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东亚模式的特征
在20世纪的后半期，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典型的是东亚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发展。从1965年到1990年，东亚8个经济实体（日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拉丁美洲快约两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增加了1倍多[1]（世界银行，1995）。中国的发展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迹，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发展的“奇迹”被世界银行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最大的经济发展[2]，中国发展模式事实上是东亚奇迹的一个延续。这种模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依靠追加要素投入来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具体来说就是以极高的投资率、出口拉动的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以追加劳动力投入为主要特色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以及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因此，世界银行在1993年关于东亚模式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就东亚4个新兴工业化经济体（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最主要的特征是[3]：
（1）坚持宏观管理的重要性，包括稳定的商业环境、低通货膨胀率，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谨慎的财政措施，辅之以其他措施保证经济增长中公平共享高经济增长的成果；有利于出口竞争的汇率政策；通过金融发展和逐步的自由化保证国内储蓄的最大化，推进资源的有效分配，以及与全球金融系统的融合；尽可能减少价格扭曲；采取措施推进初等教育，创立不同技能的劳动力结构，以利于外向经济的发展。
（2）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管理体系，保证长期发展意愿的实现，追求产出与就业的快速增长；加强政府与工商业之间的互动，同时政府要在工商业者之间创造竞争的环境。
（3）政府需要采取积极的政策加快工业化的步伐，增加出口中的工业产品份额。外向发展政策加上汇率政策，就成为达到外部平衡、加速GDP增长、促使生产形成技术、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手段。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东亚政府有选择地选取了关税保护和鼓励出口的政策，其中不乏道义规劝、补贴和金融手段，使得实业界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
（4）政府清楚地表明了可以获得政府支持的条件，方法是实用的，手段可以灵活使用。
概括地说，中国奇迹和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高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增长、出口导向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世界银行（1993）把这种模式归结为出口导向型的增长、迅速的资本积累、强有力的政府和技能形成。东亚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具体来说，无论是东亚奇迹所依赖的高投资率和储蓄率还是出口的模式和政府主导的改革都有其深刻的制度与社会背景。
1.1.1 高投资率的发展模式及其根源
高投资与高储蓄是东亚模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世界银行与很多经济学家均认为东亚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某些特性是这种模式的原因[4]，这是在东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的资本积累方式。[5]
在东亚地区的传统中勤俭节约是一项基本的美德，因此，在中国和东亚其他处于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高储蓄率几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都保持着高达40％以上的储蓄率，日本在战后发展的初期也基本保持这个水平。
较高的储蓄率导致东亚和中国的投资率一度超过55%，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是东亚奇迹产生的一个重要基础。
图1-1和图1-2分别列出了1980~2005年中日韩三国的储蓄率和总固定资本形成率的变化。
图1-1 1980~2005年儒家文化圈中主要国家储蓄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dp-ext.worldbank.org/ext/DDPQQ/showReport.do?method=showReport。
图1-2 1980~2005年儒家文化圈主要国家的总固定资本形成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dp-ext.worldbank.org/ext/DDPQQ/showReport.do?method=showReport。
以追加要素投入为主来拉动经济是东亚国家的典型特征，从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来看，以中国为代表，2003年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见图1-3）。
图1-3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印度国家统计协会（IASA）、《国际统计摘要》、《世界经济年鉴》，以及作者估算。
相反，在过去的持续发展中，中国消费对增长的贡献率很低，2003年后大约只有印度和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不到40%。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9年以来就不断下降，在2003~2006年这几年几乎维持不变（见图1-4）。
图1-4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IASA、《国际统计摘要》、《世界经济年鉴》，以及作者估算。
这种高投资率的模式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不断下降，如中国的增量资本产出率不断升高，这意味着中国的投资效率在下降（见图1-5），事实上，东亚与中国可能正在经历一个报酬递减的趋势。
图1-5 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ww.worldbank.org；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http://www.stats.gov.cn/。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是评价宏观投资效益的重要指标。可以看出，1993年后中国ICOR不断提高，说明投资的效益下降。
1.1.2 依靠追加低成本的劳动投入带来的增长
东亚与中国发展模式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就是在发展初期拥有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并借此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依靠追加劳动投入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东亚国家人口比较密集，且比较勤劳，这让东亚各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更加具有优势。而20世纪70年代东亚的发展正逢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东亚特别是中国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因而东亚，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的中国，首先发展的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表1-1列出了中国与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
表1-1 中国与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中国比其他地区平均值高的百分比）（%）
说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比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同等技术水平下平均高4.22%左右，这让中国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有明显优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以及作者估算。
