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主要概念界定、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1.4.1 主要概念的界定
1.集聚经济圈
“中心—外围”的“中心”，涉及全球层面、洲的层面、国家层面，甚至到城市层面（Friedmann，1966，1972），有的地区是全球的中心，有的地区是洲的中心，有的地区是国家的中心，有的地区仅是城市的中心。本书主要研究集聚经济圈，这一作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重要空间载体的“中心—外围”的“中心”。产业地方化、区域城市体系、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三者紧密联系：区域城市体系以产业的地方集聚为基本内容，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以区域内城市群、产业集群与产业区的产业为支撑，各产业区相近的要素禀赋和相邻的地理空间通过地方化产业的产业关联推动要素在区域集聚，形成“中心—外围”结构的“中心”。这一中心由于其内部要素的高度集中或经济的高速增长，从经济圈视角来看，构成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集聚经济圈。
集聚经济圈从集聚区域产业、产出和产能特征来看，既可以是结果，又可以是过程：说它是结果，从发达经济圈来看，相对其他欠发达区域而言，它表现为集聚区域相对其他区域要素、产业、产出和产能在空间的高度集中和产品的高度输出特征；说它是过程，是因为对高速增长经济圈而言，它表现为产能在空间的高速增长以及伴随的产品高度输出特征。集聚经济圈与一般经济圈的区别在于它的中心—外围含义，从增长过程来看，与外围地区的区别在于它是增长中心；从生产能力来看，与外围地区的区别在于它是产品的主要输出中心。因而，在集聚经济圈内部要么必然存在产业高度集聚的发达城市群，要么必然存在高速增长的城市群，集聚经济圈以区域内部发达或者高速增长的城市群产业的集聚为核心。
区域边界的划分，根据不同的研究或经济实践需要，常常会有不同的标准和结论（Friedmann，1966；陈秀山，张可云，2005）。因而，集聚经济圈地理边界的划分，具有相对性，会因研究或者国家经济实践的要求不同而异。比如日本，既可以根据研究或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将其国内三大城市群划分为各自相对独立的三大集聚经济圈，也可以将三大城市群看成一个集聚经济圈，戈特曼（Gottmann，1976）就将日本三大城市群发展过程看成日本大都市带的形成过程。（注：日本国土面积大约37.8万平方公里，其中平原面积约占29%，主要分布在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其三大城市群就集中在这地理空间相邻的太平洋沿岸的平原地区。国内有关日本三大城市群介绍比较详细的参考资料可以参见王廉等（2008）。集聚经济圈由各国国内经济发展相对发达或高速增长的区域城市体系构成，区域城市体系包含城市的数量，各国既可根据实践需要，参照日本三大城市群划分标准确定，亦可参照中国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华南（广东、福建）、环渤海（京津冀、辽宁、山东）三大集聚经济圈划分标准确定。对于世界上国土面积非常小的发达经济体，比如卢森堡、新加坡等城市国家，本研究不予考虑；因为，它们内部缺乏相应发达的城市体系。事实上，上述城市国家，可以被纳入到周边国家，作为跨国集聚经济圈的一部分研究，但本研究不分析这种跨国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因而，本研究对集聚经济圈的地理边界不做特别的界定，但集聚经济圈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其具体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应反映它的这一“竞争中心”特征。例如，中国可以划分为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华南（广东、福建）、环渤海（京津冀、辽宁、山东）三大集聚经济圈。
2.产业集聚
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涵盖产业地方化（产业集群或产业区）、城市化的产业集聚，引起产业地方化、城市化产业集聚的因素，也是引起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因素，因而，引起其产业集聚的因素并非唯一。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不仅指经济圈内部，由于分工、协作、共用基础设施、外部性等外部经济、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因素引起的产业集聚现象，而且还指由于市场扩大效应、价格指数效应和产业关联、竞争优势等因素引起的产业集聚现象。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以区域内部高度发达的产业集群、城市群或者区域GDP的高速增长、生产要素的集中和聚集、三次产业协调发展为内容。
对于发达国家的集聚经济圈而言，在缺乏产业创新和技术进步引起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它一般表现为区域GDP在国家GDP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或者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区域的高度集中，区域内部多集群产业或者发达城市群的产能输出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集聚经济圈而言，或者表现为区域GDP总量的高速增长、区域资本等生产要素快速的增加，多集群产业和发达城市群的形成过程；或者在集聚经济圈已然形成的情况下表现为区域内多集群产业和区域内部发达城市群产能的外向输出特征。
