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农村生活遭遇与对各类社会资源的渴望
楚市是位于湖北省中部的一个地级市，建制于1983年，现下辖两个区、两个县、一个县级市。2013年和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市户籍人口分别为300.78万人和300.29万人，但常住人口数分别只有288.72万人和288.91万人，其中2014年乡村人口总数为191.83万人，城镇常住人口为97.08万人，城镇户籍人口仅为52.4万人。2014年楚市地区生产总值为1310.59亿元，地区生产总值中的三次产业比例依次为15.8%、54.2%和30%，湖北省的三次产业比重依次为11.6%、46.94%和41.45%。楚市2014年的财政收入为139.29亿元，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69.83亿元，其余部分为国家的转移支付，而全市2014年的财政总支出为245.79亿元。
由此可见，楚市有着典型的中西部中小城市的一般属性：首先，地方政府存在财政赤字以及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依赖；其次，经济结构还有待优化，与湖北省的平均水平相比，楚市的农业比重偏高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再次，城市化率不高，户籍人口城市化率更低，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最后，楚市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输出城市。
（一）小农的市场化困境与农村经济生活遭遇
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素有“两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楚市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面，也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一，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实施建设“中国农谷”的发展战略，进一步确立了农业在地方经济中的重要位置。
楚市共有农业用耕地面积271.66千公顷，农业人口191.83万人，人均耕地2.12亩，但这只是上报面积，据笔者在楚市的7个村民小组所获得的农户实际耕种面积推算，其人均耕地为3亩多。2013年的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楚市实有耕地面积为501.76千公顷，其中实际划定基本农田面积为333.33千公顷；主要农产品包括水稻、棉花、油菜、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等。近年来，楚市农业的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其中以生猪养殖和蔬菜种植最为突出；政府正在着力建设和推广旅游观光农业，较为知名的有在楚市羊县举办的一年一届的油菜花节以及主打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敦村；但大宗粮食作物仍是农业的主体，大宗粮食作物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市场价格波动小，部分产品由国家保护价护航，以抵御市场风险，在楚市，占据农产品核心地位的是水稻。
笔者调查的7个村民小组的人地关系如表2-1所示。
表2-1 7个村民小组的人地关系信息
楚市这7个村民小组的户均经营耕地面积为13.37亩，以户籍人口来衡量，人均经营面积（包括耕地和水面）为3.92亩。这个数值与“人均一亩三分地”相比多了不少，这一偏差存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楚市位于江汉平原，其人地矛盾在历史上就一直比华北平原要缓和得多；其次，在农业耕作技术日渐成熟、水利设施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过去的荒地和不可耕土地逐渐被开发出来，可耕地总面积有所增长；最后，耕地面积的真实数据一直无法得到，这根源于国家与农民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资源“汲取型”关系，大量“黑地”在税费时期国家与农民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被瞒报也是楚市农村的一大特色。
