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双重分工框架下长三角的产业集聚

下面以长三角的产业集聚为例对前文提出的理论进行检验。

长三角集聚经济圈历史上是中国农业、传统手工业、轻纺工业高度发达的区域。鸦片战争爆发后，上海作为西方列强通商口岸地位的确立，使其很快崛起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成为中国日用品与轻纺工业的中心。建国后，上海服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作为轻纺工业中心为国家发展重工业提供积累基金的同时，又直接成为了国家重工业发展的重要基地，为国家重工业的发展提供建设力量（杨建文，1999）。长三角作为历史上中国传统轻纺工业和日用品消费品工业的中心，在改革开放之初传承了大量掌握这些优势产业核心技术的劳动力要素；同时，由于上海作为中国重工业基地地位的确立使得长三角也具有了以上海为基地的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要素禀赋优势。这些要素由于社会关系的嵌入性因而在当地具有一定的根植性。

改革开放之前，长三角轻纺工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的优势在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一直受到抑制。此外，如同长三角的轻纺产业在世界的分工优势一样，长三角的重工业与世界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地区相比，可以归纳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列。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分工格局中，长三角的竞争优势和高速增长，主要是基于其劳动密集型产业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分工优势。

基于发挥比较优势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长三角释放了其在世界的要素优势。随着中国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向轻工业、日用消费品优先发展和以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要，实现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为目的的转型，长三角被压制较久得以释放的以“异质性”要素禀赋优势为核心内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双重分工优势，构成其产业集聚的源动力。长三角集聚经济圈要素优势引起的产业集聚，表现为其GDP的高速增长及其在中国经济中心地位的强化。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分析，1978年到2010年30余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2.85%，其中美国年均增长2.67%，中国年均增长9.93%。中国的经济总量按购买力平价由1980年占美国的10.02%上升到2010年的69.72%。根据2013年《国际统计年鉴》数据，2010年，中国在全球GDP（美元）的总量排名已经由1978年的全球第10上升到全球第2。显然，中国基于国家比较优势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促进了产业和产能向中国集中。另一方面，其国内发挥地区比较优势，实施“因地制宜，合理分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又促使国内的产能在向长三角、华南、环渤海三大集聚经济圈集中。1978～2010年间，长三角（江浙沪）、华南（广东、福建）、环渤海（京津冀、辽宁、山东）三大集聚经济圈维持了经济的高成长（注：三大经济圈存在个别省（直辖市）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增长速度的个别年份，但是总体看来，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大集聚经济圈的江浙沪、广东、福建、京津冀、辽宁、山东经济每年都保持了高速的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89%、13.35%、10.98%。图2—2表明，1978年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三大集聚经济圈以不到中国11%的国土面积生产了占中国47.4%的GDP，2010年则生产了占中国61.9%的GDP。长三角国土面积约为全国的2.2%，2010年GDP总量在三大集聚经济圈中占1/3强，其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程度在三大集聚经济圈中最高。

图2—2　长三角等三大集聚经济圈在中国的分工优势

资料来源：《江苏统计年鉴2011》，《浙江统计年鉴2011》，《上海统计年鉴2011》，《中国统计年鉴2011》。

为分析长三角在中国的制造业优势，表2—1和表2—2按产业分类编号报告了其改革开放以来1982、1988、1998、2010四个时间节点28个加工制造业的区位商和产业产值在中国占比。区位商大于1表明长三角该产业在全国具有产业优势，为制造品输出产业。区位商的计算，采用第6章构建的修正区位商指数。表2—1和表2—2表明长三角在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产业具有产业优势，轻纺工业和重工业在全国优势十分明显。（注：根据长三角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长三角各制造业占中国该制造业总产值15%以上，可以看成具有分工优势的产业。）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和工业化进程的纵深展开，这些产业的优势或者进一步深化，或者正让位于更高层次产业的产业优势。长三角经济的高速成长和产业集聚得益于其在世界双重分工格局下要素禀赋“异质性”比较优势的发挥，原有的比较优势促使了长三角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长三角新的比较优势的创造和发挥积累了经济剩余，促成长三角新的比较优势产生。

说明：（1）“—”表示缺少相关资料；（2）产业分类编号按照《中国统计年鉴》排名顺序，编号如下：1.农副食品加工业，2.食品制造业，3.饮料制造业，4.烟草制品业，5.纺织业，6.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7.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8.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9.家具制造业，10.造纸及纸制品业，11.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12.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13.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1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15.医药制造业，16.化学纤维制造业，17.橡胶制品业，18.塑料制品业，19.非金属矿物制品业，20.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1.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22.金属制品业，23.通用设备制造业，24.专用设备制造业，25.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6.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27.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8.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长三角集聚经济圈产业集聚的源动力毫无疑问来自其在双重开放与双重分工的世界市场，以人力资本等要素禀赋“异质性”优势为内容的区域要素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技术、资本等要素禀赋的改善。长三角集聚经济圈改革开放初期的区域要素优势不会凭空产生，有它的历史传承，其来源有区位优势、工业基础、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文化习俗。此外，中国相对海外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分工优势，也构成长三角产业集聚区域要素优势的来源。

（1）地理位置的区位优势。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可以追溯至乾隆期间，在1757年乾隆实施闭关锁国政策之前，江浙两地一直有港口通商的历史，在中国统共四个海关中占据两席。在前近代时期，“苏杭宁”是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使上海凭借其天然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并刺激了当时江浙民族工商资本的发展，在长三角积累了领先全国的工业基础，长三角独特的地理优势，使得其在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形成了比较优势。

表2—2长三角制造业产值在中国产业总量中的占比

说明：（1）“—”表示缺少相关资料；（2）制造产业分类排名如表2—1；（3）产业产值占中国比：%。

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2）工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依托上海良好工业基础将该地区建成我国重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意图，国家对上海的投资进一步增强，上海作为中国工业基地的优势得以强化，使长三角地区形成了上海和江苏、浙江之间的垂直分工关系；1978年上海的第二产业占全国GDP的12.1%，江浙分别占7.5%、3.1%。上海国内工业基地优势地位的形成，为改革开放后技术向江浙地区外溢提供了可能。

（3）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长三角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优势除了改革开放前国家出于发展上海地区经济而在长三角地区进行的公路、交通等基础设施投资之外，长三角地区在全国人力资源的相对优势也是其经济发展优势的来源之一：长三角地区高校、科研院所云集，能够提供许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相对丰裕的人力资源，为长三角承接区域外的产业转移和发展经济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条件。

（4）文化习俗。江浙在历史上历来是富裕之地，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地处沿海，民间保有崇尚工商致富的传统。江浙地区富余的劳动力和崇尚工商致富的传统相结合，造就了江浙地区丰裕的企业家资源，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的发展和集中。

长三角产业集聚的源动力源于区域要素禀赋在海内外制造业中所体现出来的比较优势，这促成了海内外巨大市场的形成。产业在长三角的集中，引起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竞争的加剧，从而引起产业为了增强竞争优势的前后向关联集聚，引起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价格指数的下降（注：这里价格指数的下降不仅指生产在本地集中节省运输成本引起的产品价格下降，而且指产业在地区集中由于同类产品的竞争引起的价格下降。），也引起产业的再次集中，而且通过产业集聚的前后向关联关系，放大产业集聚的循环累积效应。这样，产业集聚既体现为产业内前后向关联的集聚，也体现为产业间产业协调发展的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