另外，初级部门较少受工业化和技术进步水平的影响，因此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文化背景和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由表1-2可以看出，尽管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是所有国家中最小的，大约只有印度的四分之一，且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仅高于尼日利亚，但中国的人均谷物产量却仅次于韩国和印度，如果剔除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中国的人均产值约为印度、巴西、尼日利亚的4倍。中国人这种勤劳的品质使中国可以以极低的技术水平、机械化水平以及较少的耕地来获取农业上的巨大成功，这种勤劳的品质让中国在工业化初期在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奇迹背后的重要原因。
表1-2 主要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实物产量）
说明：人均耕地单位为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选取每公顷土地平均可用的拖拉机数量代表，人均谷物产量的单位为千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数据计算而得。为反映工业化初期的程度，我们选择1985年和1990年两年的数据，这两年均为除巴西和韩国外其他国家发展初期的状况。
东亚特别是中国奇迹的另一条实现途径是依靠追加低成本的劳动投入，这得益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在发展初期拥有的低成本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的积累，但是这种低成本的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可能在未来面临着很大的竞争挑战，因为东亚与中国的老龄化可能会越来越严重，中国0～14岁以下人口的比例比印度低得多（见图1-6），这可能会对中国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造成很大影响。劳动力不再像过去那样几乎完全是免费的了，我们从近几年中国出现的“民工荒”和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图1-6 人口和劳动力变动趋势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IASA、《国际统计摘要》、《世界经济年鉴》，以及作者估算。
1.1.3 出口导向与FDI拉动的增长模式
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补充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转移和管理进步是东亚特别是中国奇迹的第三个主要特征。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均对出口抱有一种难以比拟的热情，出口在中国很多地方被视为光彩的事。因此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基本模式，东亚国家的出口占GDP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出许多。以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为代表的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1995年中国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3%左右，占GDP的比重大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可以说国际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由图1-7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达到40%，几乎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自2008年后该比重开始回落，2012年回落至27.3%。出口是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动力。
图1-7 四国出口占GDP的比重
说明：2004年后，与俄罗斯等转轨国家相比，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要高得多。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dp-ext.worldbank.org/ext/DDPQQ/showReport.do?method=showReport。
同时，外国直接投资也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外国直接投资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加快了开放的步伐，各个地区的地方政府均把吸引外资作为衡量自己业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在中国各地均掀起了吸引外资的热潮。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导而不是借外债的方式不仅不会带来较重的外债负担，还会通过跨国公司的投资促进这些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出口导向”成为发展的动力。[6]同时，由政府主导和由跨国公司主导这两种不同的投资类型在引导外国资本的流向上也产生了重大差异，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7]外国直接投资进一步充实了中国国内的资本，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本来源。图1-8列出了1995~2006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
图1-8 四国引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ww.worldbank.org。
但是中国这种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国内消费不足的增长模式可能会因为国际市场的疲软而影响未来的增长潜力。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特征是出口占GDP的比例过大，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国际市场，因此国际市场的波动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这带来了一定的风险（见图1-9）。
图1-9 出口与FDI的比重对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www.worldbank.org。
注释
[1]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23~67页。
[2]同上书，第18页。
[3]同上书，第29~37页。
[4]世界银行：《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5]资本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的水平，储蓄可以最终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因此储蓄率达到一定的程度是经济腾飞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起飞前阶段、经济起飞阶段、趋于成熟阶段、大众高消费阶段。在传统社会中民众收入很低，不可能出现较高的储蓄率；而经济起飞意味着大量投资，投资所需要的资金必然来源于储蓄。显然，只有高储蓄率才能保证经济起飞所必需的大量投资，高储蓄率是经济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罗斯托进一步认为生产性投资与国民收入的比率提高到10％以上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
[6]早期的东亚同样实行过与拉丁美洲相同的进口替代策略，但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成为出口导向型的。
[7]拉丁美洲国家没有把大量外债用于可以增加出口的部门以赚取外汇偿还外债。相反，国家的腐败制度使得外债主要流向基础设施领域，国家偿还外债的能力并没有增强，而外债却不断增加，这种缺口的不断增大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尽管当时东亚同样采用了类似的经济发展模式，尤其是在吸引外资方面，东亚主要是吸收生产性的、可以出口创汇的FDI，政府债务不重。而且，当时的中国主要把债务用于可以出口创汇的行业，比如电子行业，出口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出口的增加不仅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也让外债的偿还有了保障，因此中国很快发展起来，没有出现拉丁美洲国家的问题。