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发现了一些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专业运营商，利用它们的专长和优势提高整个价值链的效率的做法，克鲁格曼（Krugman，1991）将其称为“价值链的片断化”，芬斯特拉（Feenstra，1996）称之为全球经济的“生产非一体化”。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2002）称之为“跨国外包”，并发出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外包的时代”的感慨，克莱克梅尔和纳尔逊（Kreickemeier and Nelson，2006）坚信“生产非一体化方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而且才刚刚开始”。有的学者甚至将“外包”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当同一产品的生产被拆分为不同工序在不同国家进行，并伴随着零部件、中间产品的跨国界多次转移时，业务外包就转变为跨国外包。跨国外包带动了全球贸易量的上升（Hummels et al，2001；Yi Kei- Mu，2003；吴福象、刘志彪，2009）。芬斯特拉（1998）、李玉红（2007）等发现，自1970年以来，国际贸易占GDP的比重急剧上升，贸易的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速度。赫梅尔斯等（Hummels et al，2001）发现，有十个OECD国家和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因跨国外包而实现的出口量占到总出口的21%，而且在自1970年以来的20年里增长了将近30%。孔帕和戈尔德贝尔格（Compa and Goldbeg，1997）、芬斯特拉（1998）、刘志彪（2007）均证明了，不论是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跨国外包的规模都在不断地增长。

跨国外包还导致了世界价值创造体系在生产垂直分离之后的价值重构，发展中国家的代工企业往往嵌入的是价值链“低端”，处于被跨国公司“俘获”的尴尬地位（Hummels et al， 2001；Grossman and Helpman，2002）。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外包还深刻地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进口中间产品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学习效应”吸收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在两国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效应的作用下，加速了先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扩散，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率（Long，2005）。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技术外溢、消化吸收，乃至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跨国买家的重重制约（Geriff，1999），当地企业难以摆脱低技术循环陷阱。因此，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等多个视角研究跨国外包对承接国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嵌入全球价值链(GVC)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跨国公司的“代工工厂”。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传统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出口规模以及劳动力就业。30年来，我国承接跨国外包业务的范围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80年代初以服装、纺织、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装配为主，而今已经能够承接电子信息、汽车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制造。

然而，跨国外包也使得我国经济领域积累了诸多矛盾。首先，承接低端产品制造造成了我国产能过剩。据统计，我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只有172种，而供过于求的商品有428种，占了71.3%（刘志彪、江静，2009）。产能过剩固然与投资旺盛、生产技术落后、政府过度干预等因素有关，但是，在跨国买家的主导下，本土代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不断扩张规模也是与此有着直接关系的。其次，跨国外包还消耗了我国大量资源，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是，承接跨国外包使我国当地企业陷入了技术依赖的怪圈，难以摆脱跨国公司的束缚走上自主发展道路。因此，构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探讨跨国外包通过怎样的机制影响承接国的技术进步、跨国外包是否会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等相关问题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