颂赞》云：“《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时迈》篇称颂偃息兵戈、宣化懿德之举，典雅醇正，因此刘勰有此评。显然，刘勰关于周公“剬诗缉颂”的提法，系采纳了传统观点。刘勰认为，周公旦多才多艺，增饰文词，制《诗》作《颂》，为后世提供了恒久的创作范式。

关于孔子之“镕钧六经”、编次《诗经》，史籍亦多有论及。《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2]《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对后世影响最大：“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3]这里，刘勰同样采纳了传统说法。

在《颂赞》篇中，刘勰还谈到了《鲁颂》和《商颂》的编次：“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鲁颂》因周公旦的缘故而编入《诗经》；《商颂》则系商人追念先王之作。刘勰的这一认识，采自郑玄《诗谱》。《鲁颂谱》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法典之勋，命鲁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礼。故孔子录其诗之颂，同于王者之后。”^[4]《商颂谱》曰：“宋大夫正考夫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孔子录诗之时，唯得此五篇。”^[5]刘勰还进一步指出，此二颂是用在宗庙里的雅乐，非宴会上的歌咏，这也是符合实际的。

此外，刘勰还谈到了吉甫作颂的问题。《才略》：“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义固为经，文亦师矣。”据后人考证，《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系尹吉甫为歌颂周宣王而作。《大雅·崧高》言“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大雅·烝民》亦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故刘勰有“吉甫之徒，并述诗颂”之论。

关于周公制诗作颂及孔子编诗等问题，典籍虽有记载，但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堙没，已难确考，刘勰所采纳的是通常的说法。《文心雕龙》的论述重点并不在于考辨《诗经》的作者和编次者，其之所以强调突出周公和孔子，目的无非在于说明《诗经》及“六艺”乃圣人之作，值得后人去遵从和效法。刘勰是主张宗经的，在他看来，“先王圣化，布在方策；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征圣》）；“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宗经》）。圣人之言，既可改造人的性灵，又是文章之奥府。刘勰之倡宗经，具有以圣人文章规范当世文坛创作的倾向，是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