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跨国外包兴起的原因分析

外包是发包企业将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环节区段以合同方式转移给外部厂商的活动，是生产活动“从内部向外部转移”的过程。对于外包发生原因的考察主要是从以下几个研究视角进行的：第一，运用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外部购买还是企业内部提供的问题；第二，运用新古典经济理论研究生产垂直分离之后通过比较优势、规模经济和学习效应等途径带来效率增加的问题；第三，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外包后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本章在建立外包与一体化关系的理论模型后，运用上述理论进一步分析跨国外包兴起的经济原因。

一、企业组织变迁：外包与一体化的比较

跨国外包取代一体化是专业化分工与企业组织结构变迁的产物，交易成本理论以及企业产权理论就“买”还是“造”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理论阐述，从一定侧面反映了外包的特征以及外包发生的原因。比如唐贝格尔（Domberger，1998）认为，外包交易双方在专业化程度上是有差异的，通过外包可以提高专业化水平；卢锋（2007）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解释了服务外包出现的原因，他认为外包是生产组织、生产方式与经济结构重大变化的产物，服务外包是基于产品内分工对服务业务流程的重组与变革；庞春（2010）则在超边际分析框架下解释了一体化向外包转变的原因：除了专业化程度差异之外，学习成本、交易效率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本章则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2002）建立的新古典均衡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一体化向外包转化的经济原因。

在经济体内有j个行业，行业内每家企业都能连续生产不同质量水平的产品。市场中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y_i(i)表示消费者在j行业中消费i产品的数量，N_j为行业j的生产量，α_j评价的是行业j的产品差异化程度，且α_j∈(0，1)。μ_j是消费者在j行业的消费占其总消费的份额，且。根据式（2—1）可以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和商品价格。

假设行业j中有两类企业：第一类是一体化企业，生产制造的全部环节都是由该企业在内部独立完成；第二类是外包企业，该企业向外部的专业供应商购进中间产品之后，在企业内部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假设两类企业的生产要素均是单一的，生产成本是由劳动力投入决定的。一体化企业生产成本为k_jv单位的劳动力，而外包企业的生产成本则由中间产品成本和最终产品生产组成，其中中间产品成本为k_jm单位的劳动力，最终产品成本为k_js单位的劳动力。

根据式（2—1）可以得到整个市场的需求函数：

式中的 A 是表示技术效率的参数，1/（1－α_j）是需求弹性，p_j是价格。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一体化和外包情况下企业利润的差异。

（1）一体化企业。 假设一体化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不变，为1，需求弹性系数不变，为常数。根据式（2—2）可以得到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价格为p_jv=1/α，市场需求为y_jv=A(1/α)^{－1/(1－α)}，从而可以得到一体化企业的期望收益：

（2）外包企业。如果外包企业的边际成本和需求弹性系数与一体化企业相同，那么在利润最大化条件下，外包企业可以获得的预期收益为

比较式（2—3）、式（2—4）就可以发现，只有满足下列条件，企业才会选择外包：

由此可见，外包相对于一体化企业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二、跨国外包兴起原因的进一步讨论

在国际贸易壁垒逐渐降低的经济环境下，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利用各国比较优势从而创造最大价值是跨国外包发生的经济原因。此外，生产环节的可分性提高以及通信成本和运输成本降低也为跨国外包的发生提供了便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跨国外包发包企业还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核心能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等。

（一）生产成本下降

亚伯拉罕和泰勒（Abraham and Taylor，1996）在解释跨国公司为什么选择外包方式时就曾指出，工资成本降低以及由此造成的收益增加是最主要的原因。麦卡锡和阿纳格诺斯敦（McCarthy and Anagnostou，2004）对英国外包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表2—1列出的是主要承接国制造业工资水平与发达国家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对比情况。我们发现中国、印度、泰国和墨西哥这四个主要承接外包的国家中，印度和泰国的工资水平最低，中国处于中等水平。与中国相比，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6~9倍，而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其平均工资是中国的10倍以上。不难看出，工资的国别（地区）差异是显著的。由此可见，寻求低工资成为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2—1 制造业雇员工资的国别比较

注：制造业雇员工资水平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中印度是2006年的数据，泰国是2007年的数据。

其次，贸易成本的下降也是诱发外包的重要原因。拜耳和博格斯特兰德（Baier and Bergstrand，2001）就曾指出，关税减让和运输成本等贸易成本的下降激励了OECD国家间的中间产品贸易，而且关税下降所产生的贸易效应是运输成本下降的贸易效应的两倍。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大幅度下降，降低了远程交易的贸易成本和远程管理成本。

卡卡贝德斯（Kakabadse，2000）进一步指出，由于外包之后专业化程度提高以及规模经济显著，发包国的收益会增长。麦卡锡和阿纳格诺斯敦（2004）发现，从1980年到1999年英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由59.9%上升到70.2%，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制造业务外包后带动服务业快速增长。

（二）降低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理论通过比较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与外部的交易成本以确定中间投入品是“买”还是“造”的问题。对于资产投资专用性高、技术不确定性大的产品或技术应采取纵向一体化的组织方式（Williamson， 1996）。当资产专用性高，市场化组织不能规避机会主义行为倾向时，交易成本相对过高会导致企业选择一体化，将交易行为内部化。同样，当交易中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时，市场化难以对交易行为及交易双方进行有效的监督，也将造成交易成本过高，一体化的优势超过了市场交易。按照交易成本理论，科格特和赞德（Kogut and Zander，1992）、莫尔（Mol，2005）解释了外包发生的原因：只有在资产专用程度和不确定性低、交易不太频繁的情况下外包才可能发生。哈里根（Harrigan，1985）进一步证明了在技术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高技术企业中，一体化比外包要普遍得多。