测度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可以从要素、产业、空间与时间四个维度来测度。从要素角度，主要考察要素的存量规模和流量的变化。产业维度主要考虑集聚经济圈不同产业的地方化是否已经形成，还是正处于高速增长的形成过程之中。从空间维度衡量，主要考虑集聚经济圈整体或者次区域GDP总量、产业产值在国家这个用来度量产业集聚的参照系中所占份额大小。时间维度不同于空间维度，其主要考虑集聚经济圈整体或者次区域GDP总量、产业产值总量的变化速度，看区域产业是否处于继续集聚过程之中。
3.区域要素优势
促使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力量，表象上体现为集聚经济圈产业的竞争力。产业具有竞争力，才有产业基于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的集聚。但实质上，集聚经济圈产业的竞争优势，以区域要素禀赋在世界分工格局中的双重分工优势为内容。（注：当今世界各国一般都已经纳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打开了国门，因而本书仅讨论相对开放国家；对于一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其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优势可能仅仅基于区域在国内的单一分工优势。）集聚经济圈的双重分工优势有两方面内容：一是其作为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载体，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分工优势，二是其在国家内部的分工优势，这种分工优势以集聚经济圈所拥有的要素禀赋为支撑。在所有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约束已经日益相对不重要，而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以及实物资本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不同区域的同一产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拥有更好人力资本的区域，其产业会具有更多的竞争力，因而会促进区域产业基于金钱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的集聚和经济的增长，同时引起集聚区域技术资本与实物资本的改善，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于其他区域的技术资本、物质资本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因此，集聚经济圈促使产业集聚的区域要素优势实质上是区域在双重分工世界经济格局中以区域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为核心的分工优势，其表现为产业的竞争优势。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国家或区域的分工时，强调要素的同质性，即国家和区域之间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是同质的，国家或区域之间生产分工的原因在于各自要素禀赋数量的差异，比如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劳动要素丰裕的国家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与传统比较优势同质的劳动力、资本范畴相比，本书强调：国家或区域的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与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具有“异质性”，表现为不同国家或区域之间在人力资本、技术资本或者实物资本等要素禀赋之间的单一差异，或者双重差异，又或多重差异。国家或区域之间的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决定了国家或区域产业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对双重分工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区域产业而言，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以产业间分工为内容的异质性，二是以产业内竞争为内容的异质性。要素禀赋产业间分工的异质性决定了国家或区域之间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工。要素禀赋产业内竞争的异质性决定了在同一产业的竞争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区域这一产业在世界市场份额的大小，也决定了国家或区域这一产业增长和集聚的程度。
1.4.2 研究目标
本研究构建反映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演进等若干集聚规律的理论体系。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源动力在于集聚经济圈相对于其他区域的要素优势，产业一旦开始在集聚经济圈集聚，就会伴随着集聚经济圈工业化进程的加深和区域要素禀赋优势的动态变化，而对集聚经济圈的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科学认识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规律，须将产业集聚与集聚经济圈区域要素禀赋的优势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从区域、产业与产业集聚三者的相互关系，去考察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动力、效应与演化。