楚市耕地的种植分为两季，较为常见的是一季水稻、一季油菜。2014年以来，由于国家取消油菜籽的保护价且市场高度饱和，油菜籽的价格猛跌，农民种植油菜籽出现了亏本的情况，因此2014年冬播季以来，农民的农业种植纷纷从两季改为一季，因为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还在，农民在这一季上至少不会亏本。但是种植模式的改变直接导致农民收入降低，收入降低与农民各项生活开支纷纷上涨且将持续上涨的趋势形成极大反差，许多农户都想实现农业领域的增收，但却屡屡碰壁。这也是笔者在楚市不同乡镇的四个行政村调查时的强烈感知。
在一年一季的种植模式下，根据笔者对7个村庄各自单位面积纯收入的测算发现，每亩年纯收入在800元到1200元。在不完全统计的情况下，水稻种植的单位成本在790至960元，详见表2-2。
表2-2 巷村9组单位面积水稻种植的开支情况（不完全统计）
续表
这7个村民小组稻谷产量是每平方米1.5斤至2斤，亩产1000斤到1330多斤。国家2016年稻谷的保护价是1.38元每斤，由此水稻每亩的毛收入在1380元至1840元，每亩田的纯收入在200至1000元，就7个村民小组的情况来看，每亩纯收入1000元的状况是比较普遍的。在户均13亩多的小农农业格局下，务农能带给农户的收入就显得相对较少。
这四个村在农业经营上虽然大体相同，但也有着各自不同于其他村的特色：烟镇加村的特色在于，水产养殖与农田种植在长久以来基本上有相同的重要性，甚至水产养殖的重要性一度超过农田种植；木镇目村的特色在于，经济作物荸荠的种植是当地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段镇巷村的特色在于，它处于羊县每年一度油菜花节展示区的辐射地带，因此，具备了开展观光农业的条件，但条件还没有成熟；而河镇梅村的特色则在于它属于土壤相对贫瘠的区域，土地产出不高，农民离开农村的愿望更强烈。下面以加村为例，介绍小农市场化的困境。
案例2-1 加村与周边的邻村共同享有一片湖区，大集体的时候围湖造田，这片湖区被用于各类农作物的种植，但因为地势过低，经常发生涝灾。20世纪80年代以后，成为一片荒湖，后来逐渐被开发用来搞水产养殖，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片湖区基本被开发殆尽。有经营和承包意愿并且能向集体交付承包费的本村农户优先取得。因为农户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有限，而水产养殖的风险过大，单个农户承包经营的面积都在1万平方米到4万平方米。加村的养鱼户主要采取的是以四大家鱼为主的精养鱼塘式水产养殖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2014年。2014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承包鱼塘的家家亏本，屯在塘里的鱼迟迟卖不出去，鱼贩子把鱼价一压再压，弄得农民卖也亏不卖更亏。其实四大家鱼行情不好的情况在2014年之前就已经持续3年了，但鱼卖不出去的情况还是第一次发生，它导致的后果是众多养殖户集体决定停产一年，观望来年的市场行情。2015年，烟镇镇政府推进农业开发项目，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一个华中农业大学毕业的硕士生到加村所在的湖区向农户二次承包鱼塘并反雇原来的承包户帮工，他养殖的东西是当地农户从未养过，也不敢想象的南美白对虾，这个东西虽是好卖，但因为气候和水质等自然条件硬伤，虾子怎么也养不大，因为养不大，所以也卖不出去。在尝试了4个月之后，政府引导的新型经营模式由于老板亏本超200万——这还不包括政府的项目资金和政策资金注入——并且看不到回本的希望而退出，这种经营模式自发解体。散户经营格局下，难以承受市场风险的农户2016年把目光投向“稻虾联作”，但是低风险的种养模式与低回报几乎也是同时。
随着机械化的普及，“种田辛苦”的程度虽然在大大降低，但农民“种田无前途”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农村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冬季作物亏本而大面积休耕又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夏秋农忙过后就纷纷离开农村到城市寻找短期务工的机会，打几个月的短工之后，在春节时返乡过年，过完年就是春播，再等秋收，秋收之后再出门打工，如此年复一年地循环。在这种形势下，农村空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原来在农村的集市上开餐馆、卖小菜、开小商店的最近几年也越来越感到生意难做，纷纷关门了。