（1）资产专用性。在跨国外包中承接方要为获取订单而进行资产投资，从专用性角度可区分为地点专用性资产、实物专用性资产、人力资源专用性资产。其中，地点专用性指的是交易中的指定地点具有特殊性，转移到他处成本是高昂的。对于承接跨国制造业务而言，只要生产成本低、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低，在哪里生产关系并不大，因此，资产的地点专用性不强。实物专用性指的是为完成交易而投资的机器设备的特殊性和可替代性。对于通用机械基本上不存在实物专用性，而对于为满足某些买家的特殊需要而专门定制的设备则具有了实物专用性特征。比如在IT外包中，承接方专门为买家购置的应用操作系统则是一种实物专用性资产投资（胡浩和王永日，2005）。人力资源专用性是指为完成交易而聘用或培训具有某种专业技能的人员。奥伯特等（Aubert et al，1996）认为，承接方并不需要学习或适应发包企业所有的习惯或偏好，从而避免了在人力资源投资上的专用性。

（2）交易频率。交易频率指的是某种交易是偶发的还是常发的现象，如果是偶发的，那么企业通过市场交易风险最小；倘若是常发的，那么垂直一体化是最优的。在跨国外包业务中有的是偶发的，比如企业将软件升级业务外包；而有的业务却是常发的，比如制造业务中的加工和装配。奥伯特等（1996）指出，即使是交易频率非常高的业务，如果企业内部没有相关的技术支持也需要外包。因此，交易频率对外包是否发生并不起决定性作用。

（3）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指的是交易双方在交易前无法预见市场上的交易选择以及交易结果。在跨国业务外包中，发包方的外包业务一般在技术上已经比较成熟，避免了因技术缺失而造成的交易不确定性。此外，承接外包还需要稳定的市场环境和政治环境。尽管外包国家的范围很广，覆盖了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是贫困国家的大部分国家，这些国家大多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市场环境，避免了外部环境造成的交易不确定性。

（三）增强企业能力

企业能力理论是以企业的知识、能力、资源为核心来认识和理解企业，将企业看成一个能力体系。能力决定了企业的边界，能力决定了企业竞争优势，能力也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保证。格兰特（Grant，1996）将知识看成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和能力，在此基础上科格特和赞德指出，知识又可分为信息和怎么干（know- how）的知识，并解释了知识分布决定了企业是“买”还是“造”的问题。对于含有大量隐含知识的产品或技术，在组织内部交易的成本相对较低，纵向一体化优于其他组织方式。巴尼（Barney，1999）进一步解释了外包为何发生，他认为企业只会将那些非核心业务或者不太能够专业化制造的业务外包出去，因为企业在这些外包业务方面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知识。企业也没有必要拥有整个业务流程所涉及的所有知识，只要企业有足够的能力得到它们所需要的知识就行了。尼什古奇（Nishiguchi，1994）、戴尔和辛格（Dyer and Singh，1998）指出，业务外包使发包企业与供应商结成了网络组织，便利了信息与知识的交流，使发包企业更容易获取企业内部所没有的特异性知识。因此，企业网络组织比原子式企业有更高的创新频率。

此外，外包对企业能力的另一个作用在于增强了企业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哈里森（1994）发现，在购买未成熟的新技术、流行性商品以及复杂系统中的核心部件方面，外包的灵活性非常重要。而且随着业务的外包，企业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核心业务，这就降低了新产品或新设计的研发周期。如果外包厂商提供的零部件或者中间产品也能同步跟上，那么将大大缩短新产品面市的时间。

（四）促进技术创新

对于外包是否有利于创新，奎恩（Quinn，1999）给出的解释是：消费者的需求是激励创新的最大动力，外包能够及时反馈消费者的信息，从而降低了创新成本、缩短了创新时间，加快了创新向消费者扩散的速度。他发现在医疗器械行业，外包现象相当普遍，因为及时获取病人使用后的意见是发包企业进一步改进产品的最重要的途径。多斯和费基奥罗（Dosi and Fagiolo，1997）从技术创新理论的视角解释了外包的创新效应，他认为发包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相互合作，供应商为发包企业提供了互补性知识，这是激励发包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帕维特（Pavitt，1984）提出了新的产业分类方法，在“基于科学的”部门，企业的竞争优势在于大量的R&D活动，并与科学研究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专业供应者”部门，比如仪器制造部门，其创新依赖于与用户的频繁互动；在“规模密集”部门，比如运输设备制造部门，创新对其他部门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在帕维特的研究的基础上，马勒巴和奎森里格（Malerba and Qrsenigo，1996）指出，正是由于“规模密集”部门对其他部门的依赖程度低，一体化才比外包更加普遍，尽管该部门也相对具有创新性，但主要是依靠本部门的力量。而“专业供应者”部门就不同了，尽管企业创新需要有大量的专用性和隐含性知识，但是更需要来自用户、供应商等的外部信息。因此，该部门的外包更加普遍，外包更有助于该部门的创新。首先，外包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技术扩散和知识学习、扩大市场规模等途径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将原本属于内部的业务外包出去，就减少了在这些业务领域中的投资，比如，制造业务外包后，企业就减少了某些专用设备的投资。研发外包之后，企业就减少了在研发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研发设备投资，于是就可以集中更多的资源用于核心业务活动。其次，外包还扩大了发包企业潜在的市场规模。当业务外包之后，发包企业除了将更多的资源用于R&D之外还有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市场势力的内在动力。足够的潜在市场规模又是创新所必需的支撑条件，因为只有足够的市场规模才能分担研发成本，降低研发风险；而且，只有足够的市场规模才能打破率先创新的企业所形成的垄断性市场结构，鼓励更多的企业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