本书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产业与产业集聚三者的相互关系，主要以长三角集聚经济圈的高速增长和产业集聚为例，通过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产业、产出、要素、时间和空间等测度，结合产业分工理论、政府干预理论、产业集聚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与产业结构演化理论等，研究其产业集聚演进过程中的集聚动力、集聚效应与集聚演化等若干内在规律，为相关集聚经济圈的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1.4.3 研究内容
研究按照区域要素优势—政府推动—内生集聚—集聚演化这样的逻辑，对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外部动力、集聚效应、集聚演化等问题进行研究。
首先是产业集聚源动力的研究。集聚经济圈的产业集聚既包括区域内企业家资源生成和区域外企业向区域内集中的工业区位问题，又包括区域在世界和国内分工格局中生产什么的问题，但首先是生产什么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区域内企业为什么能快速成长和企业为什么向区域内集中这样的问题。因此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归根到底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产业集聚地区应该生产什么；第二，企业在向全球市场布局时的区位选择问题，企业（产业）为什么选择这个地区而不选择其他地区。
从静态角度看，集聚经济圈内部企业与产业面对的是开放的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分工是按照国内外双重比较优势的分工。开放的市场不仅对本国企业开放，也对外国企业开放。集聚经济圈参与的国际分工是基于国家比较优势的分工：国家比较优势决定参与国际分工国家主要产品的出口，而集聚经济圈在国内按比较优势分工则决定参与国际分工国家出口产品的生产主要由集聚经济圈承担。集聚经济圈生产什么须结合其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要素禀赋的双重分工优势来考虑。如此，基于国际分工格局中双重分工的比较优势，集聚经济圈应该生产什么，什么样的企业（产业）在区域集聚不言而喻。如果说要素优势是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那么，其与以往学者不自觉列举的促成产业区、集群产业和城市化产业集聚的动力因素存在什么样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需要后续研究进一步关注。
其次是国家按比较优势进行分工时，政府对于集聚经济圈的形成应该发挥什么影响的研究。世界各国按照比较优势赶超的历史表明，没有一个成功实现赶超的国家没有进行政策干预。这些成功的政策干预包括发展战略，对外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经济体制的选择等。只有政府实行正确的政策干预，集聚经济圈才能发挥出区域对于产业和要素的集聚优势。
再次是在正确的政府干预和区域要素优势的内生机制下，集聚经济圈的产业开始了集聚和高速增长，那么这种集聚将对区域产生什么影响？
集聚经济圈与其他区域收入差异的根源是否是规模报酬递增，在国家发展集聚经济圈时是否意味着其他区域发展条件的恶化。新经济地理学在研究产业集聚问题时提出规模报酬递增是产业集聚的原因和前提，这在西科尼和霍尔（Ciccone&Hall，1996）和范剑勇（2006）控制截面数据地区差异的实证中得到了呼应，认为集聚引起规模报酬递增是地区收入差异的原因。然而，新古典规模报酬递增的经济学含义是指同一经济单位要素投入与产出变化的关系。以截面数据作为产业集聚规模报酬递增研究对象的研究，严格说来只能算是集聚经济而非规模经济的研究。
此外，在集聚经济圈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产业的集聚是一个点轴增长过程，其点轴增长的内在机理与收敛特征，及其高速增长对于集聚经济圈内部城市的收入差距具有什么影响，是研究产业集聚效应需要注意的问题。最后，集聚经济圈在产业地方化的过程中，次区域之间发展产业集聚容易出现“产业同构”或者“产业趋同”，这一现象出现的内在机理是什么，趋同产业的发展绩效如何，无疑也是引人入胜的问题。研究这一点对于集聚经济圈的区域规划工作具有积极意义：在中国，错位发展对于集聚经济圈次区域而言一度意味着专业化，而趋同发展似乎存在“恶性竞争”嫌疑。
最后是随着区域产业集聚的进一步发展，当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作用逐渐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要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发展，从动态来看，区域又应该生产什么。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首先，必须认真考虑随着集聚经济圈工业化进程与产业集聚的发展，区域的要素禀赋与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区域经济存在产业结构变化和升级的内生力量。其次，国家和集聚经济圈次区域政府为了增强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存在推动集聚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驱动。集聚经济圈区域要素优势的变化必然再次影响产业集聚过程中企业对区位的选择，其产业集聚的产业演化与空间演化的内在逻辑和合理路径是什么，值得研究并给予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