案例2-2 木镇目村5组的贾王贝，53岁，其爱人因身患类风湿性关节炎不能种田，所以他们两口子一直在村里的集市上卖菜，但是2011年以来生意每况愈下，到2015年，一年精打细算，只能攒下1万元，比外出打工的收入低了不少，因为“村里都没人了，都是些老人家，谁来买菜呢”[3]，2016年9月，贾王贝停下了在村里卖菜的生意，让爱人去城里给女儿带小孩，自己则到周边的城市打工去了。
案例2-3 烟镇加村的付日玉，56岁，两口子一直在加村的集市上经营家电维修的小本生意，虽然算不上最富裕，但也绝对是村里的中上层。因为做生意收入足够用，而种田太辛苦，付日玉1998年二轮延包的时候就没有要田。但这几年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去城里买房子，许多农户只有老人在家，他们过日子都是得过且过的，付日玉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无奈之下他只好把外出务工的自家兄弟的田——共28亩，全部种起来了。
案例2-4 段镇巷村9组的罗金武，2008年的时候买了一台中型的联合收割机，过了两年又买了一台中型的旋耕机，但却没赶上好时候，冬季休耕，旋耕机能创造的收入会减少一半。
综上可见，农村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不论是市场化程度低的大宗粮食作物的种植，还是市场化程度高的水产养殖，甚至是在农村经营小本买卖和农业机械服务等，均表明当下农村的经济与2000年到2010年期间打工经济给农村注入的新活力相比正在经历着明显的衰退。这是笔者在调查过程中看到的普通农业型村庄农民正在遭遇的经济生活，这使农民置身于经济焦虑的氛围之中。
（二）婚姻市场下的农村婚姻压力与农民家庭生活遭遇
光棍现象一直是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人类学倾向于从光棍生命历程的视角关注其生存方式与社会行为逻辑，社会学则倾向于对光棍现象的成因及其后果进行阐释。自中国人口发展研究课题组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推测“到2020年我国将出现3000万光棍大军且尤以农村最为严重”以来，中国的光棍问题已经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陶自祥，2011）。不少研究者通过实地调查，从数据和比例上论证了农村光棍现象的严重性（杨华，2008；贺雪峰，2014c）。一些研究从农村资源匮乏、生育观念落后和贫困惯性的视角出发，将农村光棍问题视为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和人口流动的加剧，婚姻市场逐步形成，婚姻市场中的“女性资源”向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倾斜，而农村和农村青年在婚姻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农村“女性资源”“在生男偏好的影响下本来就少，还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男青年容易成为光棍；因此，从类型上看，当下农村更突出的是“经济贫困型光棍”，这是一种“弱势累积”（石人炳，2006；李凤兰、杜云素，2009；刘燕舞，2011；李致江，2010）。因此，光棍问题在当前婚姻市场的形式下俨然成为一个农村社会问题。刘燕舞（2015）用“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来对农村光棍现象进行解释。
光棍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农村社会，在当前打工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相对开放的背景下，农业剩余通过影响家庭劳动力配置的优化程度，家庭资源积聚方式、能力和支配方式形塑出光棍在农业剩余稀薄的农村扎堆分布的格局。楚市人均经营3亩多耕地的农业剩余条件使得笔者调查的这7个村庄的光棍问题并不突出。婚姻市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农业剩余相对丰富的农村的男性之所以能幸免于“打光棍”的命运，并非单单源于其“鱼米之乡”的自然优势，而是源自由此支撑的相对于“穷山恶水”而言更强的支付“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要价的能力”。
因此，“光棍少”并不意味着笔者调查的这7个村庄没有受到“婚姻中的贱农主义和城市拜物教”的影响，相反，这7个村庄均没有置身于越来越高的婚姻成本的地区之外。2014年6月，笔者在河镇梅村调查时，当地的农民普遍反映，“谁家如果在城市没有一套房子，谁家的儿子就很难结婚”。此外，笔者对梅村3组在村种地的10户农户进行统计的资料也显示，达到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是否结婚与其家庭是否已经为其在城里买房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详见表2-3。
表2-3 河镇梅村年轻人的婚姻与在城市购房的情况
虽然影响婚姻情况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个体意愿、年龄、外貌、健康状况等，即并不能仅凭此表就断定二者之间必然相关；但是，这十户中梁言、于从和黄提工这三户4个适婚年轻人有一个突出共性：城里的房子是促成其婚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于从的两个儿子都是过了30岁才结婚，因为在城里买两套房子比买一套房子需要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巧的是”房子一买，婚就结成了。黄提工的儿子也是到32岁才结婚，32岁之前媒人介绍过好几个，女方要求一定要在城里有房子，但黄提工买不起，眼看着儿子都31岁了，黄提工只好自己拼命攒下一点钱，再找亲戚借了点，好不容易在城里给儿子付了首付，没多久儿子的婚就结成了。另外廖在化这一户，廖在化托人做媒，但是媒人建议他先给儿子买了房之后再说做媒的事。
河镇梅村本来搞了新农村建设，当时不少农户在新农村买了独栋的房子，2007年在梅村新农村买一套房子只需要5万元钱，一些人买了，但现在，有很多农户后悔了。于想中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买房子是想让儿子打工回来有个干干净净的住处，也好给儿子结婚成家，但儿子不要这个房子，说“村里的房子再好也是村里的，连个媳妇都讨不到”。
但是，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的成本是很大的，即便是乡镇的一套房子，买下来加上装修总花费在20万元左右，需要一家人积攒三五年；县城的房子总花费在35万元左右，就算积攒三五年也不行，还得借款，或者是找亲戚朋友借，或者是向银行贷款；市里的房子就更贵了，像楚市这样的中小城市一套房子需要40多万元。笔者2015年9月和10月在段镇巷村调查时，村里的会计蔡某于2012年花费41万元给儿子在楚市置办婚房，其中25万元是蔡某自己这二十来年攒的，剩余的16万元是他找亲戚借的；到2015年10月的时候蔡某已经归还了9万元，2016年11月笔者电话回访的时候，蔡某才将欠账全部还清。蔡某说，“好在买得早，要是现在，肯定多花10万还不止，那欠账就还有得还”。
“生养死葬、娶亲完配”自古就是中国家庭伦理文化中极为核心的部分，子代成婚也一直是代际责任伦理中的头等大事。但如今，具有高度社会属性的农村婚姻因其所处的农村社会结构性位置而面临着成本急剧增长的冲击，“儿子是建设银行，女儿是招商银行”[4]，“生男生女都一样，生儿将来没对象”[5]，“生个女儿打麻将，生个儿子晒太阳”[6]，“生两个儿子哭一场”[7]等都是在当下婚姻市场对农村社会造成全面挤压的背景下在笔者调查的农村地区甚是流行的说法。“结婚难”也是楚市的7个村庄农民家庭社会生活遭遇中的核心话题之一。
（三）乡村教育衰败与农民家庭的发展困境
向城市倾斜的不仅是婚姻市场中的女性资源，还有对于农民家庭的发展至关重要的教育资源。在笔者调查的4个行政村中，除了梅村，其余3个村都有村小，即以前的村办小学，这3个村小近几年的遭遇几乎相同：师资和生源均在经历衰退，生源的衰退部分源于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越来越多的学龄儿童选择去城镇的小学接受教育，因为农村教育资源不如城市丰富，农民普遍认为“农村的教育质量不如城市好”，这使生源流出具有不可逆性。
2000年前后，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号召下，村办小学经历了一场较大的合并高潮。笔者调查的加村村小、目村村小和巷村村小均是在那次合并过程中因自身相对便利的交通位置而保留下来的，其中加村的村小是邻近的5个行政村村小合并之后剩下的唯一一所村小。2000年的时候，加村村小的规模达到最大。但此后，村小规模一直在衰退，到2016年笔者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现在加村村小全校从幼儿班到六年级仅剩下7个班级，即一个年级一个班，人数最多的班是幼儿班，共37人；最少的班是三年级，共12人，全校学生不超过200人。2000年的时候，加村村小人数最少的班都超过40人，且每个年级至少两个班，其中6年级甚至有5个班。到2017年9月，加村村小作为完小已经办不下去了，小学四年级及以上的都要到乡镇甚至县市区读书。
不仅如此，加村的教师资源也面临枯竭：2016年全校在编任课教师只有7人，其中30—40周岁的1人、40—50周岁的2人、50—60周岁的4人。而学校教学的课程并没有减少，面临着教师严重不够用的难题，教育部门采取了让城镇年轻中学教师和镇小的年轻教师下村支教的办法。这两三年来，每年到加村村小来支教的老师都有10多人，每一批支教一年，一年后再换一批，这种办法现在已经制度化。此外针对村小幼儿班教师资源紧张的情况，允许学校面向社会聘用教师，加村好不容易在本村范围内找到3个因为刚生完小孩没有外出务工的年轻妇女，出资赞助她们去考幼师证，以缓解师资紧张。笔者的访谈对象聂某，28岁，就是被加村村小聘用的幼儿教师，访谈时她每个月的工资是1800元，现在她的女儿马上就可以上一年级了，她也不打算在村里长干，毕竟这个工资水平相对于外出务工来说，还是低多了，她想过几年到城里买个房子，然后把女儿送到城市去上学。
由于年轻教师严重不足、教师流动性过大，农村办学的质量也在严重下滑。许多在小学阶段从农村转入城市的学龄儿童都需要留一级才能逐渐赶上城里的教学进度，转学转得晚的甚至要留两级才行。农村的幼儿教育质量也没办法和城里相提并论。笔者调查的加村这3个幼儿教师中，两个初中文化程度、一个中专文化程度，她们的幼师证均是在经过简短的培训之后考得的。在幼儿教育的三年中，第一年的主要任务是管住孩子，只要他们不哭不闹就行；第二年和第三年的主要任务是教会他们数数，学写数字和26个字母。而城里的幼儿教育阶段则已经开始双语教学，在幼儿阶段甚至完成了简单的加减法教学任务。有高质量的幼儿教学为基础，城市的小学教学进度就会普遍比农村快，这样一来，农村小孩的教育就输在了起点上。一般来看，初中和高中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其城乡差别就没有那么显著了。因此，这里重点对农民家庭在小孩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教育上的行为选择进行关注。
教育是农民实现阶层流动最重要的路径，古有“学而优则仕”，现有“知识改变命运”。在笔者调查的这7个村庄，村民对教育都很重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也是他们的追求。许多家庭都在做着尽快将小孩送到城里读书的打算，越来越多的家庭已经将这一打算付诸实践，且幼儿阶段和小学阶段在城镇就学的比重已经超过了在村小就学的比重。
接下来从数据上对该现象进行印证，详见表2-4。
表2-4 7个村民小组农民家庭小孩的教育地点分布情况
续表
当前，农村家庭的后代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住在农村，由监护人每天往返于城乡之间接送；第二种是在城镇租房子住，由一个以上的监护人全程陪读；第三种是在城镇买了房子，由一个以上的监护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专门负责接送孩子上下学。第一种方式最麻烦，因此该情况也比较少；第二和第三种方式较为普遍，而且第二种方式很多时候是向第三种方式过渡的形态。
但是，在城市接受教育意味着更高的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类：直接成本包括报名费、生活费、交通费等；间接成本包括租房成本或者买房成本、几口人在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因在城市陪读产生的家庭部分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的机会成本等。
以上呈现的是，农村社会教育资源匮乏和农民家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及其在困境下所做的努力。
（四）城市化的动力：对向城市倾斜的各类社会资源的渴望
上文重点从三个方面描绘了农村社会的生活图景，事实上乡村遭遇的远不只此：农村缺乏年轻人所渴望的现代物质文化生活资料，甚至缺乏允许农民购买的小轿车奔驰的道路条件，还因农民所具有的身份标签而处于社会评价体系的劣势阶层，等等。
2015年4月笔者在浙江上虞调查时，访谈的一个乡村教育家说过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即“一个没有孩子的乡村是注定没有未来的”。推而广之，在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的今天，各类社会资源向城市倾斜已经成为一个难以逆转的社会事实，资源日渐匮乏的农村不仅留不住年轻人，渐渐也留不下孩子，甚至留不住生于斯、长于斯并且原计划老于斯的中年人。“农村没有前途”，大家都在农村之外寻找出路。
无论是进城务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还是进城买房参与婚姻市场竞争，或是争取彻底摆脱“贫贱”的农民身份，或是把小孩送到城市去接受较农村而言更为优质的教育，甚至是单纯出于年轻人对更丰富和更舒适的城市生活的向往，等等，这些都构成了农村社会生态下农民城市化的驱动力，即对向城市倾斜的各类社会资源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